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斯圖亞特·穆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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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英國經濟學家、思想家、哲學家、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

　　“自從穆勒去世後過去的五十年中，還沒有出現一位學者，對同代人的思想的影響有象他那樣深遠。……對於變革，除了達爾文外，他比任何其他思想家發揮了更大的影響。……沒有人能懷疑，穆勒提高了與他同時一代人的精神境界，這是同代人中沒有其他人能做到的。”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在學術界享有的持久地位，穩如磐石，能做到這一點的科學著作為數甚少。固然，亞當·斯密更具有啟發性，馬爾薩斯更富於獨創性，李嘉圖更有條理性，可事實依然是，穆勒知道如何總結這三個人的發現，知道如何把這些發現首尾一致地聯結在一起，使普通人對其有所瞭解。他的偉大不在於為後人發現了真理，而在於充分表達出了當時人們所信賴的那些真理。……不管整個經濟理論發生什麼樣的變化，穆勒的著作都將永遠具有不朽的重要意義。”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也譯作約翰·斯圖亞特·密爾,19世紀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和哲學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1836)的長子。

　　19世紀中葉英國資 本主義社會正處於比較繁榮發展的時期。第一次產業革命的完成極大地推動了英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英帝國作為當時頭號工業強國和殖民大國 的地位。英國國內的階級矛盾和鬥爭自然是在激化,憲章運動標志著英國工人階級已經作為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臺,空想社會主義和李嘉圖社會主義的出 現和一定程度的傳播,對資本主義制度也是一種衝擊。但總的來說,以英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尚處於以自由競爭為特點的歷史發展的黃金時期,各種反對派均 不可能從根本上動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統治地位。這種社會歷史條件為一種折衷與調和的經濟學體系提供了溫床，使其成為必要和可能。約翰·穆勒的以折衷調和為特征的經濟學應運而生。

　　約翰·穆勒是李嘉圖學說體系的追隨者,而他接受李嘉圖學說竟然始自年少之時,這完全得自他的父親詹姆斯·穆勒的教誨。這位父親本人就是李嘉圖的密友和經濟學上的學生,並對李嘉圖學說的傳播和最終的解體起過很大作用。他對兒子約翰·穆勒的教育尤其嚴格,兒子的聰明好學也著實令父親對他深為器重。在父親的教育下,小穆勒3歲開始學希臘文,8歲開始學拉丁文,並開始接觸幾何與代數,9歲開始閱讀古希臘文學與歷史作品,10歲讀完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和德摩斯提尼的原著,12歲開始學習邏輯,熟讀亞裡斯多德的邏輯學著作；尤其有重要意義的是,13歲時,在父親的指導下,他開始閱讀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接著又閱讀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自學過程中,經常同父親在散步時就政治經濟學的各種問題進行交談,他將這些學習和談話的內容寫成筆記,據他說,他父親的《政治經濟學原 理》(1825年)即是以他的筆記和其他資料整理而成的。父親的教育成為小穆勒接受當時最先進的經濟學的最初的來源。

　　他還有幸受到李嘉圖的直接教誨,這當然也是由於其父親和李嘉圖有著不尋常的交往,在李嘉圖時常來家作客、談論經濟學和哲學問題時,小穆勒不免也要插上幾 句,父輩的這種親密關係和理論觀點無疑對他產生了重要影響。穆勒14-15歲（1820年5月一1821年7月）時曾同英國大哲學家邊沁之弟同游法國,其 間除學習法文外,還聽了有關化學、植物學和高等數學等方面的課程；他還有機會在薩伊家中住過一段時間。法國日益高漲的民主自由氣氛,薩伊的自由主義經濟 學,對年輕穆勒的經濟思想的形成無疑都會有一定影響。

