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內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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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內捲化是指農民工從外出務工以後，農民工既沒有辦法穩定下來在農村從事原來的工作，做地道的農民，也沒有辦法使自己轉變到新的形態-城市市民，取而代之的是內心越來越糾結，不斷地在內部變得更加複雜，即在向市民化的過程中受到多種因素制約的條件下，內部不斷精細化和複雜化的過程。
許多的農民工，尤其是90年代開始外出務工的農民工，他們因為長期在外務工，生活上開始不習慣農村的生活環境和文化氛圍，甚至回家後出現水土不服，不習慣家鄉的氣候；生產上對農業生產不瞭解也不適應，心理上對農村沒有歸屬感和認同感。有許多年輕人即使在外掙的錢很少，甚至只能混飯吃，他也不願意回到農村老家。但是他們的一廂情願並沒有得到城市人的認可，城市人的排外，尤其是農村人的思維慣性，在人際交往和爭取社會資源方面仍然註重血緣和地緣關係，他們在一起的社會網路就是把原有農村的關係網搬到城市而已。
1、兩種性質社會的衝突設置了農民流向市民的無形障礙
費孝通在《鄉村社會》中指出：農村社會是禮俗社會，城市社會是法理社會。在農村禮俗社會，經濟上以家庭為核心單元，社會分工少，相互依賴度低，社會交往上形成以血緣或地緣為核心的關係網路，行為規範主要受風俗習慣的影響，社會具有很強的同質性。在城市法理社會，經濟上以社會組織為核心單元，社會分工複雜，相互依賴度高，社會交往上形成以業緣為核心的關係網路，行為規範主要受法律法規的約束，社會具有很強的異質性。
兩種社會性質的差異必然引起兩種文化的差異：在行為上，城市重人為，講效率，時間觀念強，不怕冒險，講究實惠，功利主義傾向明顯，人際關係複雜；農村順天意，講和氣，時間觀念弱，不易冒險，重義輕利，民風淳樸，情感單純，鄰裡關係融洽。在精神上，城市交往範圍大，個體意識強，註重個人價值和尊嚴，宗族觀念淡漠，民主法治意識強。農村交往範圍小，個體意識弱，註重家庭地位和尊嚴，宗族觀念濃厚，民主法治意識弱。
2、城鄉二元體制的存在設置了農民流向市民的有形障礙
農民流向市民的制度障礙主要有三，分別是戶籍制度、城市公共服務制度和農民土地財產所有權制度，其中以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為原生制度障礙，其他都屬於衍生出的制度障礙。農民工在城市落地但不能生根，因為戶籍制度的二元制，使農民工不能和城市公民享有同等的住房、社會保障、就業、教育等待遇，從而增加了農民身份轉換的成本和難度。比如農民進城必須解決住房問題，需要產生房屋交易，而農民除了手中的沒有財產所有權的土地之外，幾乎沒有其他資本可以用來支付這種交易。
在國家確保18億畝耕地的政策下，城市每占一畝耕地，必須要有相應的耕地補償，農民手中的土地作為稀缺的耕地變得非常有價值，但目前其資本意義沒有體現。農民進城必須解決就業問題，但目前的就業體制和勞動力市場不完善，務工農民在勞動市場中處於劣勢地位，面臨隨時被解雇的風險，他們多數從事的崗位又苦又累、單調乏味、收入低廉，勞動保護和醫療保健缺乏，勞動合同簽訂率低，拖欠工資和超時勞動時有發生，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農民進城必須不斷提高自身的生產能力和綜合素質，但因為農民自身所受的教育水平和農民工繼續教育機制的障礙，農民很難通過自己的努力轉變自己的工作環境和工種。
農民工進城的目的由最初的低級生存目標――找工作、養家糊口轉變為更高級的生活目標――定居城市、成為市民，不僅是地理上的流動，更期盼身份上的流動，不僅是身體上融入城市，更希望精神上融入城市，從追求物質財富轉變為追求自我價值。農民工內捲化主要表現如下：
1.就業途徑和就業領域內捲化
據調查顯示，80%以上的農民工找工作的途徑都是通過親朋好友的介紹，而不是勞動力市場進行勞動力資源配置，這樣出現勞動力市場供需雙方不能以市場來配置，從而每年都出現“用工荒”和“就業難”並存，同時也不能優化農民工的就業領域，比如有些廠或有些地方全部是某一個地方的農民工，廣東吉隆鎮基本上都是江西省修水縣白嶺鎮人，廣東惠中基本上都是四川省人。
2.人際關係和社會交往內捲化
農民工在打工所在地的人際交往範圍基本上以血緣或地緣關係展開，也就是說他們基本上主要同親朋好友來往，同當地人或其他地方來的務工人員沒有交往，因此在同質群體中，他們的社會交往是以血緣關係逐步向地緣關係推開，在異質群體中，他們以工具理性為中心向外推及形成差序格局。
