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治理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精英治理是指社会组织内部的权力运作委托交付给一些能人、精英来运作，由这些精英制定并执行规则，并代表民间组织其他成员来治理商会内外事务。

　　一、精英治理的心理基础

　　人类出于生存的需要聚集在一起生活，从而形成了人类社会。人类需要集体生活，并且只有在集体生活中才能体现出人性，才能满足人的各种需要。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生来是过城邦生活的动物”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群居和集体生活的特点。“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是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弃世俗的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抵。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所以能不期而共趋于这样高级(政治的组合，然而最先设想和缔造这类团体的人们正应该受到后世的敬仰，把他们的功德看作人问莫大的恩惠。”因此，作为人，必须与其他人群居并集体生活，为了获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必须集体行动，而人类的集体行动之所以会有很高的效率，就在于在人类集体内部有分工，组织、协调、指挥这些工作出现了。换句话说，人类的集体行动不是一盘散沙式的，而是有组织的。

　　1.人类的集体行动需要精英

　　在人类的集体生活和集体行动中，人类从内心中是否有一种需要，即对权威、精英人物的需要?勒庞指出，只要有一些生物聚集在一起，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会本能地让自己处在一个头领的统治之卜。勒庞认为对权威和精英需要是人的一种本能，因为人总是聚集在一起。这种需要是先天形成还是后天养成已不得而知，但这种需要却成为一个原理，一种不断重复的历史现象，人类总是在创造权威、创造领袖、创造精英，而把他们创造出来就是为了服从他们。因此，“也就是说，当人类孤单的时候他们就是自由的;当他们成为一个群体中的组成部分时，他们就寻找一位领袖，听从他的指挥并追随在他的左右。这一原理的阐述令人信服，其程度不亚于对一个数学公理的信服，像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一样，它击中了要害，尽管我们发现它被表达出来的方式非常野蛮，也让人震惊。”

　　如果承认了这一原理，那就等于承认只要是有人类社会的地方就会有精英与大众的分野，就会是精英治理。这种论证方法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阐发，从基本的人的需要出发来分析。具体的论证可以这样展开:

　　对人的需要最为经典的分析是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马斯洛把人类的基本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由低到高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安全需要是仅次于生理需要的人的基本需要。安全需要会导致人的某些行为动机和行为模式的产生。

　　如果生理需要相对充分地得到了满足，接着就会出现一整套新的需要，我们可以把它们大致归为安全需要类(安全、稳定、依赖、免受恐吓、焦躁和混乱的折磨，对体制、秩序、法律、界限的需要;对于保护者实力的要求，等等。这里所指的安全需要是一种广义的安全，包含了一个人在社会中可以正常生存和作为正常人生活的基本条件。所以，所谓的安全还不单纯是指保全性命，而且也包括每个人通过合法的劳动、在不危害国家的条件卜可以获得生活上的一切其他的满足。安全需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一种常态，这要求防比任何一种可能危害到自身利益的活动的发生。因此，除了对生命、财产这些基本的安全需要外，对秩序、正义、保护者实力的需要也是安全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低级需要中生理需要较为接近动物性，而安全需要则一定程度反映出人的社会性，为了满足安全需要，人类结成社会、形成组织，并采取集体行动来获得保护、秩序、稳定以及正义。那么这种安全需要会衍生出一种需要，即对集体的需要、组织需要。这种需要可以表述为一个人总是倾向于归属于一种集体、一个组织。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的这一需要。他认为，“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这句话放到古希腊城邦政治环境中可解释为:人的本性就是城邦。人的本性与城邦政治生活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一方面，在本性上，人必须生活在城邦之内、过政治生活、是城邦的一部分，这样人才成其为人，这才是正常人的生活;另一方面，城邦植根于人的本性，是人性的放大和完善，是自足而独立的，其目标在于人的“优良的生活”。城邦满足了人性中对集体的需要、人的组织需要，同样也满足了人的安全需要。

　　基于人对集体的需要、人对组织的需要，又发展出人对权威、对精英的需要。因为集体行动需要权威、组织生活需要精英，否则就会丧失效率、秩序等基本价值要素。一位心理学家曾经这样总结大众对精英需要，“总之，领袖是支撑任何群体存在的精神支柱，并且人们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因此就如同人类不能没有食物、饮料或睡眠一样，人类也不能没有一个主宰;人类都是政治动物，他们需要组织，也就是说，需要秩序和领袖。这是一条自然规律，当人们聚集在一个团体内时，他们本能地屈从于他们中某个人的统治。”

