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邊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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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元邊際指的是在新新貿易理論中,把一個國家的出口貿易增長分別劃分為集約邊際(intensive margin)和擴展邊際(extensive margin)。

　　新新貿易理論中，以Melitz(2003)為代表的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為研究貿易增長的二元邊際提供了理論支持。

　　在開放經濟中，由於運輸成本的存在，出口企業在國外市場會制定比國內市場更高的產品價格，這樣企業總收益就取決於其出口狀況。由於任何企業在出口的同時，也會在國內市場進行銷售，故出口企業的利潤可以分解為兩部分：國內銷售利潤和國際銷售利潤。但是現在企業面臨兩個臨界點，分別是φ ^* 和。其中φ ^* 為企業進入某行業的零利潤生產率水平，表示出口企業的零利潤生產率水平。當=φ ^* 時，行業中的每個企業都會選擇出口，此時，零利潤企業獲得零總利潤和非負的出口利潤。當>φ ^* 時，行業中的部分企業專門從事國內市場的生產，這些企業之所以選擇不出口是因為其出口利潤為負。而生產率水平大於的企業，其在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獲得的利潤都為正。

　　Melitz(2003)模型說明瞭企業不必提高其生產技術，也可以使整個行業的生產率水平提高。因為貿易會使得生產率最低(φ<φ ^* )的企業退出市場，只有生產率高於φ ^* 的企業才能繼續為市場生產。而生產率較高的企業不是都可以進入國際市場，只有那些生產率水平高於的企業才能從事出口業務，生產率水平介於φ ^* 和之間的企業只能在國內市場進行生產。這種效應使得市場份額重新配置到更有效率的企業中，從而提高了行業的總體生產率水平。

　　細化考察不同的影響因素對二元邊際的作用，本質上是研究這些因素對貿易流量或貿易方向的效應也成為許多文獻的研究重點。根據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貿易成本及相關影響因素會影響具有不同生產率水平的企業的出口擴張（集約邊際）、進入和退出出口市場的動態（擴展邊際），進而作用於貿易總量。對於二元邊際影響因素的討論主要從六個方面進行：

　　（1）貿易成本。

　　廣義而言，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4）認為貿易成本是指除了生產商品的邊際成本之外，商品最終到達消費者所需支付的所有成本，包括：運輸成本（運費和時間成本）、政策壁壘（關稅與非關稅壁壘）、信息成本、履行合約成本、匯率成本、法律監管成本以及當地分銷成本。Hummels（1999）把貿易成本分成三類：可以直接測量的（如關稅和運費）、可用代理變數表示的、以及隱含的無法測算的，其中前兩類囊括了大部分影響貿易流量的地理障礙因素。已有的研究大多從引力模型出發，考察運輸成本及相關地理因素對二元邊際的作用方向和大小。Bernardetal.（2007）證明瞭與目標市場的距離對貿易總量作用主要在於擴展邊際；Martina（2008）對美國的156個出口目標市場的研究發現，以距離為代表的貿易成本以及與進口程式複雜度相關的貿易成本對二元邊際的作用繫數為負，並對擴展邊際的有更明顯的影響。Das et al.（2007）基於哥倫比亞的出口企業數據，通過模擬市場進入成本的下降，得到擴展邊際是貿易增長主要來源的結論。Eaton et al.（2008）模擬發現貿易壁壘的削減會使法國的貿易額大幅增長，且更多地來自擴展邊際。錢學鋒（2008）以及錢學鋒和熊平（2010）分別通過模擬貿易成本下降和在引力模型中考察多邊阻力等因素，都發現對擴展邊際的影響更大。馬濤和劉仕國（2010）從中國的進口數據中也得到雙邊貿易成本下降和產品內分工均能有效促進雙邊進口的結論。

　　（2）信貸約束。

　　異質性的企業所面對的出口市場進入成本中包括與投資相關的因素，信貸約束作為其中之一對企業出口決策的作用受到了廣泛關註。Manova（2008）在Melitz模型的基礎上擴展成多國多部門模型，關鍵假設包括面臨信貸約束的異質企業，國家間的金融發展水平各異，部門間有不同的金融脆弱性，結果發現金融發達國家的企業成為出口商或貿易量提高的概率增大，即出口增長的二元邊際與金融發展水平正相關，且在金融脆弱性較強的部門擴展邊際的作用更加明顯。而Muuls（2008）、Bermanand Héricourt（2010）和Bellone et al.（2010）分別從比利時、9個發展中國家以及法國更細分的企業層面數據中發現了金融約束對擴展邊際的負面效應，而對集約邊際的作用不明顯。基於中國企業層面的數據，Manova et all.（2011）發現對於出口企業的金融約束可視為提高固定和可變的貿易成本，金融限制條件的增強會減少二元邊際；Feenstra et al.（2011）也認為較緊的信貸約束相當於增加了出口企業的固定成本，並從中國數據中發現了信貸約束主要沿擴展邊際對貿易流量產生負面影響。

