超產權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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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產權理論(Beyond Property Right Theory/Beyond Property-Right Argument）

　　超產權理論是基於對產權理論的有效性的懷疑而提出來的。超產權理論不滿意產權理論提出的通過產權改變，完善企業治理機制，引入利潤激勵機制，從而不斷提高企業的效益，超產權理論認為企業效益主要與市場結構有關，即與市場競爭程度有關。在競爭比較充分的市場上，企業私有化後的平均效益有顯著提高；在壟斷市場上，企業私有化後的平均效益改善不明顯。它的主線是市場競爭是放大器，企業面臨“生”與“死”的關口，是一種生存激勵，驅動企業改善機制，提高競爭力，由此得出利潤激勵與經營者努力投入必是正向關係。企業持久成功取決於治理機制能否不斷改善來適應市場競爭。超產權理論並沒有具體的治理設計方案，而且主張隨競爭環境的變化而調整治理機制。

　　“超產權理論”在接受了“產權論”對產權作用的分析的同時，更加強調“外部環境”的競爭對企業績效的作用。

　　產權理論的核心觀點是，產權明晰是決定企業績效的關鍵。誠然，通過產權變動可以生成、啟動企業內部利益激勵機制，從而有可能提高企業經營者的努力水平與企業績效，但產權變動只是企業內部治理結構優化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下麵，從學理和實證兩個方面，說明產權理論的不足。

　　從學理方面看。首先，企業的績效具有非常複雜的背景和歸因。其可察變數如資本利潤率、企業成長和增長速度、市場份額、全員勞動生產量、產值、成本、技術進步和生產率等，其特性或根源往往不是一維而是多維的。企業的績效除了與經營者的努力程度、能力、風險態度等密切相關外，還受到不少非經營者所能控制因素的影響。如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混合體制下，由於企業目標多元化和行政指令的干涉，導致激勵不准確、不規範、不公平以及證券市場的投機行為等。一般地講，企業是社會生產力與社會經濟關係的統一，企業績效是由企業生產力、企業經濟關係以及市場競爭關係這三大系統因素共同決定。其中，企業生產力包括企業資源稟賦和各種能力的集合，是決定企業績效的內因和核心；市場競爭因素是企業績效改變的外因，起邊界條件和約束條件的作用，可以促進也可能促退。企業經濟關係主要是由產權派生的有關企業資產的權、責、利關係，其主要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而不是生產成本。客觀地說，在經濟轉軌過程中，理順企業經濟關係（亦即理順產權）與塑造公平合理的市場競爭環境，對於提高企業績效的確非常重要。但經濟關係和競爭關係畢竟都是外因，提高企業績效的根本出路還在於提高企業內部的生產力。產權理論強調產權明晰是決定企業績效的關鍵，誇大了產權作為企業經濟關係在提高企業績效中的作用，顛倒了決定企業績效因素系統中的內外因關係。

　　其次，產權理論認為，資產被私人擁有後便有了排他性，這種排他性保證了資產及資產帶來的收益不被資產擁有者以外的其他人侵占，資產擁有者有一種“資產關切”的內在動力。相反，當資產是非排他時，就有人通過“搭便車”去享有資產，從而使公共資產過度使用，甚至流失毀損。然而，若對資產關切的成本高於其現實收益和預期收益；或在商業交易激勵機制的作用下，“非資產關切”帶來的收益大於“資產關切”帶來的收益，資產擁有者往往可能改變對其資產的關切行為。換言之，即使企業產權清晰，出於追求商業交易的動機，資產擁有者也可能違背道德約束而做出對資產關切的逆向選擇。因此，產權清晰並不能絕對保證資產會被關切，即“產權清晰導致資產關切”是有條件的。

