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边际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二元边际指的是在新新贸易理论中,把一个国家的出口贸易增长分别划分为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和扩展边际(extensive margin)。

　　新新贸易理论中，以Melitz(2003)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为研究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提供了理论支持。

　　在开放经济中，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会制定比国内市场更高的产品价格，这样企业总收益就取决于其出口状况。由于任何企业在出口的同时，也会在国内市场进行销售，故出口企业的利润可以分解为两部分：国内销售利润和国际销售利润。但是现在企业面临两个临界点，分别是φ ^* 和。其中φ ^* 为企业进入某行业的零利润生产率水平，表示出口企业的零利润生产率水平。当=φ ^* 时，行业中的每个企业都会选择出口，此时，零利润企业获得零总利润和非负的出口利润。当>φ ^* 时，行业中的部分企业专门从事国内市场的生产，这些企业之所以选择不出口是因为其出口利润为负。而生产率水平大于的企业，其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获得的利润都为正。

　　Melitz(2003)模型说明了企业不必提高其生产技术，也可以使整个行业的生产率水平提高。因为贸易会使得生产率最低(φ<φ ^* )的企业退出市场，只有生产率高于φ ^* 的企业才能继续为市场生产。而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不是都可以进入国际市场，只有那些生产率水平高于的企业才能从事出口业务，生产率水平介于φ ^* 和之间的企业只能在国内市场进行生产。这种效应使得市场份额重新配置到更有效率的企业中，从而提高了行业的总体生产率水平。

　　细化考察不同的影响因素对二元边际的作用，本质上是研究这些因素对贸易流量或贸易方向的效应也成为许多文献的研究重点。根据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贸易成本及相关影响因素会影响具有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企业的出口扩张（集约边际）、进入和退出出口市场的动态（扩展边际），进而作用于贸易总量。对于二元边际影响因素的讨论主要从六个方面进行：

　　（1）贸易成本。

　　广义而言，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4）认为贸易成本是指除了生产商品的边际成本之外，商品最终到达消费者所需支付的所有成本，包括：运输成本（运费和时间成本）、政策壁垒（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信息成本、履行合约成本、汇率成本、法律监管成本以及当地分销成本。Hummels（1999）把贸易成本分成三类：可以直接测量的（如关税和运费）、可用代理变量表示的、以及隐含的无法测算的，其中前两类囊括了大部分影响贸易流量的地理障碍因素。已有的研究大多从引力模型出发，考察运输成本及相关地理因素对二元边际的作用方向和大小。Bernardetal.（2007）证明了与目标市场的距离对贸易总量作用主要在于扩展边际；Martina（2008）对美国的156个出口目标市场的研究发现，以距离为代表的贸易成本以及与进口程序复杂度相关的贸易成本对二元边际的作用系数为负，并对扩展边际的有更明显的影响。Das et al.（2007）基于哥伦比亚的出口企业数据，通过模拟市场进入成本的下降，得到扩展边际是贸易增长主要来源的结论。Eaton et al.（2008）模拟发现贸易壁垒的削减会使法国的贸易额大幅增长，且更多地来自扩展边际。钱学锋（2008）以及钱学锋和熊平（2010）分别通过模拟贸易成本下降和在引力模型中考察多边阻力等因素，都发现对扩展边际的影响更大。马涛和刘仕国（2010）从中国的进口数据中也得到双边贸易成本下降和产品内分工均能有效促进双边进口的结论。

　　（2）信贷约束。

　　异质性的企业所面对的出口市场进入成本中包括与投资相关的因素，信贷约束作为其中之一对企业出口决策的作用受到了广泛关注。Manova（2008）在Melitz模型的基础上扩展成多国多部门模型，关键假设包括面临信贷约束的异质企业，国家间的金融发展水平各异，部门间有不同的金融脆弱性，结果发现金融发达国家的企业成为出口商或贸易量提高的概率增大，即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与金融发展水平正相关，且在金融脆弱性较强的部门扩展边际的作用更加明显。而Muuls（2008）、Bermanand Héricourt（2010）和Bellone et al.（2010）分别从比利时、9个发展中国家以及法国更细分的企业层面数据中发现了金融约束对扩展边际的负面效应，而对集约边际的作用不明显。基于中国企业层面的数据，Manova et all.（2011）发现对于出口企业的金融约束可视为提高固定和可变的贸易成本，金融限制条件的增强会减少二元边际；Feenstra et al.（2011）也认为较紧的信贷约束相当于增加了出口企业的固定成本，并从中国数据中发现了信贷约束主要沿扩展边际对贸易流量产生负面影响。

