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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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字化轉型是指通過利用現代技術和通信手段，改變企業為客戶創造價值的方式。如今，數字技術正被融入到產品，服務與流程當中，用以轉變客戶的業務成果及商業與公共服務的交付方式。這就是數字化轉型。這通常需要客戶的參與，但也涉及核心業務流程、員工，以及與供應商及合作伙伴的交流方式的變革。

　　T/AIITRE 10001《數字化轉型　參考架構》將數字化轉型定義為：“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趨勢，不斷深化應用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慧、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激發數據要素創新驅動潛能，打造提升信息時代生存和發展能力，加速業務優化升級和創新轉型，改造提升傳統動能，培育發展新動能，創造、傳遞並獲取新價值，實現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的過程。”

　　數字化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是建立在數字化轉換（Digitization）、數字化升級（Digitalization）基礎上， 又進一步觸及公司核心業務，以新建一種商業模式為目標的高層次轉型。根據高德納（Gartner）的IT Glossary給出的解釋：Digitization反映的是“信息的數字化”，指的是從模擬形態到數字形態的轉換過程（the process of changing from analog to digital form），例如從模擬電視到數字電視、從膠卷相機到數字相機、從物理打字機到word軟體，其變革的本質都是將信息以“0-1”的二進位數字化形式進行讀寫、存儲和傳遞。相比而言，Digitalization強調的是“流程的數字化”，運用數字技術改造商業模式、產生新的收益和價值創造機會，例如企業資源計劃（ERP）系統、客戶關係管理（CRM）系統、供應鏈管理（SCM）系統等都是將工作流程進行了數字化，從而倍增了工作協同效率、資源利用效率，為企業創造了信息化價值。然而，高德納給數字化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下的定義是開發數字化技術及支持能力以新建一個富有活力的數字化商業模式。因此，數字化轉型完全超越了信息的數字化或工作流程的數字化，著力於實現“業務的數字化”，使公司在一個新型的數字化商業環境中發展出新的業務（商業模式）和新的核心競爭力。

　　數字化轉型的應用

　　在零售行業，全渠道的方式在維持業務健康發展方面變得至關重要。零售商必須整合來自不同渠道的信息，例如採購記錄、線上與社交媒體等，從而更好地理解每一個客戶，併為其提供最佳體驗。

　　在全球數字經濟的大浪潮下，開展數字化轉型，已成為企業適應數字經濟，謀求生存發展的必然選擇

　　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企業轉型勢在必行。經歷四十年改革開放和連續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增長已經由高速增長，轉入低速增長和高質量驅動的階段。面對產業結構調整、資源環境挑戰、數字技術與創新帶來的行業顛覆與機遇，中國企業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應對新環境和新時代的挑戰，企業轉型勢在必行。

　　數字經濟成為主要經濟形態，轉型事關生存發展。當今世界，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主要形態。中國數字經濟總量占GDP超過30%，已成為全球第二大數字經濟體。當前，新舊經濟呈現冰火兩重天的局面：一方面，互聯網企業規模不斷擴大，憑藉數字技術跨界延伸到諸多傳統行業，初創型數字化企業令人咂舌的增速，使傳統企業相形見絀； 另一方面，傳統企業營收增長減速，盈利水平承壓，企業發展越來越困難，轉型已成為企業能否在數字經濟時代生存發展的問題。

　　數字化轉型已成大多數企業的共識。全球知名調研機構IDC此前曾對2000位跨國企業CEO做過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全球1000強企業中的67%、中國1000強企業中的76%都將把數字化轉型作為企業的戰略核心。對於傳統企業尤其是傳統的中小企業而言，數字化轉型已經不再是一道選擇題，而是一道生存題。

　　數字化轉型無疑是建立在技術基礎之上的。然而只有採取正確的方法，才能成功實現數字化轉型。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商業與公共服務如何才能最好地利用這些技術。在高度互聯的數字化世界，為人類創造的價值源於連接性。要成功實現數字化轉型，將人置於千萬事務的中心是至關重要的。

　　以人為本的創新是一種方法，它藉助數字技術賦力於人，從而創造商業與社會價值。它將人的創造力、由信息衍生的智慧與結合萬物和流程的連接性這三大關鍵價值驅動因素彙集起來。每種價值都源自於三個維度，即人、信息與基礎架構。最重要的是，數字化轉型必須為人提供價值。通過採用數字技術，使人們能夠過上豐富多彩的生活。

• 雲平臺：基於硬體的服務，提供計算、網路和存儲能力。

• 移動化：在現代移動通信技術、移動互聯網技術構成的綜合通信平臺基礎上，通過應用、服務及網路三個層面，實現管理和服務的移動化、電子化和網路化，向社會提供高效優質、規範透明、適時可得、電子互動的全方位管理與服務。