　　2.微观组织活动中对控制权的要求产生对精英的需要

　　如果以上的论述是从宏观人类社会的角度来进行论证的，那么从微观的角度应该也能找到人类对精英的需要。社会生活是有组织的，这种组织活动存在于社会的微观系统中，即在每一个社会组织的最小单位—家庭中，都是有组织的活动。家庭活动的组织性也在于它是以一定的结构、一定的程序来进行的。家庭中存在的家长与子女的结构，就是一种权威结构。家长对家庭事务有绝对的控制权。家庭成员也在不同程度上有一种追求控制权的需要，希望家庭事务能符合自己的意志。家长制是一种最为古老的组织制度。在社会组织中也发展出了类似的组织结构，权威结构从家长制不断演化，产生了寡头制和民主制。但无论组织制度如何变化，个人在组织中寻求控制权的特性没有改变厂当一个人无法通过自身获得控制权时，就会通过追随权威、领袖、精英来获得权力。罗素是这样分析的，权力欲的冲动有两种形态:在领袖的身上是明显的;在追随领袖的人身上是隐含的。当人们心甘情愿追随一个领袖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依仗这个领袖所控制的集团来获得权力;他们感到领袖的胜利也就是他们自身的胜利。大多数人觉得自身没有能力把他们的集团导向胜利，于是就想获得一个智勇兼备足以成就丰功伟业的首脑。基于同样是对控制权的需要，多数人成为追随着，少数人成为领袖、成为权威、成为精英。

　　绝大多数组织成员其实有两种心理，一种是服从，另一种是使别人服从。只是在组织的群体当中，服从的心理占了上风，只有少数人坚守着使别人服从的心理，并在素质和能力上超越其他人而成为精英。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还表明，如果人们能够从隶属于某个团体或者组织中获得利益，那么便会倾向于服从这个团体或组织的权威，如老板或宗教领袖。当人们相信他们被公正的对待，相信权威的动机或者对于团体和组织有认同感时，人们也会倾向于服从权威。所以在团体或组织中，精英或权威是必需的，这也是大多数团体成员的一种内心中的需要。有精英、有权威就会有安全、有收益。

　　二、精英产生的传统社会基础

　　人类社会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人类的活动也是有组织的活动，那么当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就成为了组织化社会。在组织化社会中，精英治理的存在就是由组织活动的特点和必然要求所决定的。所以，无论何种精英都离不开组织。组织的分化与变迁也引起了精英产生方式的变化。

　　1.精英产生的传统标准

　　按照对精英的一般性定义，社会中的优秀分子就是精英，那么精英的产生就只是在某个社会领域按照优胜劣汰的方法，取得较高成就的人就是精英。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简单，精英产生的方式不仅是精英选拔的标准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使精英区别于大众的标志问题。人类历史上共出现了三种选拔精英的标准:依据血统、财产和成就的精英选拔。根据血统来挑选精英是在贵族社会的成熟形态，资产阶级社会将财产标准作为一种主流标准，而成就标准一直都在与其他两个标准结合。如在贵族社会中除依据血统以外，还有依据战功、功绩等成为精英。在以财产为主流精英选拔标准的社会中，也包括把成就转化成财产的标准。以成就为一种普遍的精英选拔标准，是现代社会精英产生的一种主要方式。成就的多种内涵也就使单一的标准变成了多元标准，但一个人取得的表面上或形式上的功绩仍然是为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精英选拔标准。这也就是帕累托对精英定义所表达出来的含义，他认为成就标准不考虑一个人活动的性质，排斥了道德价值评判，在每个人的活动领域都可以对这个人的活动进行打分，得到高分的人，也就是在这个领域取得优秀成就的人就是精英。无论是哪一种标准，都只是完成了精英选拔的第一步。

