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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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幫在我國古已有之，盛興於明清。他們的貿易活動領域遍及全國各地，其商品曾遠銷到世界各地並大受歡迎，對當時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我國近代對外貿易的興起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可以說明清時期初步形成的傳統市場體系，正是有賴於作為市場主體的各個地方商幫來連接市場中的網路。古代絲綢之路留下的傳奇故事，可以找到它的原型。在歷史發展各個時期，幫會的表現形式是不同的。它是隨著社會、文化、經濟的發展，在一定區域內、一定時段在資源整合上自發形成的一種組織形式。“幫”是文化上的概念，目前已經虛化。
商幫在商業往來中起了很大作用，有效地整合了商業資源。畢竟個體資源是有限的，想獲得更大發展就需要更多的資源。大家都有這個需求，組合起來，作為互助形式，形成內部的游戲規則。它們的內部也有一個分工，按每一個買賣進行，每做一樁買賣，大家就會決定誰負責買賣，誰負責運輸，誰負責產品的完好無損。但幫會的內部成員很不穩定，在一樁樁買賣中形成並更換。時間長了也會形成一些固定的不成文的潛規則，不像企業那樣形成固定的組織。不可否認，商幫整個商業往來中發揮了很大作用，其內部共同分享資源，在競爭中獲取優勢，但弱點明顯，個人意圖突出，整體利益很少。商會（幫會）的作用很多，包括相互之間的團結合作、互補、信息交流。
中國古代有徽、晉、陝、魯、閩、粵、寧波、洞庭、江右、龍游等十大商幫，其中以徽商和晉商規模最大、實力最為雄厚，縱橫商界500年，最後卻在清末民國時期，被寧波幫後來居上、取而代之。
十大商幫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陝西商人。明洪武(1368-1398)初年為了供應北部邊防糧食供應而實施納糧中鹽的開中法，山陝商人憑藉地理之便迅速崛起。明代山西商人主要活動在黃河流域、各大鹽場及四川地區。隨著清代國家的統一，版圖的拓展，山西商人的活動範圍更加擴大，成為東北、蒙古、新疆的主要商人力量，其活動範圍甚至遠至西藏，山西商人還壟斷了對俄國恰克圖的貿易，並從事東南、兩湖至西北的長途販運貿易。山西商人除經營鹽業外，還經營茶、糧、棉、布、絲綢及高利貸等，晉商的典當業及高利貸很有名，被稱為“西債”。明清商人積累了巨額財富，據說明代徽商的資產達到百萬兩，山西商人之富超過徽商，清代山西不但“百十萬家資者，不一而足”，資產達到千萬兩的也不乏其人。道光年間山西商人創造出經營匯兌業的票號，匯通天下，顯赫一時。但票號在晚清的晉商行業中幾乎是一枝獨秀。由於晚清金融倒帳風波不斷、票號頑固守舊，加之辛亥革命中戰亂的影響，票號在辛亥革命後不久徹底衰敗。
徽商 賈而好儒
徽商與晉商齊名，作為中國商界中的一支勁旅，徽商曾活躍於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以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無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其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
徽州人都是經商能手，他們善於分析和判斷經濟形勢，在買賤賣貴的不等價交換中牟取厚利，大規模的長途商品販運是徽商致富的一個重要途徑，另外，囤積居奇、特權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貸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
徽商與其他商幫的最大不同，就在於“儒”字。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鄉，被譽為“儒風獨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現“賈而好儒”的特點，他們的商業道德觀帶有濃厚的儒家味。徽商以儒家的“誠”、“信”、“義”的道德說教作為其商業道德的根本，使他們在商界贏得了信譽，促進了商業資本的發展，是他們經商成功的奧秘所在。
點評：大凡稱之為儒商的人，理所當然是一個睿智的人。在他們身上，既充滿優秀傳統文化的烙印，又有和時代發展相適應（或超前)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質。他們懂得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有駕馭市場變化的能力。他們集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於一身，恪守做人第一，經商第二的準則。商人的務實和精明，加之厚重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使得他們處處體現著儒家理想人格的魅力。總之，儒商是屬於有知識、有道德、有謀略、會賺錢的人。
晉商 學而優則賈
十大商幫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歷史上，山西商人稱為晉幫。晉商是明清時國內最大的商幫，在商界活躍了500多年，足跡不僅遍及國內各地，還出現在歐洲、日本、東南亞和阿拉伯國家，完全可以與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猶太商人相媲美。
晉商的歷史雖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晉唐時期；但真正崛起於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嘉慶、道光時期已發展到鼎盛。
