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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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體賦權是新媒介在媒介社會化和社會媒介化情形下的總體表述，它是在國家總體性權力和個體性權力之間的博弈，也是一種社會關係網路中權力的授予或剝奪。它指出，媒介不再僅僅是傳播內容的渠道，媒介本身已經成為了權力實現的重要源泉與力量。福柯認為，“權力只有在關係中、在關係作用（運作）中才存在”。所以，新媒介賦權所強調的，並不是新的媒介技術帶來了什麼新的權力，而是一種媒介使用者所構建出的新的社會關係網路，以及其所帶來的新的賦權機制。

　　互聯網發展到今天，已經不僅是一種傳播媒介，傳播渠道或者平臺，而是可以與物質、能量相提並論的生產要素，是重新構造世界的結構性力量。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極大地激活了個體及其嵌入的關係網路資源，從社會的“底部”改變了賦權模式與權力格局。“關係賦權”作為一種新的範式迅速崛起，成為比“行政賦權”、“資本賦權”更加高效的賦權機制，它作用於社會資源、影響力、價值與機會的流轉與分配，為少數群體、邊緣群體和能力喪失者（disabled）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創造了條件。關係賦權通過激發個體價值與關係網路，賦予公眾討論、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權力與能力，社會治理的環境與格局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變遷。本文試圖探討關係賦權對當前社會治理邏輯的影響，以及在這樣的社會生態之下，社會治理的重要參與者----社會中間組織將沿著何種路徑演進。

　　互聯網正以驚人的速度、深度和廣度推動著中國社會深層的結構變遷。過去10年間，移動互聯在中國的快速發展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遠遠超出經濟領域。互聯網，尤其是移動聯網，已經打破了原有的社會結構、資本結構、地緣結構與文化結構，顛覆了原有的議事規則、權力格局和話語權分佈，成為影響社會治理格局和規則的主導性力量。互聯網對社會生態的根本性影響主要體現在：

　　首先，移動互聯網技術在中國各個階層的廣泛擴散與應用，使信息擁有者和信息匱乏者之間的“信息鴻溝”正在逐漸消失。在以往的傳播格局中，傳播主體是擁有傳播權力的機構或新聞媒體，信息只在官方許可的渠道內傳播，官方渠道發佈什麼信息，公眾就獲知什麼消息。由於傳者與受者之間的二元對立性和信息不對稱性，公眾對權威媒體發佈的信息無從檢驗與求證，因此，少有人挑戰官方信息的真實性、全面性與客觀性。而開放、連接、互動又充滿無限潛能的互聯網帶來了一種新的游戲規則，來自不同地域、階層、文化結構的個體作為一個個節點在關係網路中交織、融合，在新的架構之下生產、共用信息和意義，這個“活”的網路不僅時刻發生著信息交換，還充滿了交談、協商與合作。傳統社會建立在信息資源壟斷基礎上的社會治理模式發生了從“全景監獄”到“共景監獄”的根本性轉換（喻國明，2009），信息傳播呈現出去中心化、多元化、平權化的格局，“信息鴻溝”逐漸趨於彌合。

　　第二， 傳統機構的權力優勢與合法性日漸式微，個體的潛能與資源得到前所未有的激發。在工業社會中，信任與正式的社會結構緊密相連（羅德里克&湯姆，2003）。組織是人們進行社會行動和交往的載體，相比於個人，正式的組織象徵著更加確定的行為預期、經過反覆檢驗的互惠機制和較低的交易風險。長期以來，個人的社會行動主要依附於制度化的機構，通過制度、組織賦權獲得合法性與正當性。而今天，互聯網打破了權力的疆域和組織的神話，激活了個體的潛能，使個人得以在互聯互通當中成為社會生活的基本主體和基本單位，蘊含於個人身上的種種價值因數（個人的時間、知識、體驗、社會資源及做事能力等）、個人能量和基礎性資源紛紛被激活、被髮現、被檢索、被整合和利用（喻國明，2016）。不僅如此，互聯網中還誕生了針對個體間交往的聲譽機制，例如，網路商務和互聯網公益組織基於“一切人對一切人傳播”的假設，通過有效的制度設計實施激勵與懲罰，解決了網路社區中的信任問題，大大降低了“陌生人社會”的交易和交往成本，為個體行動拓展了更加廣闊的空間。