　　第三，產權理論認為，占有剩餘利潤是資產擁有者追求效益的基本激勵動機，企業家對剩餘利潤占有份額越多，企業提高效益的動機也越強。然而，現代經營者不僅受到剩餘利潤（包括股權、債權、紅利、獎金）之激勵，還要受到控制權收益的激勵。這裡，控制權收益是指非利潤外經營者的所有收入及從企業開支的消費。由此只強調剩餘利潤激勵動機是不完善的。實際上，企業經營管理工作具有成果無形性、效果的間接性和效益的滯後性，經營者的努力程度、能力、風險態度、投資傾向和決策偏好等“內涉變數”產生的效益，囿於信息、時間、空間以及其它一些不可控因素的限制，很難直接及時準確地通過“顯示參數” （比如股價）加以衡量；而由控制權帶來的權威、成就感、心情的愉悅、良好的自我感覺和現實好處，卻是直接的及時的。因此，相對而言，控制權收益激勵效應大於剩餘利潤激勵效應，至少在短期如此。而且控制權收益越高，經營者就越珍惜他的控制權。面對市場競爭，經營者最理性的選擇是努力工作提高績效，避免喪失控制權。所以，用剩餘利潤占有理論來解釋經營者的努力投入程度與效益改善，有一假設前提“給定市場競爭與控制權收益”。

　　第四，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企業財產組織形式由單人業主制，向合伙制再向公司制方向演變，企業產權歸屬將出現多元化、公眾化、證券化、混合化和虛擬化的趨勢，企業產權歸屬不是變得更為明晰，而是變得更為含糊。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全球化和網路化將改變市場的游戲規則，知識資本已經成為企業成長和競爭最根本的依托，成為戰略資源和第一資源，這將極大地動搖傳統產權的根基——“資本位”。“資本位”將讓位於“知本位”，這一趨勢不可逆轉。

　　第五，產權理論主要是解決企業經營者的利益激勵問題，但沒有涉及精神激勵。然而，激勵被認為是通過高水平的努力實現組織的意願，這種努力以能夠滿足個體某些需要和動機為條件，以對人的心理特征和以此為基礎的行為特征為出發點。根據需求層次理論，人們除了物資利益需求外，還有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對企業的經營者和高管人員而言，當他們在物質上已經能過一種體面生活的時候，由工作的豐富性、多樣性、挑戰性等帶來的心理滿足感和精神愉悅，以及在使命感、責任感驅動下的自我成長、自我實現和心靈升華，對經營者的長期激勵更具本質性。事實上，激勵，尤其是對企業經營者的激勵，一直是世界性的難題，不僅成為制度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和組織行為學的前沿研究領域，而且越來越超越於作為一種“機制設計和制度安排”的路數，進入管理藝術和領導藝術這一更多涉及心理和精神層面的範疇。

　　再從實證方面看。產權理論認為，私有企業的產權人享有剩餘利潤占有權，產權人有較強的激勵動機去不斷提高企業的效益。所以在利潤激勵上，私有企業比傳統的國營企業強。可事實如何呢？英國是世界上最早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國家。英國在私有化過程中積累了很多豐富的經驗和教訓，以及與此相關的理論創新和發展。1997年，英國經濟學家馬丁和帕克（Martin＆Parker）對英國各類企業私有化後的經營成效進行了研究，經過大量實證調查檢驗和綜合廣泛比較後發現：在競爭比較充分的市場上，企業私有化後的平均效益有顯著提高；在壟斷市場上，企業私有化後的平均效益改善不明顯。他們認為企業效益與產權的歸屬變化沒有必然關係，而與市場競爭程度有關係。市場競爭越激烈，企業提高效率的努力程度就越高。同一時期（1996年），澳大利亞經濟學教授泰騰郎（Tittenbrun）分析了85篇有關產權與效益的經濟文獻後也發現：企業效益主要與市場結構有關，即與市場競爭程度有關。綜合研究和實證表明，在產權從公有轉為私有的過程中，企業激勵機制得到了改善（Vicker,1996），效率也會得到提高，產權改革之所以有意義就在於它改變了企業治理機制。但是，改變產權不等於企業治理機制就一定會往促使企業效益提高的方面轉換，市場競爭才是企業治理機制往效益方面改善的根本保證條件。競爭會迫使企業改善機制，提高效益。