　　2.地位性分化

　　在传统的精英产生方式中，除了以成就作为划分的依据以外，第二步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还要在地位上进行分化，以使精英进入上层阶级。没有地位上的分化，精英与大众就难以区分开来，成就标准就无法显现，因此必须使精英在地位上与大众有所区别。所以地位性分化就成为是否成为精英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在精英产生的传统方式中，在成就标准上还必须要加上高度标准，即精英是社会地位高于普通大众的人群。也正是由于地位上的差别，精英才会成为统治者。莫斯卡正是基于这种地位性的分化提出了人类社会中普遍可以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米尔斯更是依据高度标准，用地位性分化来定义精英，“权力精英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他们的地位可以使他们超越普通人所处的普通环境;他们的地位可以使他们做出具有重要后果的决定。”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成就标准与高度标准并不完全统一。有些人仅仅是凭借家族血统、继承的财富而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而没有取得什么过人的功绩。这些人也能够进入精英的行列，只是因为他们符合高度标准，是地位性分化使其成为精英。这也正说明传统精英产生方式中以地位性分化为主要方式，即以高度标准为主要依据，而成就标准只是一种潜在的、根本性的依据，另外，还有一类观点认为精英的产生是社会分工的要求。社会分工使一部分人从事高级的活动，而另一部分人从事低级的活动。孟子就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用劳心、劳力的社会分工划分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美国的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也提出:社会分工就是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分工，因此人类社会就划分为劳动阶级和有闲阶级。有闲阶级是非生产性的上层阶级，专门从事政治、宗教等事务。非生产性的分工造就了上层阶级，也就是产生了精英。这些理论试图以社会分工来解释精英与大众、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分野，已经注意到了统治与被统治可能是一种社会分工，但这种以社会分工来解释前现代社会的统治关系的理论缺乏强有力的事实支持。实际上他们的理论都在以技术性分工来掩盖地位性分化，而他们所说的社会分工在前现代社会实质上就是一种地位性分化，统治与被统治更多的是地位上的差别而不是分工上的差别，而正是上层和下层实际社会地位的分化才造成了现实中精英的产生。

　　所以，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以前，精英产生的传统方式就是地位性分化，这种地位性分化的原因可以是依据血统、财产或者更多时候依据成就。这种精英产生的方式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并且在现代社会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精英产生方式，古典和现代的精英主义理论家都注意到了地位性分化的作用，但同时他们也看到了现代社会出现了与传统社会不同的精英产生方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确立，另一种精英产生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这就是技术性分工产生了精英。

　　三、精英治理的社会组织基础

技术性分工与组织化社会

　　精英主义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持有社会进化论的观点，他们认为社会始终在向前发展，并且现代社会优于传统社会。在精英产生的方式上，现代社会也出现了优于传统社会的方式与机制。对于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论证精英产生的观点尽管缺乏强大的说服力，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专业性的社会分工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并且，社会分工愈发地表现出较强的应用性、技术性，而非人为性和价值性。

　　1.技术性分工产生的精英

　　在现代社会，社会分工不断深化，愈发细密，这使得精英的产生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技术性分工产生精英成为可能，并且由技术性分工产生的精英同时具备了素质上的优势与地位上的优势，使其具有了某种天然的统治或治理上的合理性。

　　①横向分工

　　现代社会以前的技术性分工大都是横向分工，社会中的纵向分工是不属于技术性分工的。比如各种不同的工种、不同的职业大多都是技术性分工的结果，而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却不是技术性分工的结果，这些是由诸如财产、血统、军功、知识等方面因素决定的。所以，横向分工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以前的主要分工形式。亚当斯密就认为社会分工主要就是横向分工。他认为，在经济领域，“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而在社会领域，“在社会普遍性事务上的分工(in the general business of society)，与个别制造业的分工在结果上都是类似的”这种分工会产生各种不同的专门职业，斯密还将知识分子也作为一种职业看成是社会横向分工的结果。“随着社会的进步，哲学或推理也像其他各种职业那样，成为某一特定阶级人民的主要业务和专门工作。此外，这种业务或工作，也像其他职业那样，分成了许多部门，每个部门，又各成为一种哲学家的行业。”

　　古典政治经济学所阐述的分工论是通过分工可以提高效率，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分工亦能提高社会生活的效率。斯密所阐述的分工实际是一种技术性分工，这种技术性分工会逐渐扩展到全社会，不同的人从事不同的职业，通过市场中的交换使各自的需求都得到满足。在斯密的论述中虽然也涉及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分工，但其总体上仍然是横向的技术性分工，他认为，“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人们在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而关于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还没有纳入到社会分工与职业化的范畴。

