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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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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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是20世紀80年代美國激進派經濟學家提出來的對資本主義的不同發展階段進行制度性考察的理論架構。其基本理念是：資本主義一個特定發展階段的資本積累總是對應著一個特殊的社會結構，即一整套包括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國際、國內製度等在內的統一體；“積累的社會結構”的基本功能就是為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提供製度性支持，但其最終將走向衰落，經過較長一段時期的危機和動蕩，直到一個新的“積累的社會結構”建立為止。“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承接了西方左翼關於馬克思主義危機論的討論，另外也受到長波理論、階段論、凱恩斯主義和制度主義的影響。
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的構建[1]
霍華德·金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史》第二捲開頭提到，自20世紀30年代尤其是二戰結束以來，西歐和北美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心。20世紀70年代初爆發於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自然成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的一座富礦。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的。1978年，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大衛·戈登(David Gordon)在論文集《危機中的美國資本主義》發表《漫漫滑行道上的升與降》一文，首次提出積累的社會結構概念，將其定義為確保單個資本家能夠進行資本積累的，由一系列制度構成的整體(Gordon，1978)。在其後的一篇論文《積累階段與經濟長周期》中，戈登進一步闡發了前文的觀點：資本積累既不會在真空中實現，也不會在雜亂無章中實現，而是藉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得以實現。從一般意義上說，積累的社會結構由促進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各個環節的、互為關聯的四項制度結構所構成：其一，積累的當事人，即公司結構；其二，積累的動力，包括競爭結構和階級鬥爭結構；其三，積累必備的系統性條件，包括貨幣體繫結構和國家結構；其四，單個資本積累必備的條件，包括自然資源供給結構、中間品供給結構、社會中家庭的結構、勞動市場結構、勞動管理結構、最終產品消費者需求結構、金融結構和經營管理結構(Gordon，1980)
20世紀70年代初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使得長波理論研究得以複蘇，戈登也參與其中。他在構建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時，受到瞭如下兩個學派的啟發：其一是以熊彼特為代表的長波理論，熊彼特以較早發現資本主義長波現象的康德拉季耶夫命名持續時間約為50年的長波，並指出導致長期繁榮出現的因素是特定時間內創新的蜂聚，使經濟擺脫蕭條的因素，則是創新的再次蜂聚產生；其二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該學派一再強調，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部矛盾，這種矛盾又集中地體現在資本積累過程中。戈登對上述兩個學派的學術觀點進行了綜合，併在此基礎上初步勾勒出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的輪廓。