　　（3）贸易制度。

　　随着贸易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的盛行，对于国际或区域一体化制度安排的研究文献也大量涌现，Felbermayr and Kohler（2007）在考察WTO对贸易尤其是对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时，发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成员国的扩展边际有显著为正的影响；Flamand Nordstrom（2006）将欧元区国家2002-2005年间的贸易数据与1995-1998年间进行对比，发现了扩展边际对贸易增长的贡献程度大于集约边际；Ito（2008）从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产品种类的扩大中得到NAFTA的实施对扩展边际有正面影响的结论；Molina et al.（2010）考察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加入CAFTA对该国出口企业的效应，发现出口企业、出口产品种类以及贸易伙伴关系的增加，即证明签订贸易协定引起的关税削减促进了扩展边际；Frensch（2009）考察了欧洲新兴经济体近来的贸易制度变动对二元边际的作用，发现贸易自由化意味着贸易量将主要沿着扩展的边际显著调整；EuroMed协定的签订也通过二元边际促进了中东和北非国家出口（Bensassi et al.，2010）。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积极进行贸易制度改革或推行贸易促进政策以寻求贸易的持续增长，在贸易刺激政策的有效性检验上，智利的贸易鼓励政策同时通过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正向影响了贸易流量（Alvarez and Crespis，2000）；考察美国的出口时，并没有明显的证据支持出口促进支出对美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鼓励作用（Bernard and Jensen，2004）；而秘鲁、乌拉圭和哥伦比亚的出口补贴政策通过出口企业、目标市场或产品品种的增加（扩展边际）有效地促进了贸易的增长（Martincus and Carballo，2007，2010；Helmers and Trofimenko，2009）。

　　（4）文化联系。

　　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使国家间的距离不断减小，然而对国际商务联系的大量观察表明了文化关联如殖民关系、共同语言或移民社区等对贸易流向的重要作用。Helpman et al.（2008）从158个国家的贸易数据中发现共同语言主要通过扩展边际促进双边贸易，而殖民关系同时经由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对贸易量产生正向影响；Crozet and Koening（2010）基于法国的数据考察共同语言和殖民关系的效应也得到了类似结论。Andersson（2007）证明扩展边际在国家间的熟悉度对双边贸易的促进中起主要作用。种族的关联可视为信息壁垒的减弱，Coughlin and Wall（2010）将种族关联对贸易的促进作用进行了二元边际分解，经考虑了固定效应的经验研究中得出集约边际有明显的扩大而扩展边际没有显著变化的结论。

　　（5）外部冲击。

　　随着国家间贸易交流的加深，贸易流量或方向容易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Bernard et al.（2009）对美国的研究表明贸易伙伴间进出口长期波动主要表现为扩展边际，而短期波动（一年内）则主要为集约边际；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美国出口的冲击主要表现在集约边际。钱学锋和熊平（2010）考察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0-2001年世界经济温和衰退两次典型的外部冲击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发现了外部冲击对集约边际的作用显著为负，对扩展边际的效应虽然较小却为正的作用方向，为出口的扩展边际提供了发展契机。

　　（6）其他因素。

　　Chaney（2008）认为在考察贸易壁垒对二元边际的作用时，应考虑替代弹性的大小，因为当贸易壁垒下降时，生产率较低的新企业可以进入出口市场。如果替代弹性较高，低生产率就成为一种劣势，使得这些企业仅能占据一小部分市场份额，即新进入者（扩展边际）对贸易总量的影响较小。另一方面，如果替代弹性较低，每个企业都能远离竞争，新企业就能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从而对贸易总量的影响也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