　　第三， 互聯網重新塑造了公眾的權利意識，他們不甘於做被動的“接受者”、“聆聽者”，而希望在公共事務中自由表達和參與行動。互聯網對於自由、多元的公共空間的構建，為人們重新審視、討論個體與共同體之間的關係提供了機會，成為個人參與公共議題討論、表達利益主張的重要渠道。公眾的權利意識與互聯網發展形成了密切的互動關係，一方面，互聯網的自由表達、平等對話、理性批判等精神促進了權利意識的覺醒，有利於市民社會和公民人格的培育，另一方面,互聯網賦予公眾更多的話語權，在一些維權行動中，網路輿論在推動事件解決和權利落實中顯現了巨大的威力，促進了公民權利的實現和現實問題的解決。在這樣的氛圍下，公眾藉由互聯網參與社會治理的意願日益強烈，互聯網中誕生了大量“微公益”組織和“網路自組織”，新興的互聯網公益組織成為社會中間組織的新形態，它們重新定義了公益圈的游戲規則和行為標準，挑戰傳統社會組織的地位與權威，近年來一些官辦社會組織遭遇的危機，其實是新的公益範式對傳統封閉的社會治理模式的猛烈衝擊。

　　第四，在風險社會的語境下，互聯網的複雜性使得信任與懷疑、安全與風險的關係愈加緊張，也為社會領域一些複雜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新思路。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使現代社會進入了一個空前複雜的時代。用“複雜”來形容我們身處的社會，意味著我們將面臨更多不確定性和悖謬，並且無法從局部推知整體。作為社會“底部”的生產要素，互聯網將萬事萬物卷入其中，但絕非簡單的堆疊，而是啟動複雜的、交互性的化學變化。複雜性的隱喻無處不在，“大量簡單個體如何在缺乏中央控制的情況下自行組織成能夠產生模式、處理信息甚至能夠進化和學習的整體”（Melanie，2009），正是對巨集大社會系統運行機制的譬喻。我們將一些視頻或事件在互聯網上的高烈度無序傳播稱為“病毒性傳播”，就是將互聯網的複雜性比之於生物化學系統的複雜性。社會演進越深入，社會系統越複雜，簡單粗暴的社會治理模式越不可能奏效，複雜問題的解決，要求我們走出還原論和二元結構的泥沼，以非線性的思維和一種生命整體觀重新看待和解決社會領域涌現的問題。

　　新媒體的發展使受眾從信息的接收者，加入到了信息生產者的行列中，受眾被壓抑的話語訴求得以被新媒體賦權；也正是受眾和媒體之間、受眾與受眾之間維持的良好互動，使新媒體更具有信息傳播的穿透力，為受眾賦予話語權的同時也是為傳媒自身賦能。

　　1.工具權力演化為社會權力

　　互聯網技術作用下的大眾傳媒改變了傳統媒介時代的傳受關係，媒體所處的話語主導傳播模式已然被解構，新媒體賦予受眾話語權的最顯著表現是，新媒體平臺上的UGC內容逐漸增多，信息傳播呈現出去中心化的傳播特點。新媒體技術具有社交補償、自我表白的賦權功能，互聯網時代的大眾傳媒賦予了受眾可以自我表達的空間和渠道，激發了受眾用傳播信息、評論信息等話語形式表達自我意識。互聯網技術擁有的工具性話語權力，通過受眾對信息的分享和使用演化為社會權力。

　　在傳統媒體時代，由於媒介的單向傳播特點，受眾處於被動和邊緣的位置；而互聯網特有的草根性、互動性讓受眾的言論可以進入到傳媒話語體系，使受眾獲得話語權力。對事件的圍觀是受眾進入媒體公共話題的第一步；其次，對事件進行評論，將信息傳遞到朋友圈、公共平臺，與權力階層進行話語抗爭，並有可能將這種話語表達轉化為線下具體的抗爭行動。