　　邊沁的功利主義對穆勒的思想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方面。邊沁同穆勒之父是知交,穆勒從小就常常拜訪邊沁,逐漸接受了邊沁的功利主義學說,這對穆勒 的經濟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有深遠影響。穆勒從法國返回後,其父曾打算讓他學習法律,以便日後從事律師工作,一方面指導他學習羅馬法,一方面讓他閱讀介紹邊沁 學說的書籍。這使他的思想產生了很大變化,據穆勒自己說,邊沁的功利主義立法原理將此前的道德立法理論完全推翻了。在穆勒看來,邊沁功利主義關於“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原理尤其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既表明瞭人類道德行為的動力不是個人的自私利益,而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也表明道德倫理的是非標準應 是效果,而不是動機,這效果就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功利主義的這些原理成為穆勒觀察問題的根本觀念和哲學思想。1823年穆勒發起組織了一個研討邊沁功利主義的學會。1823年5月,穆勒經父親介紹到東印度公司通訊檢查署當秘書,他在此公司一直任職到1858年該公司解散,前後長達35年之久,官至檢 察官(1856年)。在東印度公司任職期間,穆勒一邊工作一邊學習,而且很早就在著作與學術活動中嶄露頭角。

　　1825年,時年19歲的穆勒開始發表討論商業政策與貨幣政策的論文。同年,他與邊沁合編《司法證據的理論基礎》,又發起組織了“思辨學會”,這是一個業 餘的讀書會和哲學研究會,經濟學和人口論等成為這些學會討論的中心話題。穆勒說,李嘉圖經濟學、馬爾薩斯人口論和邊沁的功利主義是他們這些志同道合者的旗幟和統一的基礎。1836年穆勒任激進派刊物《倫敦和威斯敏斯特評論報》主編。

　　穆勒的政治信仰在他中年以後發生了很大變化,在空想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影響下,他逐漸接受了社會改良主義思想。穆勒早年游曆法國時曾有幸見到過聖西門, 後來通過閱讀聖西門的著作對他有了進一步瞭解。進入1840年他深入研究了聖西門學派的思想和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他們的下述觀點:人類社會的發展階 段和組織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私有制和自由競爭是造成當時社會種種弊端的根源；他甚至認為對社會加以改革是必要的。但他明確指出,他只是一個民主主義 者,而不是社會主義者。他主張通過普及教育、啟發民眾覺悟來改革時弊。他不認為聖西門主義的學說和立場應當加以肯定,也不希望把他們提出的改革方案立即加 以實施,只是希望把空想社會主義學說灌輸到民眾之中,使統治階級覺悟到,未受教育的民眾比受過教育的民眾更可怕。在接受民主主義思想方面,他的妻子對他有明顯影響。穆勒與哈里特·哈迪(原為泰勒夫人)相識20年後結婚,穆勒時年45歲。七年後哈迪在法國的阿維尼翁去世,此後(除去任議員期間外)穆勒基本生活在阿維尼翁附近的別墅,直到1873年5月8日逝世。穆勒對哈迪的才智、魄力和精神極為推崇。她是一位民主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與穆勒志同道合,對穆勒 的著述多有建議和貢獻。穆勒說,他在這一時期的所有著作都是他們合作的產物,特別在社會改革思想方面,幾乎完全是她的貢獻。

　　1844年穆勒發表了他第一部經濟學論文集《經濟學上若幹未決問題》,該書討論的主要問題包括:國際貿易、消費對生產的影響、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利潤和工資的關係等。全書的論述完全繼承了李嘉圖、他的父親的學說,只在某些方面對前人的學說有所引申或更明確的表述。1848年初版、後來多次再版的《政治 經濟學原理》則是他的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

　　實際上，綜觀穆勒畢生，他以主要精力獻身於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並且積極地參加了當時英國社會的民主改革運動。對於人類的科學、文化和進步事業，是有貢獻的，不應該簡單地只說成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家”、“資產階級辯護士”而一筆抹殺他的應有貢獻。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論自由》一書，是十九世紀西方資產階級社會科學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此書對批判封建專制主義思想，宣傳近代歐洲的自由、民主觀念,曾起過積極的作用。