3.娛樂休閑和文化生活內捲化
調查顯示，農民工的主要娛樂方式就是看電視、打撲克或麻將、下棋、看書，參與者都是親朋好友一起，從他們的文化生活不難看出，既沒有群體性的娛樂活動，也沒有和務工當地群眾一起參加和組織的集體活動，都是單個體活動或內部群體性活動，因此，他們不能融入到當地群眾組織的業餘文化生活中，只能在同質群體內部交往，出現娛樂休閑內捲化。
4.民主生活和政治參與內捲化
按照我國現行的政治制度，政治權利主要包括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集會出版結社游行示威等政治自由，農民工因長期在外務工，對戶籍所在地的情況不瞭解，政治參與熱情不高，淡化了戶籍所在地的政治權利，也可以說他們主動放棄了戶籍所在地的政治權利，但是因現行體制的影響，農民工對就業地的政治活動又參與不進去，感覺就業地的政策跟自己沒有太大的聯繫，討論的事情跟自己無關，也就是說農民工被動放棄了就業地所在地的政治權利，從而出現政治生活內捲化，既不能向外或向上發展參與就業所在地的政治生活，但又不能回到自己原來所在的狀態，到戶籍所在地農村去參與政治生活。
1. 確立“城鄉統籌”的發展理念
2010 年中央“一號文件”突出了“城鄉統籌”的發展理念。城鄉統籌是指充分發揮工業對農業的支持和反哺作用及城市對農村的輻射與帶動作用，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確立“城鄉統籌”的發展理念，就是要改變和摒棄過去那種重城市、輕農村以及“城鄉分治”的觀念與做法，通過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來削弱並逐步清除城鄉之間的樊籬，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
2. 改革相關社會制度
阻礙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的最大障礙是制度剛性。剛性是制度的基本屬性，一種制度剛性產生的原因主要來自於制度自身設計的合理性與社會變遷。制度的合理性在本質上是指制度是否符合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能否有效發揮其應有的功能。
一是改革戶籍制度。農民工是中國特有的社會群體，是現行戶籍制度的直接產物，要使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社會，首先必須消除戶籍制度的剛性約束。一是解決“戶口遷移制度”問題。遷徙自由是現代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應全面保證公民依法自由選擇和變更居住地，在制度層面上實現人口的自由遷徙權，由傳統的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轉變為城鄉統一的一元戶籍制度，打破“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的戶口界限，使公民獲得統一的身份，以充分體現公民居住和遷移的自由權利。
二是實行“人口登記制度”。從世界範圍來看，絕大多數國家的戶籍制度基本上是以人口信息統計為核心職能而建立和完善起來的。中國的戶籍制度應逐漸由以身份限定為主要職能的戶口登記制度，逐步轉變為以人口信息統計為主要職能的人口登記制度。
三是完善相關配套改革。戶籍制度作為社會制度體系的重要一環，其改革必須有其他相關政策、措施的密切配合，比如會涉及社會保障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和土地制度等相關制度的推進。
3. 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適應力
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的適應力，包括住房、收入和社會保障等物質層面的適應，還包括文化、心理等精神層面的適應和融合。故其真正融入城市社會，除了擁有在城市經營、工作、生活的能力外，還必須具備現代公民意識，只有其思想意識、文明觀念、文化素質、技術能力等均獲得了全面提高，才能逐步適應現代城市的文明要求和生活節奏，在城市中長期生存和發展。因此，城市適應力是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的必備素質，其中文化適應力是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