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内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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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内卷化是指农民工从外出务工以后，农民工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在农村从事原来的工作，做地道的农民，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转变到新的形态-城市市民，取而代之的是内心越来越纠结，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即在向市民化的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条件下，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的过程。
许多的农民工，尤其是90年代开始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他们因为长期在外务工，生活上开始不习惯农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甚至回家后出现水土不服，不习惯家乡的气候；生产上对农业生产不了解也不适应，心理上对农村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有许多年轻人即使在外挣的钱很少，甚至只能混饭吃，他也不愿意回到农村老家。但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并没有得到城市人的认可，城市人的排外，尤其是农村人的思维惯性，在人际交往和争取社会资源方面仍然注重血缘和地缘关系，他们在一起的社会网络就是把原有农村的关系网搬到城市而已。
1、两种性质社会的冲突设置了农民流向市民的无形障碍
费孝通在《乡村社会》中指出：农村社会是礼俗社会，城市社会是法理社会。在农村礼俗社会，经济上以家庭为核心单元，社会分工少，相互依赖度低，社会交往上形成以血缘或地缘为核心的关系网络，行为规范主要受风俗习惯的影响，社会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在城市法理社会，经济上以社会组织为核心单元，社会分工复杂，相互依赖度高，社会交往上形成以业缘为核心的关系网络，行为规范主要受法律法规的约束，社会具有很强的异质性。
两种社会性质的差异必然引起两种文化的差异：在行为上，城市重人为，讲效率，时间观念强，不怕冒险，讲究实惠，功利主义倾向明显，人际关系复杂；农村顺天意，讲和气，时间观念弱，不易冒险，重义轻利，民风淳朴，情感单纯，邻里关系融洽。在精神上，城市交往范围大，个体意识强，注重个人价值和尊严，宗族观念淡漠，民主法治意识强。农村交往范围小，个体意识弱，注重家庭地位和尊严，宗族观念浓厚，民主法治意识弱。
2、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设置了农民流向市民的有形障碍
农民流向市民的制度障碍主要有三，分别是户籍制度、城市公共服务制度和农民土地财产所有权制度，其中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原生制度障碍，其他都属于衍生出的制度障碍。农民工在城市落地但不能生根，因为户籍制度的二元制，使农民工不能和城市公民享有同等的住房、社会保障、就业、教育等待遇，从而增加了农民身份转换的成本和难度。比如农民进城必须解决住房问题，需要产生房屋交易，而农民除了手中的没有财产所有权的土地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资本可以用来支付这种交易。
在国家确保18亿亩耕地的政策下，城市每占一亩耕地，必须要有相应的耕地补偿，农民手中的土地作为稀缺的耕地变得非常有价值，但目前其资本意义没有体现。农民进城必须解决就业问题，但目前的就业体制和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务工农民在劳动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面临随时被解雇的风险，他们多数从事的岗位又苦又累、单调乏味、收入低廉，劳动保护和医疗保健缺乏，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拖欠工资和超时劳动时有发生，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农民进城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生产能力和综合素质，但因为农民自身所受的教育水平和农民工继续教育机制的障碍，农民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转变自己的工作环境和工种。
农民工进城的目的由最初的低级生存目标――找工作、养家糊口转变为更高级的生活目标――定居城市、成为市民，不仅是地理上的流动，更期盼身份上的流动，不仅是身体上融入城市，更希望精神上融入城市，从追求物质财富转变为追求自我价值。农民工内卷化主要表现如下：
1.就业途径和就业领域内卷化
据调查显示，80%以上的农民工找工作的途径都是通过亲朋好友的介绍，而不是劳动力市场进行劳动力资源配置，这样出现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不能以市场来配置，从而每年都出现“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同时也不能优化农民工的就业领域，比如有些厂或有些地方全部是某一个地方的农民工，广东吉隆镇基本上都是江西省修水县白岭镇人，广东惠中基本上都是四川省人。
2.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内卷化
农民工在打工所在地的人际交往范围基本上以血缘或地缘关系展开，也就是说他们基本上主要同亲朋好友来往，同当地人或其他地方来的务工人员没有交往，因此在同质群体中，他们的社会交往是以血缘关系逐步向地缘关系推开，在异质群体中，他们以工具理性为中心向外推及形成差序格局。
3.娱乐休闲和文化生活内卷化
调查显示，农民工的主要娱乐方式就是看电视、打扑克或麻将、下棋、看书，参与者都是亲朋好友一起，从他们的文化生活不难看出，既没有群体性的娱乐活动，也没有和务工当地群众一起参加和组织的集体活动，都是单个体活动或内部群体性活动，因此，他们不能融入到当地群众组织的业余文化生活中，只能在同质群体内部交往，出现娱乐休闲内卷化。
4.民主生活和政治参与内卷化
按照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政治权利主要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等政治自由，农民工因长期在外务工，对户籍所在地的情况不了解，政治参与热情不高，淡化了户籍所在地的政治权利，也可以说他们主动放弃了户籍所在地的政治权利，但是因现行体制的影响，农民工对就业地的政治活动又参与不进去，感觉就业地的政策跟自己没有太大的联系，讨论的事情跟自己无关，也就是说农民工被动放弃了就业地所在地的政治权利，从而出现政治生活内卷化，既不能向外或向上发展参与就业所在地的政治生活，但又不能回到自己原来所在的状态，到户籍所在地农村去参与政治生活。
1. 确立“城乡统筹”的发展理念
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突出了“城乡统筹”的发展理念。城乡统筹是指充分发挥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及城市对农村的辐射与带动作用，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确立“城乡统筹”的发展理念，就是要改变和摒弃过去那种重城市、轻农村以及“城乡分治”的观念与做法，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来削弱并逐步清除城乡之间的樊篱，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2. 改革相关社会制度
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最大障碍是制度刚性。刚性是制度的基本属性，一种制度刚性产生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制度自身设计的合理性与社会变迁。制度的合理性在本质上是指制度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能否有效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一是改革户籍制度。农民工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群体，是现行户籍制度的直接产物，要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首先必须消除户籍制度的刚性约束。一是解决“户口迁移制度”问题。迁徙自由是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应全面保证公民依法自由选择和变更居住地，在制度层面上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权，由传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转变为城乡统一的一元户籍制度，打破“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口界限，使公民获得统一的身份，以充分体现公民居住和迁移的自由权利。
二是实行“人口登记制度”。从世界范围来看，绝大多数国家的户籍制度基本上是以人口信息统计为核心职能而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中国的户籍制度应逐渐由以身份限定为主要职能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转变为以人口信息统计为主要职能的人口登记制度。
三是完善相关配套改革。户籍制度作为社会制度体系的重要一环，其改革必须有其他相关政策、措施的密切配合，比如会涉及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和土地制度等相关制度的推进。
3. 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力
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适应力，包括住房、收入和社会保障等物质层面的适应，还包括文化、心理等精神层面的适应和融合。故其真正融入城市社会，除了拥有在城市经营、工作、生活的能力外，还必须具备现代公民意识，只有其思想意识、文明观念、文化素质、技术能力等均获得了全面提高，才能逐步适应现代城市的文明要求和生活节奏，在城市中长期生存和发展。因此，城市适应力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必备素质，其中文化适应力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