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平等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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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平等主義是憲法平等原則在財政法中的具體適用。我國《憲法》第4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一律平等。”第33條又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財政平等主義的理論依據[1]
財政平等主義包含著對正義的價值追求，從制度上則主要體現一種平等的對待。它既包括財政收入方面義務人的平等犧牲，也包括財政開支方面權利人的平等受益，還包括在財政程式方面的同等條件同等處理，等等。
財政平等主義是憲法平等原則在財政法中的具體適用。我國《憲法》第4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一律平等。”第33條又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是我國財政平等主義的直接的憲法依據，對整個財政法都具有重要的指導和規範效力。
平等是人類衡量自身價值的標尺之一，它和公平既可以理解為同義詞，也可以理解為手段和目的的關係。當它們被理解為同義詞時，平等本身就是公平，公平也只有在平等的狀態下才有意義。但它們被理解為手段和目的的關係時，平等可以視為實現公乎價值的基本路徑。財政法上之所以強凋平等主義，除了憲法上的直接要求外，更重要的是一種公平觀的指導。如果不能在財政行為的相對人之間做到平等對待，就會使整個財政法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礎上。這樣的法律在古代社會中的確普遍存在，但正是因為它們的落後，所以遭到了歷史的唾棄。
中國財政法所追求的是一種與市場經濟良性互動的民主和法治狀態，平等主義既是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也是政治民主的有力保障。從經濟發展的規律看，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如果讓強權、偏見和歧視充斥財政法的立法、執法和司法過程中，市場機制和價值規律必然失去生存的空間。從國家政權的性質看，我國是人民民主國家，國家權力來源於人民，服務於人民。因此，人民對財政事務應該有平等的參與權，財政法對人民的利益也應該給予平等的保障。
如同其在憲法中的豐富含義一樣，在財政法中，“平等”一詞並不代表絕對的平均或無差別。稅收根據負擔能力而課征，費用根據受益程度而征收，社會救濟根據需要程度而開支，等等，實際上都是一種有差別的平等。同等情況同等對待，不同情況不同對待，這才是實質公平的真正體現。
另外，受財政法公法性質的影響，在具體的執法過程中，財政平等主義也限於財政相對人相互之間的平等。只要符合法定條件，財政部門必須依法徵稅、收費，或進行財政開支，不得人為偏廢。在這個環節中，要求平等對待財政執法部門與財政相對人並無實際意義。然而，如果超越這個環節，從憲法的角度看待財政部門與財政相對人之間的關係，其視野必然更加開闊，結論也可能出現多元。
財政平等主義的基本內容[2]
財政法所追求的公平，既包括起點的公平，也包括過程的公平，無論在實體法還是在程式法上都可以表現為一種平等的對待。也正因為如此，在財政法的不同領域其要求會有所不同，它包括但不限於下述幾個方面：
1．在政治程式方面，人民享有平等的參與權。人民參與的途徑是通過政治選舉組成代議制機構，行使立法權、財政審查批准權和財政監督權。為此，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必須得到強有力的尊重，以保證人大代表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
2．在稅收課征方面，除了堅持稅收法定原則，由納稅人及其代表自己決定課稅事宜外，主要應當根據納稅人稅負能力的大小設計稅制，使稅負能力相同的人繳納相同的稅收，稅負能力不同的人繳納不同的稅收。
3．在費用征收方面，平等主要體現在受益的關聯度上。如，規費體現出直接受益性，不能要求沒有享受公共服務的個體繳納，而建設基金則應根據工程的受益面合理確定義務人。受益程度不同的人，繳費的標準也應該有所不同。
4．在地區間財政關係方面，財政法應該保證最低限度的財政均衡。如，除了中央政府通過轉移支付增加財政困難地區的財政供給能力外，還可以設計一種地區間橫向財政均衡的模式，由富裕地區按照一定的標準向貧困地區進行財政援助。
5．在社會階層間的財政關係方面，應該保障每一個群體同等的機會和待遇，不能出現制度性歧視。如我國目前的城鄉差距很大程度上即與財政支出的不平衡有關，因此應該通過一定的財政法律措施予以反向調節，以促進城鄉的機會均等。
6．在財政支出的標準方面，除了公務所需或無法逾越的客觀困難外，相同的情況應當相同處理，不能因為人為原因導致受體之間的差異過大。正因為如此，在預算編製的過程中，部門之間行政管理費用貧富不均的現象，必須加以改變。
7．在最低人權的保護方面，財政應當保障每一個公民的生存權、受教育權等基本人權，為社會弱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和救濟。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實施範圍不僅限於城市，農村同樣也應該普遍推行。如果本級財政缺乏足夠的支付能力，上級財政應當通過轉移支付予以足額補充。
8．在財政集中採購方面，必須通過公開透明的標準和程式，保障每一個適格供貨商中標機會的平等。如供貨商的入選標準應當事先明定，實施採購時優先考慮招投標方式，設置採購意義和救濟程式，等等。
9．在財政行政程式方面，財政機關有義務平等對待每一個財政相對人，不能毫無理由地為部分相對人設定程式便利，而給其他人設置程式障礙。如在同等情況下，不能只對部分納稅人給予減免稅待遇，而拒絕其他人的申請。
10．在財政司法程式方面，為保證財政部門與其相對人同等的陳述申辯機會，法律必須為財政部門設定較重的證明責任，以矯正行政程式中雙方法律地位的不平等。如，財政相對人只需證明財政行政行為的發生，而財政部門則必須證明該行為的合法性。
財政平等主義的現實意義[1]
實際上，財政平等主義的表現遠遠超出上述有限的列舉。儘管我國尚沒有專門的法律對其進行確認，使其在整個財政法領域具有普遍效力，但由於它是憲法平等原則在財政法領域的延伸，因此完全應該成為一條現實有效的法律原則。
我國目前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舊的社會秩序和分配方式已經被打破，而新的有效治理結構並沒有建立起來，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矛盾也表現得越來越複雜和尖銳。在這種社會背景下，財政平等主義的確立和有效發揮作用，有助於從制度上縮小各種不合理的差距，從心理上增強人們對消除不平等現象的信心，有利於將社會的矛盾控制在人們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內，創造一種平等和諧的竟爭環境。
近幾年來，我國不斷加大對社會保障的投入，增加對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規模，同時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義務教育問題開始有所重視，這些對促進財政平等無疑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但是不可否認，除了財政收入征收方面的具體制度設計外，我國財政不平等現象的重要根源仍然在於財政支出結構的不合理。所以，財政法學應當更多地從經濟發展、人權保障和社會公平的角度，對如何完善財政支出的方向、標準和程式作出應有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