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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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經濟學(Humanist Economics)

　　經濟學發展至今，“人文經濟學”的提出勢屬必然。

　　1.前實證主義把經濟學視為人的科學。人本主義在猶太先知和古希臘哲學家的心目中有中心位置，然而，只是在最近五百年她才得以複活。古典時代的經濟學，關註人、關註人的生存及其自身困境，關註人的全面發展，這是一種與理性精神並駕齊驅的人文精神，這種人文關懷，使古典經濟學至今還煥發著人性的光輝。西斯蒙第認為，“經濟學的目標應當是人，而不是財富。經濟學家的任務是使人人都有可能過上最佳質量的生活。” 亞里士多德《倫理學》開頭寫道：“財富顯然不是我們追求的東西，因為它只是有用,而且是因為其它事物而有用。”馬歇爾在其代表作《經濟學》中開宗明義寫道：“經濟學是一門專門研究財富的學問，同時也是一門專門研究人的學問。”舒馬赫說：“人類所需的是一種信仰，信仰一種有意義的生活，而不是只追求自我保護和滿足。人類的存在應該是最有意義的，而不是追求物質財富。”正如斯密所言，“財富僅僅是很渺小的東西。”

　　2.對新古典經濟學過分數學化的強烈批判。經濟學家只是沉醉於邏輯上的演繹推理，因而對數學形式的推崇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但是當經濟學家把經濟學理論轉譯成數學語言的同時，也同時逃避了對這種數學推演進行經驗上的嚴格檢驗。那種經過包裝的華麗的經濟學在某種意義上就象“皇帝的新衣”。阿馬蒂亞·森深刻地指出，一個國家可在達到帕累托最優的狀態的同時仍陷於罪惡的泥潭。傑文斯把經濟學貶低成為低等的人類行為，對此，拉斯金斥之為“養豬科學”。

　　3.經濟學人文關懷的廣泛呼籲。人類研究的對象就是人本身，衡量事物的標準就是人。經濟活動的目標將是滿足人的最高需要。經濟學既然是一門“使人幸福的科學”，蕭伯納)，那就應把視角重新投向“人”，從而再次關註蘇格拉底所提出的“人應該怎樣活著”這樣的根本問題。將經濟問題與人的問題割裂開來是十分愚蠢的，就像不考慮目的而孤立地看手段一樣愚蠢。在任何時候，從任何角度探討任何經濟問題，都必須著眼於人生的最終目的。假如一門社會科學不能使我們尋找到更美好的社會，讓每個人都過上更美好的生活，那它還有什麼用呢，正如美國經濟學家C·K·威爾伯和K·P·詹姆森所言：“經濟本身不應凌駕於人民的目標之上，而應是達到目標的有用工具。”黃有光指出，“如果經濟增長不能增加人們的快樂，則經濟增長並不重要，如何增加快樂才重要。”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要進行創新.要把經濟學真正作為一門“人學”。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應當通過認識並整合所有基本的人類價值觀來促進人類福利。

　　4.經濟學本身的人文因素，經濟學在本質上是關於人和社會的科學。俄國經濟學家莫斯科夫斯基說.“經濟學是關於社會和關於人的科學，有社會而沒有人，這是不可思議的。”

　　5.經濟學與社會學的趨同傾向。經濟社會學已經經歷了三次大發展.經濟學與社會學的互動.是新經濟社會學興起的背景之一。新經濟社會學認為，對經濟行為的研究應當註意社會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影響。新經濟社會學對經濟生活中文化的作用的研究是其三個最典型的創新之一。扎利澤(NEIL·Z.lizer)認為，將經濟的、結構的、文化的因素結合思考，通過對文化的強調揭示基於親密關係的、非經濟領域的經濟行為與文化的內在聯繫。文化可以通過信仰和理念、習慣成自然的假設或非正式的規範系統來影響經濟,並因此設定了經濟理性的極限。新經濟社會學的興盛是綜合了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多門學科研究成果的結晶。

　　這種交流使遠離現實社會的經濟學重新找到了血和肉，回到了活生生的現實中。

　　6.科學經濟學的誕生呼喚人文經濟學的誕生。二戰結束以後，特別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經濟學家們在科學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上已取得了重大進展，從而導致了科學經濟學的起飛和迅速發展。20世紀80年代末期，非線性經濟學和經濟動力學的發展，科學經濟學進入新科學經濟學階段。

