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培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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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培剛（1913.7-2011.11.23）男，湖北省紅安縣人，發展經濟學的奠基人，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名譽院長兼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華外國經濟學會名譽會長、中美經濟合作學術委員會中方主席，中華外國經濟學會名譽會長，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名譽院長兼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引。
- 1934年夏武漢大學經濟系畢業，
- 1941-1945年就讀美國哈佛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獲得1946-47年度哈佛大學最佳論文獎和威爾士獎金，列入《哈佛經濟叢書》第85捲，1949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1969年美國再版。1951年譯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中譯本於1984年由華中工學院(現改為華中科技大學)出版。此書被譽為發展經濟學的奠基之作。
- 1946年夏回國，任武漢大學教授、經濟系主任；
- 1947年兼任前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 1948年任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顧問。
- 解放初期任武漢大學校委會常委兼經濟系主任，代理法學院院長。
- 1952年底調華中工學院，負責建校規劃工作；
- 後任社會科學部主任，經濟研究所所長。
- 現任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名譽院長、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名譽會長，中美經濟合作學術委員會中方主席。
張培剛教授是我國具有國際影響的老一輩著名經濟學家。20世紀40年代中期，他在哈佛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獲得1946-47年度最佳論文和“大衛?威爾士獎”，他也是迄今為止亞洲國家中唯一一個獲得“大衛·威爾士獎”的學者。這一論著被列為哈佛經濟叢書第85捲，1949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以英文出版。該書的出版，奠定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農業國工業化）的理論基礎，張培剛也因此被世界經濟學界譽為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
20世紀80年代，面對西方發展經濟學研究陷入低潮和世界上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並未發展起來的現狀，張培剛全面提出創立新發展經濟學的思想，引導發展經濟學研究走出困境。1992年，他主撰的《新發展經濟學》，將發展經濟學推向了一個新階段。
打開《學海扁舟——張培剛學術生涯及其經濟思想》一書，竟然發現了一連串的驚奇：在國內的經濟學大家吳敬璉、厲以寧、董輔礽等都紛紛寫下文章，表達了對張培剛的尊敬和對他學問的敬仰。
張培剛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憑藉在哈佛讀書時的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獲得了世界發展經濟學奠基人的尊稱。而作為中國人，在世界經濟學領域能夠自成體系的可謂第一人，也是惟一的一個人。
1929年，張培剛考入武漢大學文預科，在武漢大學的歷史上是著名的“四個一”學生：畢業時成績全院第一；3年一次的庚款留美考試全國第一；第一個拿到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博士；第一個中國人獲得哈佛大學最高獎——威爾士論文獎。他也因此成為世界上惟一一個獲此獎項的東方人。那年張培剛32歲，當年與他同獲該獎的是另外一個重磅級人物薩繆爾森。
1941年8月，張培剛進入哈佛大學。他選擇了《農業與工業化》為博士論文題目。張培剛在哈佛的圖書館里申請了不足6平方米的空間，閱讀了德文、法文、英文參考書200多本，涉及到的經濟學家180餘人以及當時經濟學的主要論著。張培剛用了9個月的時間完成論文。答辯時，張培剛只用了一個小時。
1946年，張培剛從哈佛大學畢業時，張伯倫曾邀請他在哈佛任教。一心想把理論付諸實踐的張培剛還是決定回國，應武漢大學邀請擔任武大經濟系主任。