到清朝中葉，山西商人逐步適應金融業匯兌業務的需要，由經營商業向金融業發展，咸同（1851-1874）時期山西票號幾乎獨占全國的匯兌業務，成為執全國金融牛耳的強大商業金融資本集團。並形成山西“北號（票號）南莊（錢莊）”兩大晉商勁旅。
晉商規模如此之大，延綿時間如此之長，經商領域如此之廣，靠的是什麼?晉幫有自己的經商秘訣：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緣關係為紐帶，凝聚本幫商人的向心力；用傳統道德規範經商的行為；尋求政治上的靠山，庇護本幫的經商活動。另外一個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晉商家族的重要傳統之一“學而優則賈”。據說晉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讀書子弟去經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參加科舉考試，甚至出現過獲得功名後不做官而從商的進士。
點評：晉商“學而優則賈” 理念沒有多少文字記載，而是深深隱藏在晉商的心中，溶化在他們的血液中。正因為如此，使得晉商的文化程度相對於其他商幫是比較高，他們的經營模式也是最先進的，股份制、資本運作等現代經營方式，已經在他們身上萌芽。我們從晉商的成敗，品出了晉商的文化哲理，一個經商世家之所以經久不衰，是因為這些晉商不僅是商人，也是有學識之人，言傳身教，治商有方，併在家族內形成重教之風。
陝西商幫 行道多多
在明代的商業界里，山西與陝西商人為了對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鄰省之好，互相結合，人們通常把他們合稱為“西商”或是“山陝商幫”。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勢力很大，他們從經營鹽業中獲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們內部開始分化，陝西鹽商與山西鹽商分道揚鑣，最終陝西鹽商到了四川發展，這也為陝西商幫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基礎。
陝西商幫生財的行道較多，在這一點上他們與江西商幫相似。陝西商幫是一個綜合性的商幫，他們對財富的追求與一般商幫相同：儘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陝西商幫以鹽商最為著名，經營布業、茶業和皮貨業也是陝西商幫盈利的重要途徑。
點評：雖然貴為中國十大商幫之一，且民風習俗與山西商幫相近，但在外人看來陝西商幫“見識短淺”，在各個方面都無法與晉幫相比。而對於商業資本的使用上，陝西商人採取的是土財主方式，很少有人投資手工業，這與江南地區商人積極發展手工業的情況恰恰形成鮮明的對比。
山東商幫 全民經商
山東商幫是山東人，自然具有山東人的特點：直樸單純，豪爽誠實。正因為如此，與別的商幫相比，山東商幫的致富之道顯得單純，直截了當。山東商幫的致富之道，概括起來，就是長途販賣和坐地經商的商業經營方式，講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規範的商業行為。同時，山東商幫裡面，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大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這也決定了山東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業資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雖然山東商幫的致富之道，相對其他商幫來說實在是沒有什麼高明的地方，但他們的這些經驗和經營方式非常實在，生意做起來踏實。
點評：山東人經商，是好的地區的人要經商，不好的地區的人也要經商。一個省份的人，經商的動機和條件相差甚多，仿佛是中國十大商幫的綜合縮影。這在中國是僅見的。
福建商幫 亦盜亦商
福建商幫的興起，一開始就與封建政府的官方朝貢貿易和禁海政策針鋒相對。他們走私進行商業貿易，不能貿易時就進行搶劫，他們具有海盜和商人的雙重性格。
內外勾結的貿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見的經商方式，他們廣泛聯絡沿海居民，建立了許多據點，利用據點收購出海貨物，囤積國外走私商品，以利銷售，他們不僅在海營商，還有許多也是“陸地商”，“水陸兩棲”，海上貿易也做，陸地貿易也做。明清福建商人，把國內與國外的貿易緊密地結合起來，努力經營，進行多種形式貿易，從而形成了中國封建社會晚期一個很有影響的地方商幫。
點評：隨著封建社會的消亡，福建商幫卻在海外南洋、臺灣等地開闢出新的商業場地。福建商幫中的許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無畏地開拓海外市場，終於在福建幫這棵枯樹上開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幫的商業精神在海外華人和臺灣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續。
現福建商幫主要由福州商幫、興化商幫、和泉州商幫組成。
廣東商幫 內涵豐富
道光十年，英國議會對曾在中國作過商業貿易的英國商人進行一次調查，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絕大多數在廣州進行貿易的人都一致聲稱，在廣州做生意幾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海外流傳著這麼一句話：“太陽無時不普照粵人社會。”
粵商的輝煌時期，還是在近、現代。在近代，由於外國經濟勢力的侵入以及中國緩慢地邁開近現代步伐，晉商、徽商等因為固守傳統而日漸式微，而粵商卻伴隨著近代廣東商品流通的擴大、商品經濟的發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廣東商人發跡於東南亞和香港、潮汕地區。二次大戰期間，廣東商人雖然曾一度沉寂，但經過戰後若幹年的苦鬥，又終於在上一世紀70年代後崛起於中國南部、香港及東南亞。