　　1.“綜合人”。人不僅是經濟人，而且是家庭人、集體人、社會人，甚至是國家的人、地球的人、社會的人、生態人、天人和一的人、考慮到子孫後代和可持續發展的人。作為真實的人的一部分存在的經濟人，被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拔到了無所不及的高度。托爾斯坦·凡勃倫認為，理性經濟人對享樂最大化的追求嚴重損害了人的率真、尊貴和潛能，“人不是放在路上，周圍的力量就能使其飽和的欲望,而是一個力圖使嗜好和習慣在逐步展開的活動中實現並表現出來的統一體。”經濟人不是脫離了社會環境追求最大化的個人，而是有著明確的社會需要的人。如果經濟學還想在解決社會問題和提高社會品質方面有所作為的話，它就不能忽視人的各種社會需求。俄國經濟學家莫斯科夫斯基提出的社會人、創造符號語言的人、勞作人、游戲人、消費人，美國經濟學家歐利溫·威廉姆斯（Oliver Williamson）提出的“組織人”，巫繼學的人本經濟學宣言所謂經濟人、社會人、複雜人、決策人，顧智明所謂“生態人”。

　　2.有限理性,人既非完全理性,也非完全自利。

　　3.人追求制度,習慣、法律、道德、心理等,約束下的利益最大化。

　　1.人為為人。蘇東水提出“人為為人”方法論，即在經濟管理中人的行為首先是從個人出發，要註意自身的行為修養符合經濟規律，即“人為”，然後，從“為人”的角度出發，來調整控制自身的行為，與整個經濟環境相適應.創造一個良好的人際關係和激勵環境，是人們能持久的處於激髮狀態下工作，主觀能動性得到充分發揮.從而推動經濟整體的發展。“人為”、“為人”是辨證關係，互相轉化，從個人行為轉向為他人服務，這一過程體現在家庭、行業、國家。

　　2.描述性和解釋性方法論。人文經濟學倡導以經濟學語言為基本話語，包括使用文學、故事、寓言、隨筆、漫畫、經濟小說等描述經濟現象，儘量用淺顯、通俗、易懂的經濟學原理解釋經濟現象。譬如，三聯書店的“大眾經濟學”系列，曼昆、斯蒂格利茨等人的經濟學教材，夏業良主編的“菩提經濟學文叢”，加里·貝克、加爾佈雷斯、高希均、林行止、熊秉元、黃有光、茅於軾、梁小民、夏業良、何帆、王躍生等經濟學家的經濟隨筆，以及眾多的通俗經濟學、趣味經濟學、漫畫經濟學等等。

　　3.歷史主義的經濟學方法論.它包括各種因素，社會的、制度的、歷史的、文化的、價值的、心理的等等。

　　4.案例研究方法等等。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古典經濟學、新經濟社會學、經濟倫理學、人本經濟學、利他主義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文化經濟學、福利經濟學，等等。這裡試舉幾例:

　　1.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科學的對象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及相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中人的社會生活的生產方式。“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係。”在這裡，經濟學使我們透過物看到了人。

　　2.新經濟社會學最典型的創新之一是分析經濟生活中文化的作用。將經濟的、結構的、文化的因素結合思考，通過對文化的強調，揭示經濟行為與文化的內在聯繫。

　　3.巫繼學的人本經濟學宣言認為.迄今為止，經濟學、政治經濟學，都把物質財富的生產與分配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面對剛剛從貧窮和饑餓掙脫出來的人類來說.經濟學的創始期有理由以物為中心，為元本、為主體，為基點。

　　這是物本經濟學。相反，作為一門成熟的經濟學特別是政治經濟學，必然將經濟生活中的人作為對象，必然以人為中心，為元本，為主體，為基點來展開理論體系。這是人本經濟學。人是所有經濟活動的製造者、參與者和歸宿者。人是經濟舞臺上真正的主角，經濟關係是人與人在經濟生活中的相互關係，經濟學所揭示的所有規律無不有人的因素加入其中。離開了人的經濟活動是不可思議的。不同的人生觀、價值觀、受教育程度、生活經歷、道德品質、氣質和氣量、心理狀態、文化背景、生活方式、思想情感、行為舉止、家庭情況乃至個人嗜好都可能通過各種渠道在經濟活動中反映出來。經濟研究若要提高其應用價值.脫離了對人的研究是毫無前途的。