　　《論自由》寫於一八五九年。這篇論文的中心論題有三個：

• 1.論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

• 2.論個性自由，

• 3.論社會對個人自由的限制。

　　全書文筆優美，邏輯謹嚴。圍繞著這三個論題，穆勒發揮併發展了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來盧梭、密爾頓等進步思想家關於社會民主和要求科學自由、思想自由，在文化上反對迷信愚昧和封建主義的思想。他指出：本書所要討論的不是作為哲學命題的抽象自由和必然的關係問題，而是公民自由亦即社會自由——即一國人民在社會中應該享有什麼樣的自由權利的問題。自由的問題，從根本上說，是人民對於國家機器統治權利的限制問題。這個公民自由的問題，“它幾乎從最遠的年代以來就在時代上劃分著人類”，而在人類文明進步的新階段中，“它又在新的情況下顯現出來，要求人們給以一種與前不同而且較為根本的處理。”穆勒從歷史發展的觀點考察人類自由權利的進步。他指出，現今已經接近於這樣一個時代，國家的各種官府必須成為人民的公僕或代表，可以按照人民的意志設立或撤銷。必須使“統治者出於選舉並且僅任短期”，以保證政府權力不致被無限制地濫用。由這種自由權的概念出發，穆勒提出：公民自由應當包括三個方面：

　　一、思想和討論的自由，即在科學、道德、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等問題上，人民有形成、闡述和堅持自己意見的自由。

　　二、發揮個性的自由，即人民在個性上有選擇符合自己趣味和需要的生活方式，形成和發展自己多樣化的愛好和性格的自由。“這種自由，只要我們所做所為並無害於我們的同胞，就不應遭到他們的妨礙，哪怕他們在觀念上認為我們的行為是愚蠢、荒謬或錯誤的。”

　　三、公民交往和結合的自由。“這就是說，人們有自由為著任何無害於他人的目的而彼此結合交際，只要參加結合的人們是成年，又不是出於被迫或受騙。”穆勒認為：任何一個社會，若是上述這些自由得不到法律的保證和尊重，這個社會就不可能稱作民主社會，而只能是一種專制或變相專制的社會，“不論其政府形式怎樣”。在論文中，穆勒圍繞著公民自由的這三個方面，作了深入淺出的分析和討論。

　　穆勒指出：對於各種思想的自由探索和自由討論，是保證科學和藝術獲得發展的首要前提。凡有這種自由的時代，必是學術昌明、藝術輝煌的時代。凡壓制這種自由的時代，必是思想和藝術死氣沉沉、愚昧黑暗的時代。真理只能在自由探討中才能被髮現。在某一個時代某一個民族思想界一時居統治地位的觀點，並不能因此而被認為即是真理的觀點。相反，從歷史經驗看，“曾有多次真理被謬誤，並且被以謬誤為真理的多數所壓制。只有確保思想自由才能防止這種壓制。”穆勒以歐洲中世紀宗教法庭對無神論和神學異端的多次血腥迫害終歸失敗的教訓為例，他指出，如果被壓制的異端是真理(例如哥白尼的日心說)，那麼“真理所享有的優越之處乃在於：一個意見只要真正是正確的，儘管可以一次、再次或甚至多次被壓熄下去，但在悠悠歲月的進程中，一定會不斷有人把它重新發現出來”。

　　穆勒又指出，即使異端是錯誤的，它也應當得到被討論的權利。因為“錯誤的意見，雖然會被遏止不得散佈，卻不會就此消失。由於禁止一切不合於正統結論的探討，敗壞最甚的並不是那些持異端者的心靈，而是那些並非異端者的人。由於害怕辯論，他們的精神發展被限制了，理性攣了”。因此，“在精神奴役的時代中，也許可以有偉大的個別思想家，但絕不會形成精神堅強、富有智慧活力的人民整體。”