• 物聯網：通過智能感知、識別技術與普適計算、泛在網路的融合應用，實現智能化識別和管理。

• 人工智慧：通過普通電腦實現的智能化。

• 網路分析：依據網路拓撲關係（結點與弧段拓. 撲、弧段的連通性），通過考察網路元素的空間及. 屬性數據，以數學理論模型為基礎，對網路的性能特征進行多方面分析。

• 互聯網安全：使網路系統的硬體、軟體及其系統中的數據受到保護

• 雲計算：通過網路以按需、易擴展的方式獲得所需的服務。

• SDCI(軟體定義互聯基礎架構):增強數據中心虛擬化的收益，提高資源靈活性和利用率。

　　像國家電網、中石化、中石油、上汽等各個行業的頭部企業，如何可以藉助數字化轉型增強行業持久競爭力呢？我們認為，傳統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的有效途徑是“生態協同創新”戰略。該戰略有三個核心理念：創新生態化、生態協同化、協同創新化。

　　首先，創新生態化意味著要放棄中央研究院式的封閉式創新，構建開放式創新生態系統。傳統的大型企業應設立負責技術研發與研發生態建設的“首席技術官”，統籌建立開放式創新生態系統，才能藉助數字化技術轉型成為本行業內全球技術創新的引領者。

　　其次，生態協同化意味著要藉助大數據智能技術對生態系統進行主動的干涉和管理，實現生態系統的“量化運營”。進入數字經濟時代，萬物互聯與大數據智能技術的出現使得生態的大規模協同的成本大為降低、效率大為提高。因此，企業應在集團層面設立“首席數據官”，藉助大數據智能技術將研發類生態伙伴、供應鏈生態伙伴、銷售類生態伙伴、人才類生態伙伴、投融資生態伙伴的能力進行有機協同，統籌整個集團體系內生態系統的“量化運營”，為實現生態“大協同”下的快速進化提供數字化養料。

　　最後，協同創新化是實現數字經濟時代“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雙輪驅動的核心引擎。過去，各個公司的銷售部門與產品研發部若能在技術創新方面有所協同就已屬難得，只有很少的幾個公司能做到“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的協同創新化。如果能夠將銷售端最為敏感的“商業模式創新”與研髮端最為敏感的“技術創新”進行強耦合，設立“首席創新官”崗位以有意識地引導“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雙輪驅動，形成協同創新化的新局面，則必能有力牽引一個傳統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

　　總而言之，傳統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應考慮設立首席技術官、首席數據官、首席創新官“鐵三角”，協力推動企業的生態協同創新戰略，實現創新生態化、生態協同化、協同創新化，才能實現數字經濟時代“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的雙輪驅動增長。

　　（一）企業數字化轉型整體處於初中期。

　　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普及應用，特別是疫情以來，線上辦公、視頻會議、遠程協同等應用快速推廣，我國製造業數字化轉型進入快速發展期。但總體來看，中小製造企業轉型進程仍處在初中期水平。按照工業4.0發展路徑，企業數字化一般分為“電腦化、連接、可視、透明、預測及自適應”六個階段。根據德勤公司對200家製造企業調查數據，有19%的企業尚未完成“電腦化改造”，41%停留在“連接”階段，28%處於“可視”階段，完成“透明、預測、自適應”階段的企業占比分別為9%、2%和1%。《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分析報告（2020）》對2608家中小製造企業調研結果顯示，有89%的企業仍在初始狀態下探索數字化轉型路徑，8%處於數字化轉型踐行階段，僅有3%的企業完成數字化深度應用。

　　（二）企業核心業務數字化水平較低。

　　製造企業數字化轉型包含信息化、網路化和智能化，三者從底層到高層，從簡單到複雜，逐步深入企業生產製造核心業務。目前，大多數中小製造企業數字化轉型重點在信息化、網路化，核心業務智能化水平較低。綜合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和億歐智庫調研數據，中小製造企業辦公網路平均覆蓋率已接近90%，40%以上的企業能夠通過條形碼、二維碼、射頻識別技術（RFID）等標識技術採集數據，生產過程信息覆蓋比約40%，已具備一定的數字化基礎。但關鍵工序的數字化裝備應用比例不到45%，採用企業資源計劃（ERP）和客戶關係管理（CRM）方案的企業僅占20%，只有23%的企業完成了關鍵業務系統間的集成，5%的企業能應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對業務各環節提供決策支持，不足1%的企業能夠採用智能化技術支持核心業務發展。

