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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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刚

　　张培刚（1913.7-2011.11.23）男，湖北省红安县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兼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华外国经济学会名誉会长、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中华外国经济学会名誉会长，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兼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引。

• 1934年夏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

• 1941-1945年就读美国哈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获得1946-47年度哈佛大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列入《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69年美国再版。1951年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中译本于1984年由华中工学院(现改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此书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 1946年夏回国，任武汉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

• 1947年兼任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 1948年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

• 解放初期任武汉大学校委会常委兼经济系主任，代理法学院院长。

• 1952年底调华中工学院，负责建校规划工作；

• 后任社会科学部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

• 现任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

　　张培刚教授是我国具有国际影响的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1946-47年度最佳论文和“大卫?威尔士奖”，他也是迄今为止亚洲国家中唯一一个获得“大卫·威尔士奖”的学者。这一论著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该书的出版，奠定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农业国工业化）的理论基础，张培刚也因此被世界经济学界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20世纪80年代，面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研究陷入低潮和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未发展起来的现状，张培刚全面提出创立新发展经济学的思想，引导发展经济学研究走出困境。1992年，他主撰的《新发展经济学》，将发展经济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打开《学海扁舟——张培刚学术生涯及其经济思想》一书，竟然发现了一连串的惊奇：在国内的经济学大家吴敬琏、厉以宁、董辅礽等都纷纷写下文章，表达了对张培刚的尊敬和对他学问的敬仰。

　　张培刚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凭借在哈佛读书时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了世界发展经济学奠基人的尊称。而作为中国人，在世界经济学领域能够自成体系的可谓第一人，也是惟一的一个人。

　　1929年，张培刚考入武汉大学文预科，在武汉大学的历史上是著名的“四个一”学生：毕业时成绩全院第一；3年一次的庚款留美考试全国第一；第一个拿到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第一个中国人获得哈佛大学最高奖——威尔士论文奖。他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惟一一个获此奖项的东方人。那年张培刚32岁，当年与他同获该奖的是另外一个重磅级人物萨缪尔森。

　　1941年8月，张培刚进入哈佛大学。他选择了《农业与工业化》为博士论文题目。张培刚在哈佛的图书馆里申请了不足6平方米的空间，阅读了德文、法文、英文参考书200多本，涉及到的经济学家180余人以及当时经济学的主要论著。张培刚用了9个月的时间完成论文。答辩时，张培刚只用了一个小时。

　　1946年，张培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时，张伯伦曾邀请他在哈佛任教。一心想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张培刚还是决定回国，应武汉大学邀请担任武大经济系主任。

　　张培刚是最早把西方经济学(即市场经济学)介绍到中国的人。经济学家胡鞍钢评价说，张培刚的理论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了铺垫。1990年，清华大学的梁小民教授把当年刘易斯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增长理论》翻译成中文，相比之下，刘易斯主张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经济发展，那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工业的。但是，张培刚的书是把农业作为产业的一个部分，他所要求的不是牺牲农业发展工业，而是把农业和工业作为整体来发展。后来刘易斯也作了反思，刘易斯说，“过去我太重视工业了，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看来这是错误的。”

　　主要著作包括早年在早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苑的农家经济》(1936)、《广西粮食问题》(1938)和《浙江食粮之运销》(1940)三部著作，《农业与工业化》(哈佛大学出版社，1949年)，《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1985)、《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1997)、《新发展经济学》(1992)、《张培刚选集》(1997)、《发展经济学教程》(2001)、《20世纪的中国粮食经济》(2002)、《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合卷)(2002)等。

　　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论文“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和“关于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几个问题”(分别刊载于《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家》，均为1989年第6期)，开创了新型发展经济学。

　　学术界广泛认为，二十世纪40年代，张培刚启动了发展经济学的诞生；二十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张培刚为使发展经济学走出困境，又提出并建立有特色的新型发展经济学。张培刚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八五”重点课题和重大招标课题。

　　1992年通过民间筹资人民币10万元，作为注册资金，经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核资，批复同意设立本基金会(武银管1992年63号文)。1999年经湖北省民政厅审定合格，准予登记，并颁发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鄂社证字第600号)。2004年6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基金会管理条例》，根据有关规定，基金会于该年底再次经过湖北省民政厅审查合格，以“武汉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的名称作为非公募基金会登记注册，基金会由社会团体法人转变为基金会法人，现有资本人民币270万元，主管单位是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

　　设立“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旨在推动我国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和传播，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不断探索我国和发展中国家如何有效地实现工业化的理论。

　　张培刚任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理事会名誉理事长，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张培刚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根源于对中国这一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现实国情深切的了解。他从小就立志要为改善农民生活、改进农耕方式和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寻找出路。而且这种思想感情与日俱增。其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形成是其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所积累的结果。也因此,几十年来,张培刚的发展经济学思想对我国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张培刚关于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在工业化中“先行官”作用的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我国自解放以来,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虽有所认识,但在实际上仍然重视不够。甚至一度还忽视了能源、交通对启动和促进工业化的重要作用,抑制在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瓶颈”问题和难关,并严重限制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近年来,我国决策者在系统非系统、直接或间接地对张培刚思想的接触中以及在经济发展实践中逐渐积累起经验,提高了认识,确定把农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重点,这无疑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