張培剛是最早把西方經濟學(即市場經濟學)介紹到中國的人。經濟學家胡鞍鋼評價說，張培剛的理論為中國改革開放做出了鋪墊。1990年，清華大學的梁小民教授把當年劉易斯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增長理論》翻譯成中文，相比之下，劉易斯主張通過工業化來實現經濟發展，那是以犧牲農業為代價發展工業的。但是，張培剛的書是把農業作為產業的一個部分，他所要求的不是犧牲農業發展工業，而是把農業和工業作為整體來發展。後來劉易斯也作了反思，劉易斯說，“過去我太重視工業了，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看來這是錯誤的。”
主要著作包括早年在早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清苑的農家經濟》(1936)、《廣西糧食問題》(1938)和《浙江食糧之運銷》(1940)三部著作，《農業與工業化》(哈佛大學出版社，1949年)，《巨集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1985)、《微觀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1997)、《新發展經濟學》(1992)、《張培剛選集》(1997)、《發展經濟學教程》(2001)、《20世紀的中國糧食經濟》(2002)、《農業與工業化》(中下合捲)(2002)等。
20世紀80年代發表的論文“發展經濟學往何處去——建立新型發展經濟學芻議”和“關於建立新型發展經濟學的幾個問題”(分別刊載於《經濟研究》和《經濟學家》，均為1989年第6期)，開創了新型發展經濟學。
學術界廣泛認為，二十世紀40年代，張培剛啟動了發展經濟學的誕生；二十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張培剛為使發展經濟學走出困境，又提出並建立有特色的新型發展經濟學。張培剛曾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七五”、“八五”重點課題和重大招標課題。
1992年通過民間籌資人民幣10萬元，作為註冊資金，經中國人民銀行武漢分行核資，批覆同意設立本基金會(武銀管1992年63號文)。1999年經湖北省民政廳審定合格，准予登記，並頒發社會團體法人登記證書(鄂社證字第600號)。2004年6月1日國務院頒佈實施《基金會管理條例》，根據有關規定，基金會於該年底再次經過湖北省民政廳審查合格，以“武漢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基金會”的名稱作為非公募基金會登記註冊，基金會由社會團體法人轉變為基金會法人，現有資本人民幣270萬元，主管單位是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
設立“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基金會”旨在推動我國對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和傳播，立足中國，面向世界，以嚴謹的科學態度，不斷探索我國和發展中國家如何有效地實現工業化的理論。
張培剛任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基金會理事會名譽理事長，基金會學術委員會主任。
張培剛發展經濟學思想的貢獻[1]
張培剛的發展經濟學研究根源於對中國這一世界上最大發展中國家現實國情深切的瞭解。他從小就立志要為改善農民生活、改進農耕方式和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尋找出路。而且這種思想感情與日俱增。其農業國工業化理論的形成是其長期關註和研究中國農村經濟乃至整個國民經濟所積累的結果。也因此,幾十年來,張培剛的發展經濟學思想對我國經濟發展作出巨大貢獻。
張培剛關於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在工業化中“先行官”作用的理論對我國經濟發展的貢獻。我國自解放以來,對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雖有所認識,但在實際上仍然重視不夠。甚至一度還忽視了能源、交通對啟動和促進工業化的重要作用,抑制在工業化過程中產生了許多“瓶頸”問題和難關,並嚴重限制了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近年來,我國決策者在系統非系統、直接或間接地對張培剛思想的接觸中以及在經濟發展實踐中逐漸積累起經驗,提高了認識,確定把農業、基礎工業和基礎設施的建設作為今後經濟發展的重點,這無疑是十分正確和必要的。
張培剛關於工業化演進程式的科學概括,對於我國正確認識工業化進程中產業結構變動的一般規律以及制定正確的產業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回顧我國解放以後長達30年的時間里,走的是重工業（資本品工業）優先發展的工業化道路, 其結果輕工業（消費品工業）發展緩慢,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長期得不到滿足,重工業由於缺乏最終消費品市場也難以進一步發展,致使國民經濟結構嚴重失衡。這就違背了產業發展的一般規律。改革開放後,我國進行了產業結構的調整,重新回頭大力發展消費品工業,從而大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加了就業。90年代以來,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出現我國重工業的生產部快於輕工業的生產、重工業比重又重新高於輕工業比重的趨勢,這表明我國的工業化已進入了更高級的階段。因此,我們應順應產業發展演化的一般規律,制定相應的產業政策,以促其健康發展。
