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的生產力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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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李斯特的生產力理論[1]

  歷史學派在19世紀四十年代以後是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中居於統治地位的學派。李斯特德國曆史學派的先驅者,他在其經典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詳細闡述了他的生產力理論。李斯特認為,“財富的原因與財富本身完全不同”,“財富生產力比之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經增加的財富獲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經消失的財富獲得補償”。在李斯特的生產力理論中,生產力交換價值的原因,而不是結果,生產力要比交換價值和分工重要得多。“授之以魚,莫若授之以漁”。

  李斯特還認為生產力的發展和擴散有其自身規律,按照生產力發展的規律來確定經濟政策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國家經濟學的核心就是發展生產力生產力是創造財富的源泉,生產力源於“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兩個因素。物質生產力包括“工業力”、“農業力”和“商業力”;精神生產力包括藝術和科學、教育、一般文化事業、國家與社會制度。在李斯特的生產力理論體系中,精神生產力始終是一個重要方面,李斯特認為精神(非物質)生產者之所以具有生產性,是因為他們“生產了生產力”。

  李斯特特別重視精神生產力對財富創造的巨大作用。他在一開始提出,把歐洲各國的情況與亞洲各國的情況相比就可以很明確地明白:“思想與意識的自由對國家生產力的影響很大”,他將其稱為“精神力量”、“精神資本”。他解釋到:“許多世代一切發現、發明、改進和努力等等積累的結果”就是“現代人類的精神資本”。他還用精神資本來解釋古代國家比現在國家人手使用多,工作艱苦,個人擁有土地面積大的情況下反而吃穿卻比不上現在的現象。所以強調任何一個國家生產力的進退,都決定於是否能夠將前人的成就加以運用,並且用自己的能力來加以發揚光大。李斯特精神生產力不僅體現在個人生產力、各種物質生產部門中,還體現在進取精神、刻苦耐勞精神、重視公道精神、自由獨立精神、宗教、教育和道德狀況之中。

李斯特生產力理論的主要內容[2]

  1.精神生產力李斯特指出“精神勞動的生產力”概念,把它看做“精神資本”。他指出:“近一千年以來在科學與藝術、國家與社會制度、智力培養、生產效能這些方面的進步”,以及“許多世代一切發展、發明、改進和努力等等積累的結果。這些就是現代人類的精神資本。精神生產力不僅體現在個人生產力、各種物質生產部門中,還體現在進取精神、刻苦耐勞精神、重視公道精神、自由獨立精神、宗教、教育和道德狀況之中。

  2.自然生產力。指某地區的“現存的天然資源”。對農業而言,指土地資源的富饒程度;對工業來說,指風力、水力、礦產等工業所需要的各種資源。自然生產力並不是一個恆量,它隨精神生產力、科技和工業的發展而發展。

  3.物質生產力。即“工具力”或“物質資本”。它是人們用體力勞動腦力勞動生產的“物質產品的工具(即農業的、工業的與商業的物質資本)。”科技與工業的結合產生了一種巨大的物質力量——機械力量。物質生產力精神生產力二者相互促進、互相依賴、共同推動國民經濟的發展。

  4。個人生產力。指個人進行財富創造性的能力。它從本質上講源於社會,是個人通過社會教化而形成的。個人生產和社會之間相互作用:一方面前者以後者的高度發達為前提;另一方面前者的充分發展是後者的最寶貴資源。

  5.政治生產力。李斯特強調國家與個人的聯繫。政治生產力體現為:一方面政府向個人提供發揮其生產力的各種社會、政治和法律條件;另一方面國家通過各項政策干預經濟運行,合理地整合個人生產力,使之最大可能地有利於國民經濟發展。

  6.國家生產力。它是第一至第四種生產力在政治生產力的整合下,形成的總體生產力。國家對各生產力的整合要綜合考慮本國的社會和政治情況,使國內分工和生產協作合理有序。

  從以上的論述中可以看出,李斯特的經濟思想及理論重視的是生產力,而不是交換價值財富。生產力是構成國家長治久安和持久繁榮的基礎,特別是國家生產力,它是個人一切自由或交換的前提。

李斯特的生產力理論的產生背景[3]