　　②纵向分工

　　斯密的分工论从表面上看是一种社会分工，但他的社会分工仅限于技术层面，属于技术性分工，每个人都为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去生产满足别人需求的东西，分工是为了交换。但这种技术性分工从理论上讲是一种平行式的分工，即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掌握不同专业的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并没有因为这种分工而产生地位上的差异。斯密就认为哲学家与挑夫没有什么地位上的差别。但实践中在社会地位上是有很大差别的，特别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会形成天然的地位上的差别。对于这种差别，人们更多的时候把这种差别归因于天赋能力上的差别或是血统、传承等方面的因素。在前现代社会，政治与管理还未成为一种职业，各种非技术性因素主宰着究竟谁能居于统治地位或被统治地位。而当一种职业悄然兴起的时候，就彻底改变了技术性分工只能是横向的平行分工的局面，也改变了形成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等诸多关系的方式。

　　1841年10月，美国发生非常严重的火车相撞事故。这次事故使美国社会各界强烈要求进行铁路公司的管理改革。改革后，公司由两名高层经理—总主管和董事长一一协调各区段的工作。1852年，董事长成为专职人员，是支薪阶层。于是，西部线成为美国第一家以专职支薪经理通过严密的管理系统来经营的企业。这次改革事件成为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起点，同时也是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的开始。随后建立的现代公司制度使得所有权与经营权在法律上实现分离。伯利和米恩斯在合著的经典著作恤代股份公司与私有财产》中提出，大公司的高速成长导致公司股权的日渐分散，从而弱化了股东权力，与此同时，经营者取得了公司的控制地位。他们认为，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是20世纪里第一个重要变化，基于此提出了公司权力转移理论，即从资本家的家族控制转移到经理控制。管理成为一种职业，管理形成了专业化很强的知识体系。一个新的职业集团出现了，经理阶层成为社会中的一个新的阶层。这个阶层具有强大的控制力，掌握了现代企业的决策和执行的权力。

　　管理作为一种职业从社会分工中产生，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也是前现代社会分工的继续，仍然属于技术性分工的范畴，这种技术性分工并没有跳出斯密的分工理论范围，但是却产生与斯密设想的完全不同的结果。那就是这种技术性分工直接带来了地位性分化。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技术性分工并不是横向的平行式分工，而是一种纵向分工。经理阶层的出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既存在分工的差异，同时也存在地位上的差异，管理者处于上层地位，被管理者处于卜层地位。

　　③管理革命与文官革命

　　从管理与被管理的分工这个角度看，仍属技术性分工。这是斯密所论述的分工的继续，其目的和手段与以前的分工都类似，只是直接地在社会上形成了阶层的分化，这种分化不仅与以前的分工一样形成了职业群体，并且以地位上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阶层。经理阶层逐渐成为社会上层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这也极大地改变了精英阶层的形成方式。在这个时代，管理的专业化与职业化也被称为“管理革命”。1941年，伯纳姆(James Burnbam)在《管理革命: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管理革命”这一说法。管理革命的过程，是以“经理控制型”的现代企业制度，取代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一体化”的传统企业制度成为主导的企业组织形式的过程。管理革命的内容是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由职业经理人取代所有者掌握企业财产控制权，在企业管理中居于支配地位。伯纳姆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即社会的最重要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都在以非同寻常的速度变化着。这种转型是从我们一直称谓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或中产阶级社会形态向一种我们将称谓的管理社会形态的转变。管理者将成为国家和社会中的“统治阶级”(ruling class)。

