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目錄 |
政府治理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對公共事務的治理。西方國家理論界所說的“政府治理”,是指由政府治理理念、治理結構和運作方式與過程所構成的三位一體的有機框架或網路。
政府治理有廣狹兩種含義。就廣義的政府而言,整個公共行政的發展過程可以稱之為政府治理從傳統邁向“善治”的過程。就狹義的政府治理而言,其具有不同於傳統公共行政模式的特殊含義。“大致說來,公域之治模式主要有三種:
一是由國家作為唯一的管理主體,實行封閉性和單向度管理的國家管理模式;
二是由國家與各種社會自治組織共同作為管理主體,實行半封閉和單向度的公共管理模式;
三是由開放的公共管理與廣泛的公眾參與這兩種基本元素綜合而成的公共治理模式,其典型特征是開放性和雙向度。”
狹義的政府治理是指第三種公域之治模式,也是“政府依法律善治”之“治理”模式[1]。
政治治理中應解決的問題[2]
在政府治理中不斷出現一些新理念、新舉措,比如建設法制政府、責任政府、陽光政府、高效政府、廉潔政府等等。但從根本上講,政府治理中要從制度上解決三個問題,即:一腐、二假、三腫。腐敗問題要從體制上來解決,體制的缺陷是產生腐敗的土壤和根源,要建設有利於扼制和消除腐敗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管理體制。說假話、做假賬、乾假事,欺上瞞下坑害百姓,利欲熏心造假販假,嚴重危害了社會機體,必須從體制和教育人手,進行全民的誠信訓練。政府機構臃腫,扯皮內耗嚴重,人浮於事,文山會海,一年省、部級以上召開的會議達500多次,要消耗多少財力、物力、精力啊。幾十年前提出的精兵簡政收效甚微,挖文山、填會海不見效果。應下決心從體制上對政府機構進行消腫,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益。
目前我國政府治理困境的表現[3]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 我國政府治理仍然存在著成本高、效率低的問題,究其原因,既有傳統體制的影響又有政府自身的因素。
傳統體制的影響。長期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嚴重影響了我國政治、社會和文化各項事業的發展,造成了我國政府的高度集權、機構膨脹和人員臃腫的後果。雖然政府歷經數次改革後治理效率有所轉變,但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還未完全觸及政府治理的核心和本質,如機構的優化精簡、公務員的服務創新精神以及各項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等, 制約了政府治理的規範性。
客觀條件的局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級政府強調經濟建設的重要性, 但由於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以及部門和行業之間的差異較大, 政府很難實現公賓士理,隱性的貧富分化和地位差異仍然存在,加之政府普遍存在的外部性問題阻礙了資源的合理分配,造成了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與政府提出的民公平目標相脫節。從運行結果來看,人民只是被動應付政府的治理而很少主動配合, 降低了人民對政府的支持和滿意度。
政府職能錯位。政府有效履行職能是提高政府治理效率的關鍵,然而,政府並不能在經濟發展的關鍵環節定位好角色, 即本該由政府發揮作用的領域由於諉扯皮、不負責任等原因沒有實現有效治理;而不該由政府干預的領域卻替其他組織或公民個人包辦, 這種職能上的錯位不能為市場和社會提供有效的服務和公共產品,還造成了治理的高成本和低效率。公務員權力和責任不對等。公務員應把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務和豐富的公共產品作為自己的本職工作,但長期以來,我國從政人員占總人口以及從業人員的比重較高, 增加了政府開支; 由於對其行為缺乏監督,工作考核難以實現量化,造成了公務員的權力和責任不對等。法律體系的不健全以及傳統觀念的束縛造成公務員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主要目標, 以致出現了腐敗成本低,利潤空間大,以權謀私、錢權交易、腐敗滋生等不良現象, 在缺乏社會監督和嚴懲措施的環境下,影響了政府的治理水平。
法制建設滯後。市場經濟本身也是法治經濟,要求在市場經濟競爭規則下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分配, 但我國政府在市場經濟環境下還缺乏完備的法律保障,沒有一套健全的法律體系和機制,也欠缺對有限法律的靈活應用,難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經濟;在執法過程中,政府執法意識和觀念缺失,人治色彩依然存在於某些環節和過程中,造成執法的隱蔽和主觀臆斷。有些地方政府甚至還破壞市場秩序, 仍然採取地方保護主義和消極治理態度, 嚴重影響了我國統一市場體系的建立。
治理手段陳舊僵化。政府常通過頒佈政策、監察視察、巨集觀指導及座談交流等形式調節和糾正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治理成就顯而易見,但不乏存在治理效果差、形式主義和經驗主義盛行等問題,缺乏利用先進管理手段和方式實現政府治理創新的能力, 不少工作難以落實。治理手段的陳舊僵化使政府對當前突發事件的處理存在嚴重的滯後性, 執行費用高而效率低,也難以保證政府各項工作的全面開展。
經濟全球化的制約。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使得國際貿易迅猛發展、金融市場急劇膨脹、國際經濟與技術交流範圍不斷擴大。我國科技實力、經濟發展水平、人才創新力度等方面較西方國家落後,一是政府為適應全球化,在經濟全球化環境中提高治理水平, 增加了國際考察交流和對外貿易往來的費用;二是政府在經濟活動中風險成本增加,國際貿易風險、投資風險、金融危機風險以及技術和創新風險都會影響到政治治理效果,造成資源、人才、產品的流動性差,出現了資源浪費、產品閑置和大量人員難以就業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