戈登發現，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持續時間長達十餘年的危機，兩相間隔的時間多在50年上下，此前的幾次危機分別爆發於19世紀30年代、19世紀70年代以及20世紀30年代，它們之間的間隔與康德拉季耶夫長波恰好相符，在考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危機史時，戈登側重觀察從某一次長波的蕭條期到下一次長波的擴張期的轉變過程，他指出，這些轉變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現象，而是分別藉由歐洲1848年革命、主要發達國家的帝國主義擴張、第二次世界大戰等非經濟因素得以實現的。然而，傳統長波理論家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把資本主義經濟體中社會關係的基本結構視作給定，從而忽略了非經濟因素與長周期變化的“純粹”經濟運動規律之間的關聯。在戈登看來，由於資本主義危機不僅體現為對經濟本身的衝擊，而且也影響政治、社會等諸方面，終結危機的力量也可能並非出自純粹的經濟因素，而是與政治、社會方面相關聯的非經濟因素，尤其是制度因素。
接下來，戈登從兩個方面論述了將制度因素納入長波理論研究的重要性。一方面，按照社會科學研究抽象程度的三層次劃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最抽象的層次是闡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一般意義上的運動規律，最為具體的層次是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日常活動中的體現，積累的社會結構概念及與之相關的積累階段理論，則可以歸入抽象性居於中間層次的分析，它一方面總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瞬息萬變的表現形式，另一方面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規律之於當下的適用性。在此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中，使用中間層次分析者不乏其人：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論述就使用了積累階段概念，宇野弘藏沿襲了列寧的做法，把資本主義發展史劃分為重商主義、自由主義階段和帝國主義階段，併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階段理論”。戈登的中間層次分析則借用積累的社會結構概念，揭示了積累階段和資本主義長波關聯的關係，以及制度因素在資本主義積累從危機階段自我複原(recuperative)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Gordon(1980)把積累的社會結構與資本積累的關係概括為如下三個命題：
- 命題一：經濟體制整體層面的經濟危機相應導致積累的社會結構的危機。
- 命題二：積累的社會結構的不穩定性可能會潛在地導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產生。
- 命題三：無論是經濟開始出現滯脹，還是積累的社會結構內部的制度矛盾爆發，資本總體積累和積累的社會結構可能同時瓦解。
另一方面，戈登也強調，每一個積累的社會結構都具有整體性。關於積累的社會結構的整體性有兩種觀點：前者認為積累的社會結構只是一系列制度的簡單加總，後者認為這一系列制度還創造了具有統一內在結構的社會結構，戈登將這兩種觀點分別稱為弱公式化假說(weak formulation)和強公式化假說(strong formulation)，他本人更傾向於後一種觀點，即強公式化假說，併在之後的經驗研究中一再強調這一點。
總的來說，由一系列內在關聯的制度所構成的積累的社會結構，雖然對於長波擴張期與蕭條期之間的相互轉換至關重要，卻並不是與經濟運行毫無關聯的偶然事件，而是各自從屬於特定的資本主義積累階段，一旦積累的社會結構形成，使得單個資本積累的制度條件得以具備，資本主義經濟體就漸趨擴張，但資本積累的內在矛盾，使得積累的社會結構趨於崩潰，這又進一步使得單個資本積累陷入難以為繼的境地，資本主義經濟體轉而陷入蕭條，乃至爆發危機。這些依次出現的、包含擴張和蕭條在內的數個資本主義積累階段，連綴而成就是一部資本主義發展史。
作為一種中間層次的分析，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發展離不開大量的經驗研究，這也正是戈登所參與的兩組合作研究的主要內容：戈登與愛德華茲和賴希專門考察積累的社會結構中的勞動過程和勞動力市場結構，他們指出，美國勞動力市場從19世紀早期至今的歷史演進中略有重疊的三個階段，即19世紀20年代至90年代的最初無產階級化階段、19世紀70年代至二戰開始的同質化階段，以及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分割化階段，同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長波是相吻合的，勞動過程和勞動力市場結構從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的轉型，都是在某一個蕭條和危機時期發生的，它們都不是偶然的歷史事件，而是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持續而服務的(Gordon et al.，1982)；戈登與鮑爾斯和韋斯科普夫的合作研究則考察了二戰後美國經濟中資本總體盈利能力與積累的社會結構中主要變數，即資本家與工人的關係、國際經濟關係、資本家與公民的關係、政府與經濟之間的關係，並把二戰後美國“黃金時期”積累的社會結構的具體內容描述為：資方與勞方之間達成協議；美國強權下的世界安定和平(Pax Americana)即美國霸權；資方與公民之間達成協議；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對抗趨於緩和(Bowles et al.，1983)。