　　张培刚关于工业化演进程序的科学概括,对于我国正确认识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以及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回顾我国解放以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走的是重工业（资本品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 其结果轻工业（消费品工业）发展缓慢,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重工业由于缺乏最终消费品市场也难以进一步发展,致使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这就违背了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改革开放后,我国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重新回头大力发展消费品工业,从而大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加了就业。90年代以来,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出现我国重工业的生产部快于轻工业的生产、重工业比重又重新高于轻工业比重的趋势,这表明我国的工业化已进入了更高级的阶段。因此,我们应顺应产业发展演化的一般规律,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以促其健康发展。

　　张培刚关于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为我国农业和工业的相应发展发展提供最为明确的向导。在工业化的初期,农业对工业而言具有着“五大贡献”,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启动器和助推器,是“工业机器”运转的“燃料”。至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规律作用下,农业生产结构将相应调整,且农业总产值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这样,工业就应该适时“反哺”农业。解放前,我国大力发展工业,虽然没有忽视农业,但农业几乎完全是为工业发展服务。农业剩余被完全用于发展工业。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国的工业化已初步进入中、高级阶段,农业发展仍然相对极为缓慢。现代工业如何帮助发展新型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已成为近年来最为热门和最引人关注的问题,并引起决策者的广泛关注。工业化的发展对农业在生产结构上的影响以及国家在农业政策上的倾斜,均反映了张培刚“先农业支持工业,然后工业反哺农业”的思想。

　　张培刚关于“工业化”的独特而全面的定义以及工业化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影响的阐述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工业化不仅包括传统工业的现代化,还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农业剩余劳动力继城乡手工业者后终为工业部门所吸收。但考虑到中国的地理环境,平原不多以及人口众多和由此导致的劳动力廉价,这就导致一方面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十分困难,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必然更加缓慢和艰难。张培刚60多年前的论断,至今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当今,我国面临着严峻“三农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解决农业发展的境况,张培刚的理论仍将发挥指导性作用。

　　最后,值得提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吸引外资和实行对外贸易正是对张培刚贸易理论某种程度上的践行。

　　1947年,当张培刚获知博士论文获得哈佛大学年度最佳论文和大卫威尔士奖金,他感到十分高兴。他并非因为获奖本身高兴,而是由于他为中华民族之不逊于任何民族而深感自豪。

　　自幼家境贫寒,参与农活的张培刚深感中国农村的凋零和农民生活的艰辛。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几年中,张培刚的足迹遍及近半个中国,多年的深入农村实地调研,令张培刚深深同情中国的农民,并开始思考中国的工业化问题。博士论文,正是其立足中国,对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系统回答。正如张培刚自己总结的, 没有一颗始终炽热的爱国之心,他是写不出《农业与工业化》博士论文的。

　　哈佛毕业后,张培刚两度回国。他说:“我那时心里不快活,国家这个样子,将来怎么样,前途茫茫,我以为那个时候正当受苦,中国穷,国家有难,我回来是共赴国难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张培刚远离了学术舞台,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然而,他爱国的赤字之心和经世济民的梦想,丝毫没有改变。他说:“ 中国有句老话,子不嫌母丑啊!对回国这半个世纪,我并不后悔。个人命运的沉浮是难以驾驭的,是社会历史规律导致的。……我的人生感悟,关键在于,'需有所作为’。”这里的“有所作为”就是指为中国的工业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是张培刚学术的第二个高峰期。这期间,他有一系列主题始终围绕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论著问世。特别是,由张培刚倡导并推动建立的新发展经济学进一步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扩展到前社会主义国家等。当然,中国仍是特别研究对象,因为张培刚时时刻刻都在考虑着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

　　除自己在学术上的辛勤耕耘外,张培刚在培养弟子上也是不遗余力。如今,张培刚的弟子遍布海内外,俱已成长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和精英。从国家最高智囊团的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到学术研究前沿的著名院校,再到经济生活中关系国计民生的各行各业,皆可看到张培刚弟子的足迹。张培刚常言,中国未来的发展,还是要靠年轻一辈的。而张培刚对下一代经济学者的关心和期许也总是溢于言表。

　　为推动我国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和传播,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不断探索我国和发展中国家如何有效地实现工业化的理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张培刚以及张培刚的弟子等共同出资成立了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按照张培刚的意愿,同时为纪念张培刚博士论文获得“大卫威尔士奖”60年,第一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已于2006年颁奖。首届获奖者为何炼成、林毅夫和史晋川等3为经济学家。第二届发展经济学奖将于2009年2月8号在人民大会堂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