  眾所周知,1815年歐洲恢復和平後,英國在歐洲大陸封鎖政策期問積壓的大量工業品開始向歐洲大陸傾銷。當時的德國實際上處於內部分割的局面。由於缺乏堅強的中央政權,對內不能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對外又無法達成統一御外的關稅。就是到了1834年,德國建立起“統一關稅同盟”後,還是採用1818年普魯士稅率。這對統一國內市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保護國內工商業上並沒有什麼作為,特別是冶鐵、紡織業受到英國嚴重排擠,他們呼籲關稅同盟採取更強有力的保護措施。一方面,“在十九世紀中期,亞當·斯密的學說已經征服了整個歐洲。” 尤其是斯密國際貿易理論,可以這樣說,“國際貿易自由作為一種神聖的教條被所有國家的經濟學家接受,就像在英、法、俄國一樣,在德國的科學界權威都一致同意這一教條。” 另一方面,英國政府為了順利在德國傾銷其商品,專門劃撥“機密費”,收買和操縱德國經濟學界人士和新聞工作者,從而控制理論界和新聞輿論,大肆兜售斯密的自由貿易學說,以科學理論姿態詆毀德國工商業者的保護性關稅的要求。而那些在英國傾銷商品中可以廉價購買並從中獲益的利益集團則贊成關稅同盟維持其現狀。用斯密學說來支持他們國際自由貿易市場,抵制芰稅保護政策。認為自由貿易可以買到其他圈家比較便宜的商品,這樣比直接由本國來生產更加節約資金,降低生產費用生產成本李斯特看來,這種似是而非的觀點之所以能普遍流行,主要是基於斯密主義的交換價值理論框架。這種觀點強調交換價值,把交換的作用高於創造的作用,從而把國際貿易看成是致富的惟一手段 要想徹底批判這種流行的曼徹斯特豐義, 有拆毀它所賴成立的理論基礎,置換到一個新型理論範式上才能完成這一任務。

  任何新理論的產生,不僅有其現實及外部史的原因,同時也有內部史即理論內在發展邏輯的原岡。李斯特生產力理論是斯密和薩伊理論邏輯發展的結果。

  自從魁奈經濟學變成一門科學來,一直都把財富作為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因而“什麼是財富?誰在從事生產財富即什麼是生產性勞動?”是古典經濟學共同關心的主題,重農學派認為財富只是農業生產的“ 凈產品”。因此,只有那些在土地上的勞動,即從事農業活動的人才是生產的 那些從事非農業生產的勞動,諸如工業、商業以及精神勞動,如科學、藝術等等都不具有生產性。斯密堅決批判重農主義道: 這科學說最太的謬誤似乎在於把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看做全無生產或全不生產的階級。” 實際上。“自分工完全確立以來,各人所需要的物品,僅有極小部分仰給於自己勞動,最大部分卻須仰給於他人勞動。”即通過交換而實現的。斯密修改了魁奈重農學派的財富概念,把財富看成交換價值即能交換的物品。那些能被固定的某種實物上的勞動才能被視為生產性勞動。顯然,工商業是直接增加和固定在耐久物品的價值,並提供交換。所以工商業勞動當然是生產的,而精神勞動者的勞動和僕人的勞動一樣是一種勞務,它不能被保存卜來用於交換,所以,精神勞動不是生產的。他說,在不生產的勞動中, 當然包含著各種職業,有些是很尊貴很熏要的,有些卻可說是最不重要的。前者如牧師、律師、醫師、文人;後者如演員、歌手、舞蹈家,一但這類勞動中,就連最尊貴的,亦不能生產什麼東西供日後購買等量勞動之用。象演員的對白,雄辯家的演說。音樂家的歌唱,他們這一般人的工作,都是隨生隨滅的。”

  在經濟學發展史上,薩伊是斯密的直接繼承者和傳播者。儘管如此,薩伊和斯密在精神勞動的生產 問題上是截然相對的。他批評斯密道,如果精沖勞動不是生產的,那麼如何解釋他們又如何憑藉自己的勞動發財致富這一事實?薩伊認為這是由於斯密”把財富一語狹隘地限定在有形物質所具有或所體現的價值”。

  這樣,那些無形產品就必然不是財富的範疇。一般說來,精神生產者的勞動並不直接生產有形產品交換價值,而是一種無形產品如理論著作、圖紙等。自然地。精神生產者當然是不生產財富的 所姒要解決斯密把精神生產者的勞動作為不生產的錯誤,只有重新界定財富的概念。