　　針對產權理論的不足，泰騰郎（1996）、馬丁和帕克（1997）等學者，以競爭理論為基礎提出超產權論（Beyond Property-Right Argument）。他們認為超產權論比私有化產權論更具理論的內在邏輯性與實證解釋的說服力，併進一步發展和豐富了產權論的基本觀點。超產權理論認為，利潤激勵與經營者努力投入未必存在必然的正向關係，利潤激勵只有在市場競爭的前提條件下，才能發揮其刺激經營者增加努力與投入的作用。超產權論把競爭作為激勵的邏輯起點，其依據是90年代發展起來的競爭理論（Vicker，1996）。競爭理論具體內容有四部分：競爭激勵論、競爭發展論、競爭激發論與競爭信息完善論。這些競爭理論不僅為超產權論發展“競爭激勵”提供了理論基礎，同時還為把企業治理機制從產權中分離出來提供了邏輯依據。市場競爭給企業創造“生”與“死”的擇別，在這個擇別面前，不管企業的所有者是誰，只要它們想生存發展，不被邊緣化和淘汰出局，就得改善企業治理機制，不管是行政治理機制還是商業治理機制。這種選擇的最終發展結果，導致企業治理機制與效益趨同。否則，治理機制差的企業就會被淘汰。依此邏輯在考慮競爭因素後，市場進化的長期最終效應是，治理機制不受產權歸屬所決定。這契合了法馬（Fama，1980）所說的“企業產權歸屬對現代工業企業並不意味著什麼”。不過，這種長期結論並不排斥產權影響治理機制的短期結論。因為在短期中市場競爭尚未達到均衡態，企業之間仍存在著機制與效益的差異，這種差異很可能受產權歸屬或其他因素所影響，但這種差異終將被競爭消除掉。

　　超產權論有兩項基本內容，一是企業治理，二是競爭理論。企業治理主要包括信息非對稱下的合同激勵機制理論、信息非對稱下的經理聘選理論、監督機構和產權結構等。競爭理論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競爭激勵論。它是除了利潤激勵之外的隱含激勵，也就是由競爭誘導的激勵。其動力源有三個，分別為信息比較動力、生存動力和信譽動力；二是競爭激發論。企業之間利益的對抗性、信息的非對稱性及潛在違約性（短期內的違約利益可能超過長期的踐約合作利益），這三個要素激發了競爭；三是競爭發展論。市場競爭程度越高，市場份額的變化與績效的相關程度就越高，這種環境下最利於錘煉企業的發展力，真正優質的企業由此脫穎而出；四是競爭信息完善論。通過比較競爭促使信息產生，以便於企業所有者或經理做出更準確的判斷。

　　超產權理論的主要突破有：

　　（1）超產權論拓展了產權論對企業績效決定因素的分析視野，豐富發展了產權論。

　　產權論只闡明瞭產權激勵（實踐上表現為利潤激勵）與企業效益之間的關係；超產權論不但概括了這一關係，同時還發展了競爭激勵和企業治理機制與效益之間的關係，將市場結構與企業產權制度及其由之決定的企業治理結構，結合起來分析企業績效，將產權論的企業產權制度系統拓展到市場制度系統。超產權論較之於產權論，在解釋企業績效方面更具有內在邏輯和現實感。就此而言，超產權論是一個理論上的發展和進步。產權論中的產權激勵只有在市場競爭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刺激經營者盡職勤勉。市場競爭對於產權激勵，具有放大倍增功能。競爭越激烈，利潤激勵刺激經理努力與投入的作用也越大。但需指出的是，超產權論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產權、競爭和市場的均衡發展，三者缺一不可。市場發育的程度和產權明晰的程度這二者本身也要相互匹配。中國和俄羅斯的改革進程印證了這一點。俄羅斯的改革採用休克療法，一步到位實現私有化，按照產權理論應該很有效，但市場本身未發展到相當的程度，所以效率很差。中國的鄉鎮“草根”企業，產權模糊說不清楚，但很有效率和競爭力，就是因為它與當下中國的市場環境相適應。

　　（2）超產權論闡明瞭自然人私有企業和公共企業相比，孰優孰劣的前提條件，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要成功的先決條件。

　　解釋了國有企業改革的當今發展趨勢，指出發達國家國有企業改革，在由國有國營向國有商業化、公共私有化轉化的同時，致力於打破壟斷創造競爭。而依據產權論自然人私有企業是激勵機制最完美的形式，產權私有化曾一度被視為是解決國有企業走出困境的良方。但現實表明此方並非良策，問題也並非如此簡單。俄羅斯的全盤私有化並沒有帶來經濟的增長，反而使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西方不乏大量產權私有化的企業，其中並不鮮見績效不佳的公司，爆財務醜聞的安然公司就是一例。可見，產權與企業業績不一定存在必然的正相關關係。英國經濟學家馬丁和帕克研究發現，在壟斷市場上企業私有化之後效益改善不明顯，其根本原因是缺乏競爭。田國強（2000）的研究亦表明，企業的產權安排要受制度環境與制度安排的約束。他從理論上解釋了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具有集體性質的鄉鎮企業的發展要好於民營企業這一現象。