　　在傳統媒體時代，話語權掌握在特定的權力所有者和媒體組織者手中，受眾個體難以進入到媒體的話語體系中；而如阿裡巴巴和第一財經合作的螞蟻聚寶財經APP，互聯網技術使螞蟻聚寶這樣的財經媒介平臺具有了和受眾對等溝通並使用的社交功能。低門檻、高便捷、強聯繫的社交圈子使受眾個體零散的言論得以聚合，形成社會能量。如同印刷術終結了貴族對知識的壟斷，引發了權力更迭和社會變革；互聯網技術使自媒體打破了傳統媒體時代話語權只掌握在媒體組織者手中的局面，將技術擁有的工具性權力轉化為受眾可以通過媒體為自身賦權的社會性權力，這是新媒體對傳統媒體話語霸權的挑戰。

　　2. 互聯網的產業邏輯為媒體賦能

　　互聯網自身帶有的交互特性改變了受眾在傳統媒體時代信息被動接收者的角色，用戶分享信息或進行二次傳播時並不只是簡單地重覆，而是加上了帶有受眾自身感情色彩和價值觀念的選擇及評論，大眾傳媒通過互聯網技術已經嵌入到受眾的社會關係中，為受眾建立了連結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的社交關係網路。而這種社交關係對於受眾和大眾傳媒都具有促進作用。

　　以阿裡巴巴入股第一財經為例，阿裡入股第一財經後，包括第一財經網站、第一財經周刊、第一財經資訊、第一財經談股論金等欄目均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版，向網站、微信公眾平臺、手機客戶端等媒介形式擴張。帶來了大數據、社交互動等互聯網技術的阿裡巴巴在一定程度上確實為第一財經帶來了更鮮活的發展驅動力。

　　阿裡巴巴的平臺交互模式使大眾傳媒在提供資訊內容的基礎上附加了社交功能和服務功能，拓展了媒體作為人體的延伸，傳統媒體也因此被激活，在社交功能和服務功能的互動作用下加速了信息的傳播和反饋。此外，交互平臺中的大數據技術將受眾的閱讀偏好反饋到內容生產中，社交功能使受眾將消息二次傳播到社交圈形成話題討論。自媒體通過互聯網平臺蓬勃發展，大眾媒介通過互聯網技術賦予了受眾話語權，而受眾渴望被賦權、渴望有表達的渠道也是促進傳媒變革、引導傳媒向互動型媒體進化的內在邏輯。互聯網企業進入大眾傳媒領域是技術發展、社會運行的結果，並通過全民分享的技術為媒體賦能。

　　進入21世紀，貼吧、QQ、微博、微信等社交平臺迅速發展，激發了網民的利益訴求表達意識。再加上簡單易行、低門檻、即時性、廣覆蓋和病毒式播散的技術設置，更加有助於鼓勵普通的網路使用者，從而將網路新公共領域作為自主發聲，表達各種意願、要求、主張、意見和建議的平臺。

　　自媒體時代，話語權從精英向大眾的轉向使得普通大眾與精英之間的界限模糊。簡言之，媒介環境、特別是新媒體對受眾的賦權為亞文化信息的生產和傳播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和機會。

　　當前，網路社會亞文化的表達形式呈現多元化趨勢：

　　一是文字。文字是最基礎最常用的載體，這種形式被運用到了當下新媒體產品出沒的大多數領域。視頻“彈幕”就是文字形態表達形式之一。彈幕帶來的眾多特質的變化逐漸讓其從小眾走向大眾。

　　二是圖像。已成為視覺文化時代最有效的話語勸服途徑。相較於文字內容而言，圖像在與受眾的心理對話中更具有勸服力，原因在於視覺信息內含的戲劇性、意義表達、情感認同構造等方面具有語言文字元號不可比擬的優勢。在圖像表達形式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漫畫、動圖以及近年來流行的表情包。近年來，種種風格各異的表情包構成了社交媒體上的一種常見的情緒表達形式。

　　三是語音。利用電腦、手機等作為通訊工具，可以構建起基於語音通信的“語音社區”，聚合不同興趣、關係、地域的人際關係，近年來流行的微信、YY語音、QT語音、陌陌、易信等都是這種溝通方式的代表產品。即時對話，口語交流的特點使得用戶個體的觀點表達非常便利，語音社區的形成擴大了個人觀點的波及面。直播上的走紅，很大原因是其通過“喊麥”形式所表達對社會的評價戳中了部分網民的痛點，引發強烈的共鳴，進而獲得龐大且穩定的粉絲群體的支持。