  在薩伊看來,人的勞動並不是創造物質,只不過改變已經存在的物質形態,以提供該物品所小具有的效用,或者只是擴大了原來的救用,滿足人類生活需要,所以說,“創造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就等於創造財富。” 薩伊運用他這個效用財富觀來說明僕麽是生產性問題,凡是生產某種效用的勞動都是生產性的。從事物質勞動,由於它授與物質以效用,當然是生產的。精神勞動也可以創造另一種效用。即間接地有助於物質生產的發展,如醫生生產了健康,恢復了人們的勞動能力;音樂家、演員生產了愉快,給人充分休息提高人們的勞動能力等等。正是精神勞動也可以生產具有某種滿足人類的效用。所以精神勞動也是牛產性的、李斯特針對斯密否定精神勞動的觀點作了尖銳的批判。毫無疑問,一切財富總是由腦力和體力勞動得來的,可是,斯密“僅僅把體力勞動作為財富的起因”。 ‘按照這個學派的說法,一個養豬的是社會中具有生產能力的成員,一個教育家卻反而不是生產者。供出售的風笛或口琴的製造者是生產者,而大作曲家或音樂名家,卻由於他表演的東西不能具體地擺在市場,就屬於非生產眭質。醫師救治了病人,倒不是屬於生產階級,相反的,一個製藥工人,雖然他所生產的交換價值(丸藥)在化為無價值狀態以前的壽命也許只有幾分鐘,卻是一個生產者。象牛頓、瓦特或科普勒這樣一種人的生產性,卻不及一匹馬、一頭驢或一頭拖重的牛。”造成這樣滑稽的矛盾是緣於斯密的交換價值的財富觀。實際上,斯密“把物質財富或交換價值作為研究的惟一對象,把單純的體力勞動認為是惟一的生產力”。

  至於薩伊,他的效用財富觀確實試圖想解釋精神勞動的生產性問題,這比斯密要前進一步,但他混淆使用價值和價值,把使用價值—— 效用當作價值本身結果效用理論導致把人類一切活動都能夠解釋為生產性的,因為只要人們活動產生某種有用性就可以劃為生產範圍。事實上薩伊也把賭博、跳舞和賽跑都看作是生產的,甚至他把妓女也納入勞動者的範疇。更為重要的是,他雖然批評斯密的交換價值財富觀,從本質上他並沒有完全擺脫交換價值財富論的影響,也就是說,他有時是站在交換價值立場上看財富的。準確地講,他只是把斯密交換價值擴大了而已。薩伊“除了確認亞當·斯密所否認的精神勞動的生產力這一點以外,並沒有什麼新的或獨創的見解。上述這一點,根據生產力理論來說固然十分正確,不過與交換價值理論是對立的,因此就這一點來說,斯密的理論顯然要比薩伊的完整些。” 這就是說,薩伊雖然試圖糾正斯密把精神勞動排除在生產性領域之外的錯誤從而把精神勞動歸為生產性的 可是這種做法和他的交換價值的立場相悖。這是因為,精神勞動者的消費行為確實是減少了物質生產和蓄積的總量。這樣,從理論的邏輯來看,斯密把精神勞動排除在生產性領域之外反而表現了他邏輯一貫性。而薩伊既不願徹底拋棄斯密的交換價值觀,又想把精神生產歸為生產性領域這種做法註定是要失敗的。要想解決上述中的理論困境,必然要拋棄斯密的交換價值的財富觀。

李斯特的生產力理論的貢獻[3]

  生產力理論是李斯特對經濟學說史的重大創新,著名的法國經濟史專家吉德曾這樣評價過,正是李斯特“闡述了一些新的真理,使他的著作具有一種永久的理論價值,並且確立了它在經濟學說中的重要地位。事實上,他提出了對當時的理論來說完全是新穎的兩個觀念。即與世界主義相對的國家主義觀念,以及與交換價值相對的生產力觀念。”

  用生產力觀點來觀察問題就會發現,決定一個國家的未來發展的,並不取決於一時獲得的那種死板的靜態的交換價值的多少,而是決定於它獲得的生產力的發展程度,甚至為了獲得生產力可以犧牲或放棄一些暫時的跟前利益。而“流行學派以單純的價值理論為依據,認為國家應當像商人那樣,向最便宜的供應處採購商品。如果在國外可以用較低代價買得到任何商品,我們不去買而動手自己製造,那就是愚不可及的舉動,認為國家的工業應當完全聽任個人私利的擺佈。認為保護關稅造成壟斷者,是犧牲了國家利益使國內工商業者個人獲得優惠待遇。的確,保護關稅在初行時會使工業品價格提高;但是同樣正確的,而且也為流行經濟學派所認可的是,經過相當時期,國家建成了自己的充分發展的工業以後,這些商品由於在國內生產成本較低,價格是會低落到國外進口品價格以下的。因此,保護關稅如果使價值有所犧牲的話,它卻使生產力有了增長,足以抵償損失而有餘,由此使國家不但在物質財富的量上獲得無限增進,而且一旦發生戰事,可以保有工業的獨立地位。”