　　无独有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在政治生活领域也正在经历一场革命。政治日益成为专业性很强的活动，政治成为一种职业，政治的专业知识是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的。政治与行政出现了分离的趋势。1887年伍德罗·威尔逊发表了《行政研究》一文，标志着行政管理学的创立。1900年美国学者古德诺出版了《政治与行政》，论述了政治与行政分离的理论。实践上的表现是，这就是文官制度的建立。从1855年开始，英国着手建立文官制度，通过1855年和1870年两道枢密院令确立了考试录用、择优录取、职位分类等原则。其影响迅速扩大，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纷纷仿效建立文官制度。美国于1883年颁布了文官制度条例，即《彭德尔顿法》，对文官制度进行了改革。确立了对文官的录用实行公开竞争考试办法，择优录取;定期考核;文官常任，在政治上中立，不与执政党共进退;文官终身任职，非犯大错不能解雇等原则。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文官革命与管理革命有异曲同工之处，文官阶层和经理阶层一样都掌握了实际的控制权，文官制度与民主化和政党制度的兴起更加促进了职业政治家阶层的形成。文官制度的建立也产生了一个文官群体，这本身也是政治民主化的一个产物。文官阶层也最能体现在政治生活领域技术性分工的结果。政治与行政的分化更多地带有了技术性分工的色彩，这也使得在政治地位上统治与被统治的分化，更多地带有了技术性分工的成分。

　　管理革命和文官革命颠覆了传统的精英产生方式，社会中精英阶层的出现不再是依靠血统、家庭、金钱，而是依据专业知识、经验、职业培训等因素。同时这两种革命使社会分工不仅只是在横向上造成了各种职业的差别，而且会在纵向上形成了地位性的分化。也就是说技术性分工同时也会造成地位性分化，因此，新的精英阶层就出现了，职业政治家、职业文官、职业经理成为掌握社会决定权和控制权的精英。

　　卡莱尔是近代社会中一位著名的英雄主义者，但他为了把自己的英雄与《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区别开来，创造了科学英雄的形象。他说:“神明英雄和先知英雄都是旧时代的产物，在新时代已不再重现。他们的存在是以观念的某种原始性为前提的，仅由科学知识的进步便使之结束。”田正是卡莱尔这一关于英雄的描述，道破了近代以来的精英与古代社会精英的区别。近代社会的发生史确实反映出卡莱尔所描述的特征，随着马基雅维里的出现，不论自然精英还是身份精英都逐渐褪去其神圣的光环。马基雅维里让社会治理从一种高贵的艺术堕落为一种匠人之术，其中所包含的是让精英意识形态转化为民主治理的追求。虽然哈林顿与斯宾诺莎都对贵族钦赞有加，但是，贵族在哈林顿和斯宾诺莎的著作中只不过是指某一特定的人群，他们已经不再是前近代的贵族了，他们的地位已经明显下降，几乎是与民众并列地存在了。尤其是在近代代议制度确立之后，代表民主的成分也开始超过贵族成分，并在民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一步步将贵族成分剔除出了治理体系。作为治理专业化和职业化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权术之外的那些日常治理活动也得到了技术化，并在这一技术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覆盖更广的职业体系，这就是官僚制。官僚制重新在社会中建立起了一种等级序列，并使技术与职业的关系具有了一种矛盾的二元性。如果说在理想的专家治理中只要具备治理技术就可以承担治理职能的话，那么官僚制则要求人们不仅要具备治理技术，而且要具备标准化的也就是官僚制这个等级序列所认可的治理技术。如此，技术本身也就发生了异化，它不再服务于治理社会的需要，而是服务于官僚制自身等级建构的目标。在这种等级建构中，治理专家不断地实现精英化。按照韦伯的观点，在近代公共生活中存在着政客与官僚这两种不同的人。而在实际上，由于权术也是一种技术，政客与官僚就都可以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被视为技术专家了。由于政治领域与行政领域都已经实现了官僚化，近代社会的技术专家便一直走在精英化的道路上，并最终成为不折不扣的技术精英。