　　4.從“經濟人”到“生態人”。當下，人類面臨諸多問題，最深層、最根本、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則在於人自身,在於人與自然相悖的生存方式。自笛卡爾以來，哲學張揚理性及其知識，極大地助長了人的自我中心主義和工具理性的張揚，造成人為物役，道為技隱。儘管經濟發達了，衣食富足了，人卻沒有感到更多的快樂和幸福，反而把人置於對自身的物化及其造物的依賴上，靈性與物性、目的與手段相分離，德行、情感乃至整個內心世界被嚴重輕視甚至“荒漠化”，信仰缺失，心靈空虛，“孤獨”、“恐懼”、“煩惱”、“絕望”。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演進，“經濟人”的局限性日益明顯的暴露出來，人們在採取各種手段來爭奪財富的狂熱舉動中，走進手段的王國，卻迷失了自身的目的，跨進物質的天堂，卻陷入精神的深淵。當代人的生存困境是對傳統工業文明的挑戰，也是對人的生存方式的挑戰。事實表明，“經濟人”在許多方面與時代已經愈益不相適應了。

　　著名的後現代主義思想家托馬斯，伯里稱，人類的未來社會應當是一個追求生態文明的“生態時代”，這個時代不僅要求重新構建外部生態自然平衡，更重要的是重新構建內部自然生態即人的精神生態、人格生態的平衡，實現對人的重新塑造，這種新人稱之“生態人”。“生態人”是指善於處理人與自然、他人及自身關係，保持良好生命存在狀態的人。生態人努力達到外部自然生態、內部自然生態，精神生態)、人格生態的平衡，形成良好的生命存在狀態。生態文明將作為一種不同於傳統工業文明的新文明而崛起。人類這場新的文明革命，是人的存在方式(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的根本轉變，人的存在形態的根本轉變。

　　21世紀正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中國，建設良好的生態文明，培養造就愈來愈多的“生態人”，必將大大推進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在人類這場新文明的創造中將偉大的創新成果奉獻給人類。

　　5.數字化時代更應提倡“以人為本”。“以人為本”的數字化硬體文明，意味著社會要為人民提供更加人性化的生存環境，能夠滿足人在數字化背景下生存的各種基本需要。在數字化背景下生存，人們表現出來的最迫切的需要是信息度、誠信度、差異度和關懷度。實踐表明，當人與自然環境，即人與大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系統之間保持和諧與平衡狀態時，享受的感覺就會油然而生。因此，我們應該加強生態保護，加強人際交流，加強社會各環節的反饋與溝通。

　　1.致力於經濟學的通俗化、大眾化、科普化。何帆說:“有兩種經濟學，一種是在書桌上伏案苦讀的經濟學，還有一種是更適宜於在出門散步時思考的經濟學。”王躍生說:“現代經濟學的深奧理論和形式化表達使一般讀者無法閱讀西學經典，大多數經濟學著作的枯燥無味也讓人興趣索然。經濟學的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兩大任務決定它不是少數人在書齋里擺弄的學問，而是大眾之學。它必須讓大眾讀得懂，讀得下去，讀的有興趣。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在於經濟學的通俗化、大眾化、科普化。”

　　2.致力於人的全面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響亮地指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的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

　　3.致力於科學與人文兩種精神的互動、相融與共同發展。在最高境界中，經濟學不是一堆結論，不是一組數學公式，也不是一種邏輯，甚至不是一種分析方法，而是一種信仰，一種文化，一種精神。博弈論也好，數學公式也罷.無非是表述思想的工具，本身並不構成經濟邏輯。最先進的研究方法也可以用來表述腐朽落後的經濟思想。

　　1.西方啟蒙心態人文精神和儒家天人合一人文精神在現代中國融合成“大人文精神”。人文指人類社會的各種文化現象。人文精神在西方稱人文主義(hunanist)。《易傳》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天下。科學精神的本質是求真求實，人文精神的本質是求美求善，二者是相互交融和相通的。社會的全面發展，人的全面發展，既要堅持以科學精神辦事，又要不忘人文關懷。中國傳統文化，重人倫，輕天理。新中國建立以後，重科技，輕人文。因此，在當代中國，存在著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雙重缺失的問題。一個全面發展的人，既應有科學的理性、求實、創新的精神，又應有學善講美和諧的人文關懷。