　　（3）超產權論闡明瞭競爭的作用。

　　超產權論指出，競爭具有激勵努力、完善信息、發展企業和進化市場四大功能，競爭是改善企業機制提高企業效益最根本的保證。競爭不能保證每家企業都能生存，但能保證最有效益的企業得到發展。靠利潤激勵去驅動經營者的努力，必須要有競爭市場為前提。在短期內，通過產權而迅速改善治理機制是有積極意義的，變動產權是優化企業治理結構的一種手段。但是，企業持久成功取決於治理機制能否不斷改善以適應市場競爭，要改善企業治理結構，基本力量就是引入競爭。超產權理論和競爭理論強調的一個基本政策含義，即創造一個公平、公正、公開、具有公信力和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市場競爭的充分性，體現在市場進入機制和退出機制的有效性和完善性上。就中國現在的情況看來，儘快建立一個高效的市場退出機制在改革中要更緊迫些。沒有一個有效的退出機制的市場，其競爭是不會充分完善的。

　　（4）超產權論所強調的競爭激勵與治理機制，比產權論在實證解釋方面更具有內在邏輯性，既能解釋私有企業的成功，也能解釋國有企業的不敗。

　　相比之下，產權論卻不適用於說明後者。實際上，產權論所受到的最大實證挑戰，就是一些國有企業的成功。超產權論起源於英國是頗具意味的，因為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實踐產權私有論的國家，同時，英國又是市場經濟發展最為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超產權理論和英國的實踐，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改革，具有啟發性、參考性和借鑒性。當然，任何理論應用於實踐，都離不開一定的假設，都要受制於一定的約束條件。超產權論提出的“競爭機制”和 “產權機制”兩個因素的關係，決定著企業治理機制的改善，但在中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國的國企改革，還不能完全“超越產權”。而且，中國的民營企業雖然在近些年有了長足發展，但在實力和規模上尚不能與國有企業相提並論，“國退民進”的提法和實踐需要慎重。

　　超產權理論認為，競爭是企業治理機制有效的先決條件，面對長期的市場競爭的進化結局，討論如何改善企業治理機制應該比討論產權的歸屬更具有現實與長遠的意義。進行產權改革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改善企業治理機制，但如果產權改革前後企業治理機制沒有發生變化，那麼產權私有化對企業業績的影響將不顯著。

　　我國從80年代開始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採取了拍賣與實施股份制改造雙管齊下的措施。但是由於沒有建立有效的競爭機制，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形式上與國外企業一致，而實際上相差很遠。產權的變化並沒有帶來企業治理機制的實質變化，企業業績自然不可能得到改善。眼下國有企業的改革進入了攻堅時期：首先，上市公司的整體業績並不理想；其次，上市公司中龐大的國有股不可能在短期內減持。也就是說，在短期通過產權私有化來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可能性不大。

　　依據超產權理論，在改善公司治理結構的同時，必須創造充分的市場競爭機制，產權的歸屬並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目前國企改革必須實行企業營運商業化。所謂商業化是指企業目標利潤化、企業行為規範化、激勵機制市場化、經理聘選競爭化與資產管理商業化。為此國有企業的改革應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儘管國有股減持受到私人購買力的限制，但政府仍應從股份制公司中退出來。因為政府作為裁判員和運動員的身份不利於競爭機制的形成。政府作為第一大股東不應介入公司的運作，可以讓第二大法人股東管理公司，也可以讓民營企業托管改造低效益的國有企業。

　　第二，建立上市公司退出機制，由此對企業經營者形成競爭壓力，使之為了自身的控制權收益而努力為企業工作。

　　第三，經理人員的任命要引入競爭機制，為此必須建立相應的經理人市場。政府不應直接任命經理人員，避免人事任命中的“同志化”。

　　第四，實行董事長與總裁分離。因為個人權力過於集中不利於企業內人事競爭機制的形成，會導致公司治理機制無效率。那種認為企業成敗在於個人魅力的說法具有片面性。

　　第五，重視發揮獨立董事的作用。因為經營者認知模式會影響整個企業的信息偏好，削弱競爭機制的有效性。聘請不在公司任職，且與其他公司沒有瓜葛的人士進入董事會，能剋服這一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