  西班牙、葡萄牙。波蘭、俄羅斯等國的歷史已經證明瞭,這些國家的地主貴族們用自己的農產品交換英國的價廉物美工業品,雖然曾有過~段美好的時光,但由於沒有及時保護和發展本國工業,這些國家現在已經成了英國的農業國。可見,不重視生產力只重視交換價值,這對於個人的短期利益也許有好處,但對於個人和國家的長遠利益而言,不建立自己的民族工業短期的收益換來的永遠是工業強國的奴隸,購買廉價外國貨最終結果必然是占小便宜吃大虧。正因為工業對於一國的生產力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對於還處於工業發展初期的德國,國家必須採取保護幼稚工業政策,特別是對那些關係到國家獨立自主的重要工業部門。那些從英國傾銷商品中獲益的利益集團,不僅通過無限誇大交換價值來反對國家干預經濟,而且有意地把貿易自由與宗教自由、內政自由混為一談,到處宣揚國家干預會直接威脅到個人自由。由此動員擁護自由的善意的人們來反對國家在國際貿易方面實行保護。李斯特的生產力理論指出,我們不能離開國家的生產力來空談個人自由 個人自由是以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為前提,而這一切都離不開國家的工業化國家干預經濟儘快地實行工業化,就是要增強國家的整體生產力 因而,利用國家的力量促進生產力根本不會成為公民自由的障礙,相反,它是保護和實現公民自由的物質基礎。

  李斯特正是運用他的新型理論範式即生產力理論,從當時的實際國情出發,有力地駁斥了當時處於強勢的斯密主義,在學理上為保護幼稚工業提供了理論基礎。李斯特運用生產力理論範式,對關於精神勞動的生產性問題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正是斯密的狹隘的交換價值財富觀,使他無視精神勞動的生產性。這顯然是與事實相背的。然而,“從生產力理論的觀點來看,那些養豬的和製藥丸的當然屬於生產者,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教師、作曲家、音樂家、醫師、法官和行政官電是生產者,他們的生產性比前一類要高得多。前者所生產的是交換價值,後者所生產的是生產力。就後類來說,有些人能夠使一代成為生產者。有些能促進這一代人的道德和宗教品質。有些能提高人類的精神力量,有些能使病人繼續保持他的生產力。有些能使人權和公道獲得保障。有螳能確立並保護公共治安。有些則由於他們的藝術給與人們精神上的愉快享受,能夠有助於人們生產情緒的高漲。

  至於薩伊,“在他這方面,並沒有別的路可走,要么接受亞當·斯密傳給他的衣缽,那就是採取那種荒謬見解。認為精神勞動者是不生產的。” 可是,薩伊既然捨不得扔掉新密給他的交換價值財富觀。那麼要確認精神勞動的生產性這個論題,不僅與其交換冊值理論邏輯相悖,而且也會導致把人類一切活動都能解釋為生產性的另一種荒謬。實際上“只有當我們把國家的生產力而不只是交換價值的占有看成是國家財富時。我們方纔能把精神勞動者稱作是生產的。

  可見,李斯特的生產力理論表明,他既剋服了斯密的狹隘的財富觀,又剋服了薩伊為把精神勞動納入生產領域而造成的理論混亂。第一次在古典經濟學視界中比較合理地解釋了精神勞動的生產性問題。自魁奈建立古典經濟學以來,財富一直是政治經濟學關註的焦點,生產力只是一個邊緣性概念。李斯特第一次真正地把生產力引入經濟學,並且作為經濟學的核心範疇。動態的生產力概念置換靜態的財富,把動態分析引入到了成本— —收益分析模型之中,包含了私人與社會的成本—— 收益、短期與長期的收益區分的思想,從而大大地擴大了古典經濟學視野。在方法論方面,運用生產力理論,把個人生產力與社會生產力統一起來,從而在個人與社會關係上,李斯特強調了個人與社會的統一,而不是對立,並且在經濟學說史上,他也是最先把國家制度和倫理道德等精神文化作為經濟增長內生變數來看待。這無疑為制度學派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思想資源。特別要指出的是,正當德國理論界和輿論界大多數人投入到英國人懷抱中為其利益辯護時,李斯特能以自己的民族、國家未來發展為著眼點,運用自己的生產力理論堅決抵制處於強勢的斯密主義交換價值理論,從而代表了一種學術良心。

參考文獻

  1. 周穎.王芳,從李斯特生產力理論看我國科教興國戰略.合作經濟與科技[J],2012,(12).
  2. 張碧波.李斯特的生產力理論與當代.中國經濟政策的選擇.企業導報[J],2010,(4).
  3. 3.0 3.1 餘章寶.李斯特的生產力理論及其貢獻.河北經貿大學學報[J],200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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