21世紀的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2]
一、重建21世紀“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
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是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積累的社會結構”學派逐漸認識到，資本主義框架之內一個新結構的形成並不總能帶來新一輪的增長，新自由主義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自我更新的神話，說明瞭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能力是有限度的。一些學者開始沿著新自由主義帶來的歷史性演變對傳統理論進行反思、修正和重建。首先他們把社會結構和資本的快速積累“鬆綁”、“脫鉤”，提出“積累的社會結構”的基本功能是服務於資本獲利和為資本積累提供基本的制度保證，但並不一定就能促成較高的資本積累率；其次是把勞資關係作為社會積累結構建構的核心，提出一個特殊的結構總是圍繞著一種特定的勞資關係的調節機制建立起來的；三是不再局限於民族國家的分析單元，而是在全球層面上來分析“積累的社會結構”的形成和發展機制。它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資本謀利是制度建構的動因
傳統理論認為，“積累的社會結構”的基本功能是促進資本積累、保證長期穩定的經濟增長。沃爾夫森和科茲通過對制度建構驅動力的分析指出，一套以資本為核心的制度體系從根本上來講是由資本家階級主導併為資本逐利服務的，而不是直接為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服務。他們認為，“對單個資本家而言，促進整個體系的快速積累既不是其核心利益所在，也不是他與其他資本家聯手重構社會制度的合作基礎” [9]。因此，積累結構的主要功能就是支持資本獲利，它和資本快速積累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對應關係。從歷史上來看，那些能帶來經濟較快增長的社會結構，是建立在勞資調和、競爭弱化等資本的部分讓渡之上的；而資本的部分讓渡之所以可能，除了資本主義國家運用相對自主性兼顧了資本的長期利益，也是由於當時有利的內外部環境使資本能夠分出一杯羹而不致影響其當下利益。但是，一旦利潤受到“擠壓”、資本的當下利益受損，支持資本謀利就會成為制度建構的唯一考量。
從新自由主義制度來看，它通過削減工資福利、弱化監管、基礎行業私有化等形式提高了資本的利潤率，已經實現了資本制度建構的目的。雖然這套制度同時阻止了利潤向積累的轉化，如金融獨立化造成的實業相對萎縮、削減工資福利造成的社會總需求下降、基礎部門私有化造成的巨集觀經濟不穩定等因素都使資本積累受到了影響，但這隻是表明，當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其制度的自我調整能力就會受到資本規定性的制約，因而不能再兼顧其長遠利益，並體現為一種更為本質化的功能。
2.“勞資關係”作為制度建構的核心
傳統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認為，積累的社會結構並不存在一個核心制度，積累的社會結構的形成是各個環節多元決定作用的結果，制度的完整性源於每個具體制度之間的內在依賴性，是整體超過部分之和的結果。
在近期的討論中，仍有一些學者持這種觀點，如懷特就認為，“‘積累的社會結構’中沒有哪個制度享有特權” ；里佩特也提出，“不必假定存在一個核心制度並讓它來為‘積累的社會結構’的完整性負責”，正因為積累結構沒有一個核心制度，其中每個制度都受到其他制度和歷史偶然性的影響，所以才會形成一個個獨特的“積累的社會結構”。
另外一些學者則不同意這種觀點。科茲和沃爾夫森提出，“積累的社會結構”的建立總是圍繞著一個核心制度，即“勞資關係”制度。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資本與勞動之間矛盾的邏輯發展最終會導致資本主義總危機，但在現實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總危機之所以沒有發生，關鍵在於積累結構的調節使勞資矛盾沒有走向尖銳化。他們進而提出，一個特殊的積累結構總是圍繞著一個特定的勞資關係調節制度建立起來的，比如戰後結構是“勞資調和”基礎上的一整套建制，而新自由主義結構則是“資本統治”基礎之上的一整套建制。在新自由主義制度下，勞資矛盾雖然突出，但仍處於一種暫時的穩定態，資本利用軟(對工人進行分割)、硬(對工會進行打壓)兼施的統治策略避免了勞資矛盾的激化。他們還認為，資本主義具有兩種結構類型，即管制型“積累的社會結構”(Regulated SSA)和自由型“積累的社會結構”(Liberal SSA)交替出現的趨勢。