　　關於社會應當保證人民具有發展個性的自由問題，穆勒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只有培養出千百萬有個性的公民，才能形成具有偉大活力的民族。因為人的個性與獨創精神是密切相關的，“獨創性乃是人類生活中一個最有價值的因素。永遠需要有人不斷發現新的真理，不斷指出過去的真理在什麼時候已不再是真理，才能在人類生活開拓出新的精神境界”。壓制創造個性的作法，也就是把某些人自以為正確的觀念和行為準則強加於意見不同的人，從而迫使一切人被壓入一個共同的僵死生活模式，“其結果正象中國婦女裹腳一樣，壓制人性中每一突出部分，把一切在輪廓上顯有異徵的人都造成碌碌凡庸之輩”。穆勒指出：在對人類個性自由的壓抑上，“舊風俗習慣的專制乃是一個最大的勢力。”“歷史證明，一切文化進步總是要通過對這種具有持久性的舊習俗的戰勝才取得的”。“那些千百年不變地固守一種舊習俗的民族必定是死沉沉無生氣的，他們在歷史上也曾有過首創性，有過自己的黃金時代，但囿於習慣，恪守成規卻使他們的民族智慧僵化了，文化停滯不前了”。——在這裡，穆勒所批評的顯然是當時的中國。因此穆勒提出了一句名言：“什麼時候一個民族將會停滯不前呢？——當人民中的個性陷於消滅的時候”。在談到社會對公民自由限制權的時候，穆勒認為，這種權力只有在一個前提下才是正當的，即當某一公民行使自己的自由而對他人或社會構成危害的時候。否則的話，社會即不應當干涉每個公民的思想、行為、社會交際。甚至“若說是為了那人自身的好處——不論是物質的好處或者精神的好處，都不是正當干涉的理由。因為人民有權對自己的利益作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別人也許可以勸止或勸導他，但卻無權用強力干涉他”。穆勒的這些思想，對於十九世紀後半期英國社會的改良運動，對於進一步掃除封建殘餘，在理論上曾經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當然，資產階級是不可能徹底實現這些主張的。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學校教育，在父親的教育下完成全部知識學習和訓練，最終成長為傑出的經濟學家、哲學家和政治學家。穆勒的成長過程，反映了一代思想家對知識和精神進步的執著追求。一個思想家的成長，也留下了那個風雲際會、波瀾壯闊的時代的痕跡。

　　約翰·穆勒是著名歷史學家、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詹姆斯·穆勒的六個孩子中的長子。當時的詹姆斯·穆勒是一個自由撰稿人，靠給雜誌寫文章獲得不穩定的稿酬養家活口。在艱苦的條件下，詹姆斯·穆勒一邊寫作《印度史》，一邊親自教育小穆勒。對小穆勒的親自教育實際上是老穆勒在實踐邊沁的功利主義哲學，“他是其父按照邊沁的教育法培養出來的。”

　　在父親的指導下，穆勒童年就學會希臘文和拉丁文，讀了古希臘和古羅馬的不少古典歷史名著。8歲起攻讀幾何和代數，12歲開始系統學習經院派邏輯學。13歲時小穆勒開始學習政治經濟學。先後學習了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14歲時，小穆勒完成了他具有傳奇色彩的早期教育。他的知識水平達到了一個在正規教育環境接受了全部高等教育的人所達到的水平。“他正像他父親所希望的那樣——一個才華橫溢的年輕人，他的學識就像40歲的人那樣。”

　　1821年，小穆勒開始學習法律。當小穆勒打開邊沁的《立法論》，一個新的思想世界向他開啟了視窗。邊沁的功利主義思想——從行為的效用來判斷人的行為的道德性，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來判斷立法的正義性——給他提供了思想和行動的指南。此前，經過長期的艱苦學習，穆勒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知識。但是，由於缺乏系統的整理，他所繼承的人類知識仍然象一盤散落的珍珠，他需要一根紅線將它串成一條精美的項鏈。 “當我讀完《立法論》的最後一捲時，我的思想完全改變了。……象邊沁在三捲《立法論》中那種方式運用的‘功利原則’，確實成為把我分散零碎的知識和信仰融合一起的基本原理，使我對事物的概念統一起來。”

　　自此，穆勒成為邊沁功利主義的信奉者和傳播者。1822年冬，穆勒組織成立了功利主義學會，宣揚邊沁的思想。1824年，邊沁創辦了宣揚功利主義思想的《威斯敏斯特評論》，穆勒在創刊號上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正式的學術論文。1824年底1825年初，穆勒在工作之餘協助邊沁編輯出版了《司法證據的基礎理論》。一個有遠大前途的青年學者已經嶄露頭角。

　　穆勒面前呈現的是燦爛的學術前景。有著學術界權威的鼎力支持、有著無與倫比的豐富的人類知識、有著一個蓬勃向上的充滿友愛的學術圈子，這一切將為穆勒鑄就成功之路。但是，學術上的成功甚至功利主義意義上的人生的輝煌又意味著什麼？如果說幸福的意義在於人生目標的實現，那麼，生命的意義又是什麼？ 1826年秋天，這些問題以排山倒海之勢向穆勒襲來。