張培剛關於工業化進程中農業與工業的關係,為我國農業和工業的相應發展發展提供最為明確的嚮導。在工業化的初期,農業對工業而言具有著“五大貢獻”,農業是工業發展的啟動器和助推器,是“工業機器”運轉的“燃料”。至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市場規律作用下,農業生產結構將相應調整,且農業總產值占國民收入比重不斷下降。這樣,工業就應該適時“反哺”農業。解放前,我國大力發展工業,雖然沒有忽視農業,但農業幾乎完全是為工業發展服務。農業剩餘被完全用於發展工業。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國的工業化已初步進入中、高級階段,農業發展仍然相對極為緩慢。現代工業如何幫助發展新型農業,提高農業生產率,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已成為近年來最為熱門和最引人關註的問題,並引起決策者的廣泛關註。工業化的發展對農業在生產結構上的影響以及國家在農業政策上的傾斜,均反映了張培剛“先農業支持工業,然後工業反哺農業”的思想。
張培剛關於“工業化”的獨特而全面的定義以及工業化對農業剩餘勞動力的影響的闡述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工業化不僅包括傳統工業的現代化,還包括農業的現代化。農業剩餘勞動力繼城鄉手工業者後終為工業部門所吸收。但考慮到中國的地理環境,平原不多以及人口眾多和由此導致的勞動力廉價,這就導致一方面農業機械化、現代化十分困難,同時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也必然更加緩慢和艱難。張培剛60多年前的論斷,至今仍符合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當今,我國面臨著嚴峻“三農問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解決農業發展的境況,張培剛的理論仍將發揮指導性作用。
最後,值得提到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力吸引外資和實行對外貿易正是對張培剛貿易理論某種程度上的踐行。
張培剛的經世濟民夢[1]
1947年,當張培剛獲知博士論文獲得哈佛大學年度最佳論文和大衛威爾士獎金,他感到十分高興。他並非因為獲獎本身高興,而是由於他為中華民族之不遜於任何民族而深感自豪。
自幼家境貧寒,參與農活的張培剛深感中國農村的凋零和農民生活的艱辛。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幾年中,張培剛的足跡遍及近半個中國,多年的深入農村實地調研,令張培剛深深同情中國的農民,並開始思考中國的工業化問題。博士論文,正是其立足中國,對農業國工業化問題的系統回答。正如張培剛自己總結的, 沒有一顆始終熾熱的愛國之心,他是寫不出《農業與工業化》博士論文的。
哈佛畢業後,張培剛兩度回國。他說:“我那時心裡不快活,國家這個樣子,將來怎麼樣,前途茫茫,我以為那個時候正當受苦,中國窮,國家有難,我回來是共赴國難的。”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張培剛遠離了學術舞臺,並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然而,他愛國的赤字之心和經世濟民的夢想,絲毫沒有改變。他說:“ 中國有句老話,子不嫌母醜啊!對回國這半個世紀,我並不後悔。個人命運的沉浮是難以駕馭的,是社會歷史規律導致的。……我的人生感悟,關鍵在於,'需有所作為’。”這裡的“有所作為”就是指為中國的工業化作出自己的貢獻。
改革開放以來,是張培剛學術的第二個高峰期。這期間,他有一系列主題始終圍繞中國經濟發展問題的論著問世。特別是,由張培剛倡導並推動建立的新發展經濟學進一步將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擴展到前社會主義國家等。當然,中國仍是特別研究對象,因為張培剛時時刻刻都在考慮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問題。
除自己在學術上的辛勤耕耘外,張培剛在培養弟子上也是不遺餘力。如今,張培剛的弟子遍佈海內外,俱已成長為各條戰線的骨幹和精英。從國家最高智囊團的發改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到學術研究前沿的著名院校,再到經濟生活中關係國計民生的各行各業,皆可看到張培剛弟子的足跡。張培剛常言,中國未來的發展,還是要靠年輕一輩的。而張培剛對下一代經濟學者的關心和期許也總是溢於言表。
為推動我國對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和傳播,立足中國,面向世界,以嚴謹的科學態度,不斷探索我國和發展中國家如何有效地實現工業化的理論,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張培剛以及張培剛的弟子等共同出資成立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基金會。按照張培剛的意願,同時為紀念張培剛博士論文獲得“大衛威爾士獎”60年,第一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已於2006年頒獎。首屆獲獎者為何煉成、林毅夫和史晉川等3為經濟學家。第二屆發展經濟學獎將於2009年2月8號在人民大會堂頒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