　　（三）關鍵軟硬體供給受制於人，成本高。

　　目前，我國企業數字化轉型所需工業軟體、操作系統、關鍵設備、材料、儀器儀錶、零部件等嚴重依賴進口，企業轉型成本相當高。《中國工業軟體產業白皮書（2020）》數據顯示，我國80%的工業軟體來自外資企業，電子設計自動化（EDA）、電腦輔助設計（CAD）、電腦輔助工程（CAE）等研發設計軟體國產化率僅為5%，70%以上的運維服務軟體需要向外國採購。30%左右的關鍵材料我國無法自主生產，95%的專用晶元、70%以上智能終端處理器以及絕大多數存儲晶元需要進口。截至2021年，國產高端數控機床系統的市場占有率不足30%，大型工程機械所需30Mpa以上液壓件全部進口。高端機床中的精密數控系統、主軸、絲杠、刀具等零部件的更換和升級均依賴從日本、美國、瑞士等國家進口。高端機器人嚴重依賴進口，減速器、伺服電機、控制器等關鍵零部件被日本、德國、瑞士等掌控，導致企業購買零部件的成本遠高於國外整機價格。

　　（四）企業自身轉型基礎和條件差。

傳統製造業並不基於數字技術部署，大部分中小製造企業受限於資金、人才等，錯過了電腦化和互聯網發展浪潮，導致企業生產設備等設施聯網率和數字化程度偏低，工業軟體使用較少，生產作業沒有實現可視化，整體上還處在機械化和自動化向數字化過渡階段。短期內想從自動化到數字化“三級跳”，障礙多、難度大。根據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究中心發佈報告，原材料行業生產設備數字化程度最高，也僅有50%左右，機械製造、紡織、輕工等行業的設備數字化率剛突破30%。多數製造行業的平均設備聯網率不足40%，部分消費品製造企業的內部聯網率低於20%。同時，中小企業設備上雲率低，交通設備製造、機械、紡織、石化等行業的設備上雲率均在15%以下。

　　（一）成本收益看不清，企業難拍板。

　　數字化涉及對企業生產、業務、管理、支持體系等進行系統分析、集成與規劃，實施信息化、自動化布點和改造，包括單個系統建設、多系統集成和互聯互通等，流程複雜、線索多、個性化要求高，單點故障可能引發全局問題。企業要持續投入大量資金和人力，也面臨轉型失敗或收效甚微的風險。青島某公司投入近3000萬進行信息化和自動化改造，試錯資金將近500萬，智能工廠建造還需更多資金。對於小企業而言，隨時可能出現生產製造流程優化、工藝改進、設備更新、生產線更迭，甚至轉產轉行，大規模數字化投入很可能變成沉沒成本。

　　（二）缺乏合格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商。

　　數字化浪潮下出現了大量形形色色的系統解決方案和數字化服務商，大幅增加中小企業篩選甄別成本。艾瑞咨詢發佈的《2021年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路徑實踐研究報告》指出，有2/3的企業認為高額技術投入後的數字化轉型效果未能達到預期。企業難以找到合適的供應商，原因在於：一是絕大多數服務商沒有製造業背景，很難提供與企業核心業務深度融合的服務產品；二是製造領域細分行業差別大，企業情況各異，缺少可以照搬的模板，服務商更傾向於提供已有的模塊化產品，系統的整體解決方案耗時長、成本高，客戶企業也難承受；三是政策支持下，部分重政策、輕服務的供應商以拿補貼為名誤導企業，擾亂市場秩序。

　　（三）人才、數據安全等問題成為重要障礙。

　　一方面，數字化轉型需要既懂技術又懂製造的綜合型人才，中小企業缺少財力培養或引進這類人才，制約企業轉型。e-works對600家製造企業調查結果顯示，53.9%的企業認為缺少專業人才是阻礙數字化轉型的主要因素。據2608家中小製造企業調查數據顯示，只有15%的企業有能力建立數字化人才培養體系。另一方面，數據安全狀況差，監管體系不健全，使企業不敢轉型。大數據、雲計算快速發展，但與之相關的數據資產、數據標準、法律體系等工作仍大幅滯後，企業生產製造、經營管理和財務數據易出現泄漏或被濫用。根據紅杉中國的調查數據，2021年有90%的企業發生過數據泄露事件。

　　（四）製造與數字化結合的天然瓶頸難以突破。

　　企業生產製造包含研發設計、試驗驗證、工藝流程、檢驗檢測等一系列嚴密複雜的環節，是多重技術秘密（Know-How）的集合，是不同場景大量應用、反覆試驗、常年積累、不斷優化形成的一套固有模式，有製造業“黑盒子”之稱。製造企業的競爭優勢體現在獨到的製造工藝和獨特的產品性能上。數字化的優勢是邊際成本為零和規模效應，強調標準化、模塊化，更容易解決共性、通用性問題。二者融合存在天然瓶頸，要將整個製造過程進行數字化改造、網路化集成和智能化升級，難度極大。因此，以消費互聯網為代表的服務類產業率先實現數字化，製造企業的財務、辦公系統等數字化應用多、普及快，即便是研發設計等生產性服務環節數字化也相對容易，但核心業務智能化耗時費力、效果難保證。