點評：近代粵商發揚了古代廣東商人的冒險開拓、獨立進取的商業精神，而在參與國際商業貿易的過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種開放的心態。在近代廣東商人身上，我們看到傳統文化與近代商業文化的某種有效的結合與融合。而正是這種文化的發展與融合，也許才是粵商繼晉商、徽商衰落之後仍能發展，併進一步成長的原因。
江西商幫 講究“賈德”
江西商人絕大多數是因家境所迫而負販經商的，因此，小本經營，借貸起家成為他們的特點。他們的經商活動一般是以販賣本地土特產品為起點，而正是江西商人這些獨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幫具有資本分散，小商小賈眾多的特點。除少數行業如瓷業比較出眾外，其他行業與徽商、晉商等商幫相比經營規模就要顯得相形見絀，商業資本的積累也極為有限。當代著名作家沈從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經就這樣描述江西布商“一個包袱一把傘，跑到湖南當老闆”。另外，江西商人濃厚的傳統觀念、小農意識也影響到他們的資本投向，只求廣度，不求深度。所以，儘管江西商人人數眾多，涉及的行業甚廣、經營靈活，但往往在競爭中容易喪失市場。
點評：江西商人講究“賈德”，註重誠信是江西人質朴、做事認真的性格的一個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頭腦中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江西商人還善於揣摩消費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顧的要求。總之，以銷售盡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機為原則，這是江西商人發財致富的經驗總結。
寧波商幫 後來居上
寧波商幫是中國商幫中的後起之秀。從它形成之時起，便顯露出它的見識不凡和卓爾不群。
寧波商幫，是指寧波府的商人，以血緣姻親和地緣鄉誼為紐帶連接而成的商業集團。是一個盛行於國內和海外的商幫。寧波商人外出經商歷史悠久，但大規模經商，並且結成商幫則為時較晚。鴉片戰爭後，尤其是民國時期，寧波商幫中新一代商業資本家脫穎而出，把商業與金融業緊密結合起來，從而使寧波商幫以新興的近代商人群體的姿態躋身於全國著名商幫之列。他們所經營的銀樓業、藥材業、成衣業、海味業以及保險業，也是名聞遐邇。
點評：寧波商幫形成的時間較晚，但其發展勢頭卻非常之快。他們的活動區域不斷拓展，最終形成“四齣營生，商旅遍於天下”的局面。寧波商幫不僅善於開拓活動地域，還善於因時制宜地開拓經營項目。他們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點，也非常實用：以傳統行業經營安身立命，以支柱行業經營為依托，新興行業經營為方向，而往往一家經營數業，互為補充，使自己的商業經營在全國商界中居於優勢地位。
洞庭商幫 善於審時度勢
幾乎就在龍游商幫興起的同時，另一個商幫在中國的洞庭湖上不知不覺地興起了———洞庭商幫。
當年範彞財色盡得，泛舟五湖，引起多少人的艷羡。他經商成功，一定給太湖、洞庭湖流域的人們留下深刻印象。
洞庭商幫是在明萬曆年間才初步形成。
審時度勢，把握時機，這是聰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這樣聰明的商幫。洞庭商人沒有與徽商、晉商在鹽業和典當經營上爭奪市場，而是揚長避短，穩中求勝，利用洞庭湖得天獨厚的經商條件販運起米糧和絲綢布匹。他們還不斷更新觀念，開拓經營新局面，向外部世界發展著。尤其是鴉片戰爭後，在作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鑽天”之術，開闢了買辦業、銀行業、錢莊業等金融實體和絲綢、棉紗等實業。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從事著不同於以往的商業活動，由此，洞庭商幫產生了一批民族資本家，走上了由商業資本向工業資本發展的道路。
點評：洞庭商人十分講究具體的經營手段，而這些手段看起來則非常符合現代經商的要求。洞庭商人非常註意市場信息，時常預測行情，在經商過程中，洞庭商人會根據市場行情與商品交換的情況變化而變化自己的經營策略，不拘於成見，只要有利就行。洞庭商人還會根據當地實際情況，比如商人資金和民風特點，因地制宜的採取獨特的經營方式。
龍游商幫 海納百川
當徽商、晉商在商場爭雄之時，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個頗有影響的龍游商幫。歷史上所稱的龍游商幫，實際上是衢州府商人集團，其中以龍游縣商人人數最多，經商手段最為高明，故冠以龍游商幫。
龍游商幫雖地處偏僻，卻有著開放的心態，在觀念上也比較新潮。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上，即投資上的“敢為天下先”精神和“海納百川”的肚量。明清時期，許多商人將經營商業所賺得的資金用來購買土地或者經營典當、借貸業，以求有穩定的收入。而龍游商敏銳地意識到，要獲得更多的利潤，必須轉向手工業生產和工礦產業上。他們果斷地投入於紙業、礦業的商品生產，或者直接參与商品生產，使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給當時封建社會註入了帶有雇佣關係的新生產關係。龍游商人還不排斥外地商幫對本鄉的滲透，並且相處友善，吸收外地商人於己幫，推進了龍游商幫的發展。
點評：龍游商人“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納百川”的肚量，是他們良好的經商心態的反映。他們雖然是出自一個偏僻之地，既無官府支持，又無強大的宗族勢力作堅強後盾，但他們卻能在強手如林的各大商幫中崛起，自立於商幫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