沃拉斯和布拉迪則從不同時期資本對勞動場所的控制制度來說明資本主義積累結構的演化。他們認為，與19世紀中期手工場主對工人面對面、日常監管型的“簡單控制”對應的是“無產階級化”的社會積累機構(SSA of proletarianiza-tion)；20世紀初資本利用機器綁定工人和工作節奏的非人格化的“工藝控制”對應的是“勞動均質化”的積累的社會結構(SSA of homogenization)；二戰以後以分級評級制度為核心的“官僚控制”對應的是“勞動分割化”的積累的社會結構(SSA of segmentation)。而當代的“技術控制”使資本能夠利用電腦和信息技術對勞動進行遠距離操控，因而形成一種“空間化的”積累的社會結構(SSA of spatialization)，即資本利用全球化對勞動在“空間上”進行分割(不僅是前一時期沿著部類和級別的分割)，從而加深了對工人的“分裂和征服戰略”。
實際上，把勞資關係作為制度考察的切入點，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對資本主義基本層面的觀察，避免把制度的形成僅僅歸因於多元決定作用和外部偶然性；同時也使對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把握成為可能。如果制度的建構不存在一個核心，制度的發展也就不存在一條主線，理論關照的就只能是一個個沒有內在聯繫的特殊制度模型，從而失去歷史性和巨集觀性的考察維度。
3.全球作為分析單元
傳統的“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主要對特定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進行考察，但從90年代中期開始，一些學者嘗試用這一理論來分析美國以外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梅倫德斯對波多黎各戰後制度結構的分析以及納特拉斯對南非戰後制度結構的分析等。在最近的討論中，一些學者又把理論的適用範圍拓展到了亞洲、拉美和中東，並把理論分析的時間跨度延伸到了當代。如薩勒斯對墨西哥80年代危機之後所形成的一個新的積累結構進行了分析，強調這一新結構對美國市場和投資的依賴性。
更多的學者開始質疑傳統理論以民族國家作為分析單元的有效性。他們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已經使“積累的社會結構”本身溢出民族國家邊界，因此要把全球而不是單個民族國家作為資本建制分析的起點。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發展主要包括：資本流動性帶來的生產過程在國際間的“分配”以及通過貿易的“重組”；跨國資產階級首次在“純粹”意義上出現，他們通過“直接的”跨國剝削來共同分割全球剩餘價值；世界性和區域性跨國機構出現，並和民族國家一起為跨國資本的謀利拓展空間。正如羅賓遜指出的那樣：“資本從民族國家中解放出來併在全球化過程中獲得了新的相對於勞動的權力，民族國家也從建構凱恩斯主義的‘積累的社會結構’發展到為跨國資產階級的全球積累服務。”在這種情勢下，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也就不能只是把國際制度納入到國內結構中來分析，而是要把跨國機構和民族國家共同放在一個全球層面的“積累的社會結構”網路中進行考察。
二、全球新自由主義“積累的社會結構”及其危機
在對傳統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重建的基礎上，一些學者提出“全球新自由主義‘積累的社會結構’”命題。其主要內容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並形成一個新的“積累的社會結構”；這個新結構的主要特征是新自由主義及其不平衡、資本金融化、民族國家和跨國機構交織、資本對勞動的統治等；在全球新自由主義積累結構下，資本利潤率穩步上升，資本積累緩慢進行，同時內部矛盾也不斷發展；2007年肇始於美國的金融危機標志著這一積累結構走向衰落；當前的危機和新制度的重建會持續較長一段時期，新制度有可能是另一種管制型資本主義，也有可能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替代性社會制度，但無論哪種制度的建立都要經過階級鬥爭和社會運動才能取得。
“全球新自由主義‘積累的社會結構’”圍繞“資本對勞動的統治”建立起來，並主要為跨國資產階級賺取高額利潤服務。首先，新自由主義制度維護了資本的絕對權力：削減工資福利政策帶來了利潤份額的增加；雇佣政策、環保政策、選址政策等方面的監管弱化利於資本無障礙地追逐利潤；稅制改革使資本運轉的部分成本由社會其他階級買單；基礎性行業的私有化開啟了資本謀利的新領域；自由貿易的推行有利於資本的空間擴張。新自由主義制度在國際間的不平衡性也使資本能夠尋找到最適合的制度配置，如總部和研發中心可以設在機構健全、政治穩定的地方，而勞動密集型生產則可以安置在實行國家管制的廉價勞動力地區等。