　　四是視頻。當下的網路視頻已經成為網路空間中人們表達自身情感、觀點的全新交流方式。短視頻、視頻直播都是其重要代表。短視頻和網路直播的興起使得視頻內容由嚴肅轉向活潑，甚至走向了日常瑣事，視頻的內容更豐富多元。傳播的內容也傾向於平民化，展示、交流的意味更強。

　　首先，表達主體和途徑的多元化促進了網路社會亞文化的傳播。

　　一方面，新媒體平臺應用的開發與以智能手機為代表的手持終端的快速普及，使具有自媒體條件的群體力量快速發展壯大，極大地提高了網民的表達力量、促進了途徑的多樣化發展。此外，得益於技術轉型期和社會轉型期的福利，網民的意見得以最大化表達，每一個網民都有機會參與其中，越發促進著網路空間亞文化的傳播。特別是伴隨著輿情表達渠道的增多，這一群體在我國社會話語空間也在發生著改變，新媒體產品成為社會話語空間的重要陣地。

　　其次，網路社會亞文化是一種人群基於“趣緣”的網路聚集與內容傳播。

　　由於不同網路平臺的存在，具備不同興趣愛好的網民尋找“志同道合”伙伴的難度大大降低。

　　再者，亞文化的無序傳播體現了網路輿論生態缺乏有效監管。

　　任何缺少監督的權力都會產生偏頗，對情緒表達監管與自律的缺失也會導致無序化。

　　最典型的表現形式就是夾雜在亞文化傳播中的信息轟炸和信息欺騙，例如地方網路主播以“慈善”為由頭實施網路詐捐。此外，網路社會亞文化的負面傳播效應也值得關註。

　　當下，我國正處於社會變革轉型期，改革必然觸碰利益分配，各種矛盾相應而生。在矛盾和衝突發生時，網路亞文化的負面傳播效應凸顯，網路群體情緒呈現非理性膨脹趨勢，進而迅速傳播，引發群體圍觀和跟風，影響社會輿論。在現階段，更需要關註這些亞文化新現象、新載體、新形式背後的文化需求以及現實訴求，將網路社會的亞文化作為觀察社會的“視窗”，積極挖掘、探討與解決隱藏在亞文化深處的社會問題。

　　今天的多元主體正在不斷的分化，至少可以分為傳統媒體主導的類型，包括今天上午寧二在的時候，我們傳統紙媒所代表的公益周刊或者是公益版本，社會化媒體公眾自主型，當然還有企業主導型，我今天分享的是社會組織，一般來講中國的社會組織會把它分為三類就是官辦的社會組織和草根NGO和國際NGO，在多重邊緣身份下麵的草根NGO如何實現新媒體賦權。

　　首先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傳統媒體時代我們怎麼樣做公益傳播，怒江建壩的事件，圍繞這樣的公共議題開始出現了兩派的觀點，反壩派和所謂的建壩派，以NGO集團為主，他們共同來推動了這個議題不斷的發酵，最後倒逼政策在中國出現了逆轉，這一次他們遭遇到了社會組織的狙擊，關於環評的報告，我們溫總當時說本項目爭議較大，擱置開發。

　　我們看它的策略，首先是發動媒體網路，為媒體提供信息的補貼，它對接的是傳統紙媒，主動的成為信息源，進行國際動員，拓展議題的政治機會，並引起國際媒體的關註，建設專題網站，促進議題廣泛的傳播和成為媒體界持久關註的議題。

　　我們已經非常快的來到了新媒體時代，這是我們公益傳播的路徑，提升新媒體環境下整合傳播的能力。當然很多人說你要講微博和微信相關的東西，我們後面會講新媒體下麵的公益傳播能力的提升，包括兩方面，簡單來講第一個是借船出海，我們可以在上面實現資源的倡導。另外一方面，我們針對不同的NGO，有針對性的設計一些軟體，包括幫他開發一些APP，包括優化網站和整個數據的流程，資料的整理和數據化等等，因為這些人他們是屬於沒有權利的。

　　我們的新媒體已經被政治力量和市場力量所裹挾，我們都看到了這樣的問題，通過師曾志老師所講的新媒體賦權的方式，最後不斷的逼近權力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