　　在从身份精英到技术专家再到技术精英的演变过程中，有一个概念是我们不能够回避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特别是在二战后的一个时期中，知识分子经常被学者们提起，因为他们寄托于知识分子身上的是一种革命的希望。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所能实现的是物质的革命，而知识分子将担负起一场消除异化的精神革命。但是，可以相信，在人类社会很早的历史阶段中，作为知识分子的人群已经出现，它在最初是自然精英的一种异化形式，是一种能够祛除自然精英身上的精英气质的平民化的社会存在形态。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当人们发明了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时候，实际上是保留了这个人群的过往的一切品性。正是这些品性决定了它与现代技术专家既有几分相似之处(都拥有知识)，又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我们知道，技术专家在价值上是中性的，而在知识分子的概念中则包含着某种德性内容。也正是这种德性使人们相信知识分子可以抵御官僚制的等级建构，免于自身的精英化，相反，价值中性的技术专家不仅无力抵御精英化，反而是追求精英化的。就此而言，知识分子概念反映了人们要求社会治理非精英化的强烈愿望，在现代性的语境下，知识分子概念中也包含着一种具有批判性特征的理念。但是，由于技术专家适应了现代社会治理的需要，并且由于技术专家在转化为技术精英的过程能够满足官僚制的合理性追求，所以，技术专家成了现代社会中最有生命力的社会存在物，而且它的无限征服能力也在同化着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的良心与德性消融净尽，使知识分子也转变成了技术专家或技术精英。这就是当下的现实，或者说，知识分子正在消失，甚至已经消失了。贾克比认为，在20世纪，“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沉默寡言的技术人员。这些人由委员会雇用，急于取悦各式各样的赞助者和部门，披挂着学术证件和社会权威的外衣，然而这种社会权威并未促成辩论，只是建立声誉和吓唬外行人。萨义德更是尖锐地指出，“如果专门化是各地所有教育体系中存在的一种广泛的工具性压力，那么专业知识和崇拜合格专家的作法则是战后世界中更特殊的压力。要成为专家就得有适当的权威证明为合格;这些权威指导你说正确的语言，引用正确的权威，局限于正确的领域，尤其在敏感、有利可图的知识领域受到威胁时更是如此”。比如，只要你不是美国学院体系训练出来的、以健康的心态看重发展理论和国家安全的政治科学家，就没有人会听你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不许你发言，而挑战你的理由就是你不具备专业知识。

　　在这里，标准化的专业知识成了一道具有象征意义的门槛，站在门槛两边的不仅是专家与非专家，而且是精英与非精英。所以，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我们处处看到的都是技术专家和技术精英，他们拥有知识，却不是知识分子;他们担负和实施着社会治理，却没有社会治理者应有的德性。来自于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人们，有着大学教授的头衔，通过巧立名目骗取一些所谓的研究资助，然后就可以装扮成某一个方面的权威，进而成为技术精英的参谋，随时等待着技术精英前来咨询，就如红灯区中专业化的性工作者一样，为了一点报酬而察言观色地选择那些能够讨好技术精英的词汇。总之，套用尼采的话说，“知识分子死了”，剩下的仅仅是技术专家和由技术专家转化而来的技术精英。无论是直接的还是辅助性的社会治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技术精英展开的，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为我们描绘出的一幅精英治理的图景。

　　莫斯卡说:“在存在于所有政治制度中的经久不变的现实与趋势当中，有一种现象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最漫不经心的眼睛也不会将其忽略。在所有社会中，——从最不发达的、刚刚出现文明曙光的社会直到最发达、最强大的社会当中——都存在着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第一个阶级——其人数总是非常有限——执行所有的政治职能，独揽大权，并尽情享受权力所带来的种种荣耀，而第二个阶级——人数众多的阶级——却受到第一个阶级以一种或多或少是合法的、专断的和强暴的方式的统治与支配……。莫斯卡的这段话既是对历史的概括，也是对现实的批判，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人类自称自己已经文明化了，而且，人类也经历过一次又一次革命，却始终没有摆脱精英统治的命运。在今天，虽然“统治”一词已经被转化成了“管理”，但是，由于少数被认为是精英的人把持着管理，所以在实质上依然是少数人借管理之名而实施着对公众、对社会的统治。不管精英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也不管社会治理采用了什么样的形式，只要我们的社会还依然掌握在精英的手中，只要我们实行的还是精英治理，人类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广大民众就依然会处于被统治和被压迫的地位，就会被迫接受少数精英的愚弄和玩弄。而且，在这样一个统治结构中，就会永无穷尽地出现那些想成为精英、想讨好精英的人，他们总是乐意于用自己的人格到精英那里换取一些被学术语言称作为利益的“好处”。直到20世纪70年代，普特南等人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政治结构进行了长达13年的潜心研究，得出的结论还是:“以其社会出身来说，我们的官僚和政客是他们社会的最优秀分子。甚至，“特别在欧洲，如有直接的证据证实莫斯卡所说的‘政治阶级’的存在，这些数据提供了说明，‘政治阶级’即是指参与政治和政府事务的传统一代传一代的阶层。