其次，資本空間化在達成一種“靈活”性資本積累的同時，也帶來了資本對勞動的“軟性”統治。生產過程在全球空間內的重置以及新的企業形式如合伙制、合資制、轉包制等的出現，一方面使資本能夠靈活地在全球範圍內追逐利潤和規避風險，另一方面也使資本能夠利用廠址遷移對勞動進行威脅，無論實際遷移與否，都能夠保證一種低工資制度和培養順服的勞動力，實現一種“沒有集權的權力集中” 。第三，跨國機構和民族國家互相滲透，為跨國資產階級謀利服務。納東和麥克唐納提出，跨國組織和民族國家之間並不是此消彼長的關係，而是相互交織和相互強化的關係。正是民族國家為了尋求有利於本國之內跨國資產階級利益的特殊政策才推動了跨國機構的發展，而跨國機構的新自由主義宗旨的貫徹也要靠民族國家的權力機制來保障。實際上，作為“超國家”的跨國組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民族國家權力的延伸和轉換，是新形勢下積累結構躍出民族國家層面的新的調節機制。第四，資本金融化帶來“再分配式的增長”(redistributive growth)和兩極分化。金融資本獨立於實業資本的運作形成了一種非經營性的資本主義，在這種條件下，大資本通過吸附中小財富來獲得“再分配式的增長”和“剝奪性積累”。但這種“虛擬式”的增長和積累除了改變利潤分配、造成兩極分化之外，並沒有構成真正的經濟發展動力。
總之，全球新自由主義“積累的社會結構”在為資本獲利提供製度支撐的同時，也使其潛在的矛盾擴大化。它主要反映在：利潤上升和工資停滯造成的社會總需求不足；跨國資本和民族資本之間的矛盾凸顯；資本金融化帶來的投機性和資產泡沫影響到整個經濟的穩定；全球經濟融合造成的經濟周期同步化使危機易於擴散且難以控制。2007年肇始於美國的金融危機標志著當代全球新自由主義制度的解體。從實踐層面來看，新自由主義制度在危機之後不久就開始被改寫：一些發達國家紛紛放棄了自由市場理念轉向救市，各種經濟刺激方案和政府投資項目陸續實施；凱恩斯主義複活，新自由主義受到批判；拉美左翼政黨崛起，反全球化和反新自由主義的社會運動不斷涌現。“積累的社會結構”學派認為，這些跡象中包含著一種管制型資本主義重建的線索，但也不排除一種替代性制度出現的可能性。但無論哪種結果，當前的危機和新制度的重建都將持續較長一段時期，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擴張本質使新自由主義制度不可能馬上終止，進一步的空間擴展和繼續製造經濟泡沫使危機階段拉長；二是金融管制和經濟刺激計劃的調整都需要全球維度上的通力協作，但現存的跨國機制不足以提供這種平臺；三是無論管制型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替代性制度的建立，都不可能在資本的主導下完成，必須經由下層群眾的階級鬥爭和廣泛的社會運動才能最終達成。
綜上所述，所謂21世紀“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就是美國左翼學者在當代資本主義條件下提出來的對全球新自由主義制度及其危機進行綜合考察的理論架構。這些學者在對傳統的“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進行修正和重建的過程中，體現出了一定程度的向馬克思主義的回歸。首先，他們把制度建構的動因歸於資本的利益驅動，並把制度建構的核心歸於勞資關係，都反映出了一種從“反本質主義”和“反還原主義”向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回歸。其次，他們承認新自由主義是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不再對一個“有活力”的積累結構抱有幻想，實際上就是放棄了先前持有的對資本主義調整能力的過高估計，併在一定程度上轉向了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和基本規律的考察。再次，他們通過對全球新自由主義積累結構及其內在矛盾的分析，指出當代新自由主義的本質特征就是資本對勞動的統治以及為資本賺取高額利潤服務，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性維度。最後，他們對階級鬥爭和社會運動在制度重建中作用的強調也使理論表現出一定的激進取向。
同時也應看到，這些學者中的大多數仍然是在改良主義的基礎上對當代資本主義展開研究，他們的批判針對的主要是新自由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本身。相應地，他們對當前危機的制度重建也傾向於一種新的管制型的資本主義。一些學者雖然提出新制度的重建有賴於階級鬥爭的深化，但是對於如何突破資本空間化所造成的隔閡、實現工人新的聯合也沒有做出具體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