　　（一）因企施策推進數字化轉型。

　　按照“政府支持+企業自主+市場化運作”的思路，把握“宜信則信、宜網則網、宜智則智”原則，引導企業結合實際需要和既有條件，選擇適宜路徑實施數字化轉型，不搞大撒網式的全民數字化。將雲或區域網部署作為智能化的主戰場，採取“重點突破+優化生態”的模式，有針對性地推動典型行業特定環節的中型企業突破智能化瓶頸，帶動供應鏈上下游企業數字化轉型。滿足大多數小型企業信息化、網路化需要，構建供需匹配、競爭有序、服務有效的數字化轉型生態。政府政策的發力點在於，降低企業成本壓力，為企業轉型提供資金支持；降低企業轉型風險，幫助企業科學評估現狀，制定合理化方案；提供有效供給，維護市場秩序，打擊欺詐或尋租行為；提供要素保障，強化人才支撐，優化數據安全環境。

　　（二）實施中小製造企業智能化示範工程。

　　數字化轉型主要有供給推動和需求驅動兩大路徑，即由服務供給商主導向製造業核心領域不斷深化，或由製造企業主導按需部署智能化系統，逐步完成轉型。前者適合解決共性問題和非核心業務領域，以市場化推進為主。後者涉及企業智能化關鍵，需政府給予支持。建議由政府、行業協會等聯合，選擇代表性行業、智能化水平較高的龍頭企業，作為智能化解決方案的供應源。基於該企業的智能化服務商或企業單獨成立的服務機構，將企業成熟的智能化系統解決方案分割、提煉、融合，形成可供行業參照的標準化、模塊化解決方案包。支持上述服務機構進駐有資金儲備、人才資源支持、有意願、有需要開展智能化轉型的中型企業，利用1年左右時間，進行“一對一”貼身服務。對目標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基礎和條件進行細緻評估，對照行業解決方案包深度磨合，確定並實施適宜目標企業的數字化改造和智能化轉型方案。企業轉型費用按“財政支持一點、服務商讓利一點、企業承擔一點”的原則分攤，目標企業可考慮從高技術企業、科技型中小企業、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製造業單項冠軍企業等優質群體中選擇。在定點服務過程中，逐步樹立一批智能化轉型標桿企業，提升解決方案的適用性，降低服務成本，為市場化推廣奠定基礎。

　　（三）以“擔保+保險+服務”方式推進企業信息化和網路化。

　　加快培育、篩選一批合格的數字化產品和服務供應商，為小型企業提供模塊化、易部署、低成本、柔性化的軟體和系統解決方案，提高易用性、通用性，能滿足企業轉型、轉行、轉移需要。借鑒網路安全保險的運營經驗，探索由小型製造企業發起，政策性擔保機構或中小企業信用擔保資金支持的擔保機構幫助企業獲取銀行貸款，保險公司開發數字化轉型保險產品，數字化服務商提供服務的模式，降低企業資金占用壓力和轉型失敗風險。可利用各級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給予支持，發放數字化轉型服務券，加強資金使用的閉環管理，考核企業轉型效果。

　　（四）完善支持政策與保障措施。

　　一是加強關鍵技術與核心部件攻關。實施由大企業牽頭的產學研協同攻堅計劃，加快實現多軸減速器軸承、感測器、IGBT、高端數控機床、數控操作系統以及關鍵工業軟體等國產化進程。二是切實緩解企業資金壓力。加大中央財政資金、國家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等支持，引導銀行提供長期低息貸款，支持保險產品開發。試行“技術準備金制度”，將企業轉型資金納入免稅範圍。企業轉型費用視同研發費用，適用加計扣除政策。三是加強人才支撐。鼓勵發展數字化人才外包服務，支持企業與服務機構聯合培養綜合性、跨行業、跨領域人才，強化政策保障，幫助企業留住人才。四是健全數據安全與監管體系。加快推進數據確權、網路安全、風險識別、防泄漏等領域法律體系建設，打擊平臺企業濫用中小企業數據行為，營造數字化轉型良好環境。

• 陳勁, 楊文池, 於飛. 數字化轉型中的生態協同創新戰略——基於華為企業業務集團(EBG)中國區的戰略研討[J]. 清華管理評論, 2019(06):22-26
• 中小製造企業數字化轉型應因企施策、重點突破.騰訊研究院.2023-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