　　穆勒陷入精神危機之中。“自從1821年冬天我第一次讀到邊沁的著作起，……我對生活可以說有了真正目標，就是做一個世界的改造者。我把這個目標看作個人幸福的所在。……但是到1826年秋天，那樣的時刻終於來到，我猶如從夢中醒來。……我不禁自問：‘假如生活中的所有目標完全實現，假如你所想望的全部制度和思想的改變就在這個時候完全實現，你會覺得非常快樂和幸福嗎？’一種不可遏制的自我意識明確地回答‘不’！至此，我的心下沉，我生活所寄托的整個基礎崩潰。我全部幸福原是對這個目標的不斷追求，現在這個目標已失去吸引人的力量，追求目標的手段還有什麼意義可言呢？生活對我似乎是一片空虛。”功利主義強調行為的結果是行為評價的唯一依據，在否定動機的評價意義的同時也否定了過程即行為本身的意義。於是，生命本身的意義受到懷疑甚至否定。這是穆勒精神危機產生的關鍵。其實，作為一個生命體驗的過程，生活本身就是意義所在。但是，在穆勒所接受的教育中，這重意義被父親粗暴地否定了。

　　對於一個以學術為志向的人來說，穆勒早年所接受的教育是成功的。但是，即使是一個學者也不可能成為一臺學術機器。尤其是在以人為對象的人文科學研究中，研究者對人的關懷必然以自身的人文情懷為前提。因此，自然的情感陶冶是人的成長的一個必要的過程。在老穆勒對小穆勒的早期教育中，他否認並刻意貶低了情感的價值，代之以生硬的邏輯和分析。“分析的習慣會磨滅人的情感；……分析的習慣對深謀遠慮和洞察力來說是有利的，但對熱情和德行來說卻永久是根部的蛀蟲；更重要的是，分析的習慣可怕地破壞由聯想引起的所有希望和所有喜悅。……我所受的教育未能建立起具有足夠力量以抵抗因分析帶來的瓦解感情的影響，……我的人生航程就這樣在剛開始時就擱淺了，因為我駕駛的裝備良好的船有舵無帆。”正是情感陶冶的缺失使穆勒陷入精神危機之中，最終懷疑生命的意義。穆勒精神危機的結果是對邊沁功利主義的懷疑。穆勒對邊沁不再盲從。他將從自己的體驗出發，給功利主義註入了更有人性化的內容。

　　對邊沁功利主義的懷疑使穆勒急於尋找新的理論基礎。聖西門學派的理論不僅為穆勒提供了整理其豐富而複雜的人類知識的有效工具，也成為指引其走出精神苦海的燈塔。1829到1830年間，穆勒先後讀到聖西門學派的幾本著作，對他們的新穎思想產生了濃厚興趣。聖西門學派對穆勒思想發展的影響首先表現其歷史主義的方法論上。“當他們第一次向我提出人類進步自然秩序的那個與我有關的觀點時，我感到大為驚訝，尤其是他們把全部歷史劃分為建制時期和批判時期更使我興奮。”建制時期和批判時期理論揭示的是科學發展的規律性問題。建制時期人們接受某種政治綱領或思想理念，隨著實踐和人類認識的發展，既有的綱領和理念失去對現實的解釋和指導能力，於是進入批判時期。人類的認識就這樣周期性螺旋推進。 “這一套理論與我的思想十分合拍，它使我的思想更具有科學性。”

　　聖西門學派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批判及其空想社會主義綱領對穆勒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建立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們對自由主義一般理論的批評，在我看來充滿著重要的真理；我看清楚舊政治經濟學價值的局限性和短暫性，部分也是受他們著作的影響。”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沿著聖西門學派的思路，穆勒將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歸結為生產資料占有的不公平，並對資本主義私有制存在的可能性提出懷疑。“如果要在具有一切可能性的共產主義和具有各種苦難和不公的現今的社會狀態之間作出選擇；如果私有制必定會帶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後果，即勞動產品的分配幾乎同勞動成果成反比——根本不幹的人拿得最多，只在名義上乾點工作的人居其次，工作越艱苦和越討厭報酬就越低；而最勞累、消耗體力最多的勞動甚至無法肯定能掙到足以糊口的收入；如果要在這種狀況和共產主義之間作出抉擇，則共產主義的一切大小困難在天平上都將輕如鴻毛。”