　　我们知道，韦伯是现代社会治理定型化的主要贡献者之一，他对精英治理的问题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可以说他几乎探讨了所有类型的精英，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称为卡理斯玛的精英形态。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见，卡理斯玛其实是一种自然精英，他是在危机状态下自然出现的一种肉体与精神皆具特殊的、被认为是“超自然的”(意思是说并非每个人都能获得的)禀赋的人。他不同于身份精英，不具有那种不可选择的规定性。“现今的君权神授说主张:（君主的地位）乃基于‘不可测知的’神意，而‘君主只对神负责’。然而，真正的卡理斯玛支配者却正好相反，要对被支配者负责;所谓负责，就是去证明他自己本身确实是神所意指的支配者。”他也不同于财产精英，他不是因为所拥有的财产和资本而获得权威，他是具有某种“纯粹性”的精英。“与所有‘家父长制的’支配(就我们此处对此字的用法而言)相反，‘纯粹的’卡理斯玛与一切有秩序的经济相对立。它毋宁正是那非经济性(Unwirtschaftlichkeit)的力量，即使是以占有财货为目标(就像那些卡理斯玛的战斗英砌的情况下，亦是如此。……卡理斯玛担纲者(即支配都及其使徒与启从，为了完成使命，必须摆脱此世的牵绊，必须自外于日常的职业以及日常的家庭义务。“卡理斯玛结构愈是具其纯粹性，启从与门徒就愈少以傣禄、薪给或任何种类的报酬与赁贷的形式，以及头衔或位阶等级关系等，来获取其生计手段与社会地位。在物质上，只要是他们的生计别无其他方法来加以保障，那么他们所依靠的是以权威主义的方式来加以管理的利用共同体，换言之，分享其首领所接收到的财货，无论其为表达敬意的赠品、掠夺品、或捐献，而分享的方式既无计算也无契约。从此，启从们有权要求与首领同桌进食、得到他的扶持，以及从他那儿领取表彰名誉的赠礼。在精神上，他们可以分享那些被加在首领自己身上的社会的、宗教的、政治的尊荣与名誉。无论如何，只要是偏离了此种方式，卡理斯玛结构的‘纯粹性’便会蒙上阴影，而步入另一种结构形式的管道。

　　从韦伯上面对卡理斯玛的描述看，他们实际上是可以被看作为那些开国君主和奠立王朝的人，所以，韦伯也宣称他是从历史之中被发掘出来的。但是，韦伯并没有把卡理斯玛看作为一种将被永远封存到历史中去的英雄，而是有意无意地去表达复活卡理斯玛的愿望。韦伯所实现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技术化是通过官僚制的方案，而官僚制中的官僚就是技术专家和技术精英。但是，在韦伯对卡理斯玛的特殊感情中又似乎让人感受到他对技术专家以及技术精英的不满，他似乎有着通过复活卡理斯玛去抵消技术精英的情结。这可能是韦伯这样一个强调理性、强调技术合理性的人的情感与理性之间的一种莫名的冲突。当然，也许是哈林顿自然精英的“巫魅”有的时候附着到了韦伯身上。因而我们看到，在韦伯考察卡理斯玛的近代形式时，颇有深意地讨论了“党老大”与卡理斯玛的关系。的确，就现实而言，在政党政治较为发达的国家中，精英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也就表现为党老大的治理，正是党老大之间的你倾我轧赋予了社会治理以活力。但是，党老大的倾轧也会造成政治合法性缺失的结果，特别是当这种缺失比较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危机状态。在韦伯眼中，党老大还是技术精英，当这些技术精英有活动在党争中造就了危机状态时，就会要求唤回卡理斯玛，即出现卡理斯玛而把政治带出危机状态。循着韦伯的逻辑，可以看到:如果说党争是政党政治不可避免的结局，而卡理斯玛又是解决党争的唯一出路的话，那么，如何避免卡理斯玛最终堕落为党老大呢?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诉诸于卡理斯玛的英雄特质，规定它具有足以抗拒堕落的纯粹性。在韦伯看来，虽然卡理斯玛也是一种精英，但由于他不把自己当作精英，而是始终保持着对其支配者负责的态度，所以，卡理斯玛支配也就可以不被视为一种精英支配了。这就是韦伯对精英治理问题的解决方案。