　　科學與人文的對立，隨著科技的發展愈演愈烈。而當西方社會走向後工業時代，在西方思潮中也發展出一條向東方人文文化尋找清熱解毒良藥的潛流。價值與理性合一的生態自然觀是儒家科學思想的第一特征，其哲學基礎是天人合一儒家思想巨大的人文價值，在今日具有不可忽視的世界性意義。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為重新釐定清新健康的文化精神坐標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20世紀70年代“科學技術拜物教”正把人們引向災難的深淵，而對科學的惡性膨脹產生逆反情緒，對科學本身反思，對功利主義科學觀、唯科學主義、技術統治主義動搖。

　　科學精神的片面性導致與科學主義相對峙的人本主義產生。馬克思非常重視科學與人文融合的問題，“自然科學往後將包括關於人的科學，正像關於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 “共產主義是自然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統一”。

　　一位諾貝爾獎得主說過，“人類要想在20世紀生存下來，那就回過頭去請教二千年前的中國孔夫子。”然而人文教育的困境，全世界各個國家都存在。人文教育的失敗往往與國家片面發展經濟，以經濟建設壓倒一切，從而忽視和掩蓋了人文的危機有關。越是在經濟建設迅速發展的時期，人文教育的地位也就越重要，沒有人文教育不行，只有灌輸式的壓抑人性的人文教育也不行。

　　2.中國偉大的改革開放實踐為人文經濟學的提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反之大人文精神又支持和引導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不僅是人文大國，而且是人情大國，中國國情有豐富而深刻的內涵，中國國情包含中國人情，中國人情體現中國國情。

　　阿馬蒂亞·森強調,人的實質自由是發展的最終目的和重要手段。發展是涉及經濟、政治、社會、價值觀念等眾多方面的一個綜合過程,它意味著消除貧困、人身束縛、各種歧視壓迫、缺乏法制權利和社會保障的狀況，從而提高人們按自己意願生活的能力。在強調市場機制、全球化對提高人們生活水平做出基礎性重大貢獻的同時，還需要政府和社會在人的生存、保健、教育等領域承擔責任,更需要人作為發展的主體在全面的社會交往和變革中發揮主動作用。發展就是擴展自由。自由是發展的首要目的,自由也是促進發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經濟發展就其本性而言是自由的增長。發展是擴展人們享有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財富、收入、技術進步、社會現代化等等固然可以是人們追求的目標,但它們最終只屬於工具性範疇,是為人的發展和福利服務的。以人為中心，最高的價值標準就是自由。自由是人們能夠過自己願意過的那種生活的“可行能力” (capability)包括各種政治權益。人本主義自由觀認為,自由更要緊的是關乎人自己，人的內在的問題,而不是關乎私利和所屬財產的問題,是涉及心靈而不是錢包的問題。自由是一種存在的狀態，而不是擁有的狀態。自由取決於我們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我們的生活水平。

　　“不是忽視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而是我們必須超越它。”經濟增長本身不能理所當然地被看作就是目標,發展必須更加關註使我們生活得更充實和擁有更多的自由。擴展我們有理由珍視的那些自由,不僅能使我們的生活更加豐富和不受局限，而且能使我們成為更加社會化的人,實施我們自己的選擇，與我們生活的世界交往並影響它。

　　一個社會的成功與否，主要應根據該社會成員所享有的實質性自由來評價。一個人實際做的事和一個人有實質自由做的事不同,節食和被迫挨餓不是一回事。一個被動失業的人，不僅有可能挨餓,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會感到自己無用.歸屬感和自尊心就會被剝奪。如果滿足更高需要，工作就是一件快事。經濟活動應當配合全體人類的福祉。經濟制度的目標是把人類幸福和整個精神與道德的提升結合起來。斯密《道德情操論》指出:“人類社會的全體成員都需要相互的幫助,如果人們出於愛、出於感激、出於友誼、出於尊重相互提供幫助，社會就會繁榮發展，就是一個幸福的社會。” J·S·穆勒認識到,利他或非利己動機是人性中必需而真實的一部分。約翰·霍布森，“經濟學價值的首要意義在於金錢的數量，而倫理道德或人的價值的首要意義在於生活的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