　　穆勒精神危機的直接原因一方面是其理論支點的動搖，另一方面是由於其早期教育中情感陶冶的缺失而導致的感情空虛。前一個方面，穆勒從聖西門學派那裡得到了支持；而後一方面的支持則來自哈麗特·泰勒（哈迪）的友誼。穆勒家族與泰勒家族是世交。處於精神危機中的穆勒認識哈迪時，她已經是泰勒夫人。 “就在我達到心智發展的這一時期，我得到一位女士的友誼，它是我一生的榮譽和主要幸福，也是我為人類進步所奮鬥或希望今後實現的大部分事業的力量源泉。” 在穆勒灰暗的生命中，出現了一縷亮麗的色彩。穆勒在與哈迪的思想交流中體味者生命的價值，豐富著人生的意義。泰勒先生去世後，1851年，穆勒與哈迪結婚。1857年哈迪去世於法國阿維尼翁並葬於此。此後穆勒長期生活在阿維尼翁直到去世。

　　哈迪給予穆勒的，決不僅僅是情感的慰籍。在穆勒看來，哈迪不僅是他思想上的同行者，甚至是他思想的啟迪者。認識哈迪後，“我的思想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比以前有進步，懂得更多事物，過去懂的東西，現在理解得更透徹”。認識哈迪前，穆勒的理論偏重於思辯而對現實的關照不足，正視在哈迪的影響下，穆勒此後的著作具有了明顯的現實性。“人們認為我的著作比大多數同樣善於大量概括的思想家的著作有較多的實用性，因而我常常受到稱贊，其實我應得的稱贊只有一部分。那些被稱贊的有實用性的著作不是我一個人思考的產物，而是兩人合作的結果，其中一個人對當前事物的判斷和認識是非常切於實際的，對預測遙遠未來是高瞻遠矚和大膽無畏的。”

　　自1824年發表了第一篇學術論文後，穆勒就走上了學術研究之路。

• 1936年，穆勒擔任急進派刊物《倫敦和威斯敏斯特評論》主編併成為主要撰稿人。
• 穆勒1843年的《邏輯學體系》一書長期以來一直是這一課題的主要著作；
• 1848年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幹應用》被奉為經濟理論的聖經，政治經濟學必讀的教科書，一直到1890年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問世其壟斷地位才被取代；
• 1859年的《論自由》一書迄今還是關於人類權利的經典著作；
• 1863年的《功利主義》是功利主義學派最好的代表作之一。
• 1843年《邏輯學體系》
• 1844年《論政治經濟學中幾個未解決的問題》
• 1859年《論自由》
• 1859——1875年《論述和討論》四捲
• 1861年《代議政治論》
• 1863年《功利主義》
• 1865年《漢密爾頓哲學探討》
• 1865年《孔德與實證哲學》
• 1867年《在聖安德魯大學的就職演說》
• 1868年《英格蘭和愛爾蘭》
• 1869年《論婦女的從屬地位》
• 1875年《自傳》等等

　　對穆勒對人類思想文化的卓越貢獻，思想家們給於了高度的評價。

　　“自從穆勒去世後過去的五十年中，還沒有出現一位學者，對同代人的思想的影響有象他那樣深遠。……對於變革，除了達爾文外，他比任何其他思想家發揮了更大的影響。……沒有人能懷疑，穆勒提高了與他同時一代人的精神境界，這是同代人中沒有其他人能做到的。”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在學術界享有的持久地位，穩如磐石，能做到這一點的科學著作為數甚少。固然，亞當·斯密更具有啟發性，馬爾薩斯更富於獨創性，李嘉圖更有條理性，可事實依然是，穆勒知道如何總結這三個人的發現，知道如何把這些發現首尾一致地聯結在一起，使普通人對其有所瞭解。他的偉大不在於為後人發現了真理，而在於充分表達出了當時人們所信賴的那些真理。……不管整個經濟理論發生什麼樣的變化，穆勒的著作都將永遠具有不朽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