　　（3）貿易制度。

　　隨著貿易自由化在全球範圍內的盛行，對於國際或區域一體化制度安排的研究文獻也大量涌現，Felbermayr and Kohler（2007）在考察WTO對貿易尤其是對擴展邊際的促進作用時，發現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成員國的擴展邊際有顯著為正的影響；Flamand Nordstrom（2006）將歐元區國家2002-2005年間的貿易數據與1995-1998年間進行對比，發現了擴展邊際對貿易增長的貢獻程度大於集約邊際；Ito（2008）從墨西哥對美國的出口產品種類的擴大中得到NAFTA的實施對擴展邊際有正面影響的結論；Molina et al.（2010）考察了多明尼加共和國加入CAFTA對該國出口企業的效應，發現出口企業、出口產品種類以及貿易伙伴關係的增加，即證明簽訂貿易協定引起的關稅削減促進了擴展邊際；Frensch（2009）考察了歐洲新興經濟體近來的貿易制度變動對二元邊際的作用，發現貿易自由化意味著貿易量將主要沿著擴展的邊際顯著調整；EuroMed協定的簽訂也通過二元邊際促進了中東和北非國家出口（Bensassi et al.，2010）。而一些發展中國家也積極進行貿易制度改革或推行貿易促進政策以尋求貿易的持續增長，在貿易刺激政策的有效性檢驗上，智利的貿易鼓勵政策同時通過擴展邊際和集約邊際正向影響了貿易流量（Alvarez and Crespis，2000）；考察美國的出口時，並沒有明顯的證據支持出口促進支出對美國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的鼓勵作用（Bernard and Jensen，2004）；而秘魯、烏拉圭和哥倫比亞的出口補貼政策通過出口企業、目標市場或產品品種的增加（擴展邊際）有效地促進了貿易的增長（Martincus and Carballo，2007，2010；Helmers and Trofimenko，2009）。

　　（4）文化聯繫。

　　全球化進程的加深使國家間的距離不斷減小，然而對國際商務聯繫的大量觀察表明瞭文化關聯如殖民關係、共同語言或移民社區等對貿易流向的重要作用。Helpman et al.（2008）從158個國家的貿易數據中發現共同語言主要通過擴展邊際促進雙邊貿易，而殖民關係同時經由擴展邊際和集約邊際對貿易量產生正向影響；Crozet and Koening（2010）基於法國的數據考察共同語言和殖民關係的效應也得到了類似結論。Andersson（2007）證明擴展邊際在國家間的熟悉度對雙邊貿易的促進中起主要作用。種族的關聯可視為信息壁壘的減弱，Coughlin and Wall（2010）將種族關聯對貿易的促進作用進行了二元邊際分解，經考慮了固定效應的經驗研究中得出集約邊際有明顯的擴大而擴展邊際沒有顯著變化的結論。

　　（5）外部衝擊。

　　隨著國家間貿易交流的加深，貿易流量或方向容易受到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Bernard et al.（2009）對美國的研究表明貿易伙伴間進出口長期波動主要表現為擴展邊際，而短期波動（一年內）則主要為集約邊際；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對美國出口的衝擊主要表現在集約邊際。錢學鋒和熊平（2010）考察了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2000-2001年世界經濟溫和衰退兩次典型的外部衝擊對中國出口的影響，發現了外部衝擊對集約邊際的作用顯著為負，對擴展邊際的效應雖然較小卻為正的作用方向，為出口的擴展邊際提供了發展契機。

　　（6）其他因素。

　　Chaney（2008）認為在考察貿易壁壘對二元邊際的作用時，應考慮替代彈性的大小，因為當貿易壁壘下降時，生產率較低的新企業可以進入出口市場。如果替代彈性較高，低生產率就成為一種劣勢，使得這些企業僅能占據一小部分市場份額，即新進入者（擴展邊際）對貿易總量的影響較小。另一方面，如果替代彈性較低，每個企業都能遠離競爭，新企業就能占據較大的市場份額，從而對貿易總量的影響也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