　　韦伯对精英问题的处理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哈林顿，如果进一步阅读，我们还会发现，韦伯与哈林顿都曾对权力与权威做出过区分。这向我们暗示了这样一条逻辑，即他们都注意到了在精英现实中存在着广泛的权力滥用，而由此造成的后果只有通过一种具有权威的精英的出现，才能加以弥补。所以，他们都选择了某种具有神圣性的自然精英来维持一种他们所憧憬的理想化精英治理。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哈林顿陷入了自反的矛盾结局中去了，韦伯也无法避免地走到了这条道路上去了。因为，如果把对精英治理的矫正寄托在卡理斯玛的身上，实际上就是用一种精英去代替另一种精英，依然还是精英治理。而且，官僚制实现了充分的理性化，是被作为一个技术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的体系而加以建构的，这也是韦伯最受人们认同的方面。如果韦伯唤回了卡理斯玛这一自然精英的话，英雄主义的“巫魅”被重新唤回到了这个由官僚制搭建起来的治理体系中，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所以，哈林顿和韦伯都没有走出精英治理的现实，所以才会在理论上陷入到自我矛盾之中去。其实，精英治理的终结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历史实践的问题。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不需要精英、不需要英雄主义的时代时，精英治理也就会走向终结。一个不再是精英治理的治理体系将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治理体系，正是这个治理体系，在今天处在一个迅速生成的过程之中。

　　在我们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技术本身是开放的，封闭的乃是标准化或者说制度化的技术。也就是说，技术专家的精英化不是由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制度结构的产物，正是官僚制造成了技术精英治理的现实。就实质而言，官僚制实际上是一种分配制度，它将技术生硬地划分为服务于不同阶次的目的的技术，从而形成一套分配体系，而这个体系所要分配的对象就是权力。在权力分配中，一方面，每个人都与权力相关联，每个人都受到权力的支配，没有人能够独立于权力之外，这样一来，就提出了行使权力的技术公开性的要求。但是，另一方面，权力的执掌又是具有排他陛的，这种排他陛又使每个人都尽量不让其他人能够加入到对自己所执掌的权力的分享之中来，因此，它又造成了作为治理活动的职业与职位的封闭性。由于技术与职业、职位已经被结构化为一个同一体，职业与职位的封闭也使技术变得封闭了，在每一个治理过程中，都有着许多不容他人了解的技术秘密。在这种条件下，每一个参与到治理过程中的人都会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而追求更高的技术标准，而在达到了这一技术标准之后，又千方百计地提高相应的标准，或者封闭技术准入。在这个意义上，近代社会的治理技术崇拜其实质乃是权力崇拜，技术只是接近权力、掌握权力和控制权力的一种方式。由于权力的稀缺性，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技术被不断地等级化而形成权力的金字塔，技术专家也就不断地被精英化，并把自己定格在官僚制这样一个分配体系之中的某个点上。所以，从权力分配的角度看，社会治理的专业化、官僚化与精英化都是由于对权力的追逐而引起的。这一结论甚至可以进行放大，近代社会的专业化、官僚化与精英化都是由于整个社会生活的权力崇拜所造成的，社会治理中的权力崇拜只不过是整个社会权力崇拜的缩影。当然，权力在市场中表现为资本，而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更直接地表现为权力了。所以，现代性的技术精英治理与现代社会是同构的，是深深地植根于这个社会之中的。

　　韦伯在谋求矫正技术精英统治的时候，求助于卡理斯玛，但是，作为自然精英的卡理斯玛时代毕竟一去不复返了。即使韦伯本人也看到，“不过，无论如何，随着制度性的持续组织之发展，卡理斯玛则节节后退，这是卡理斯玛的命运。”英雄主义是与近代以来的制度化趋势不相容的。任何东西，只要它无法被制度化，就不能在近代社会合法地存在—而卡理斯玛恰恰不能制度化。与卡理斯玛不同，技术精英却是由官僚制所造就的，是制度化的精英。所以，韦伯求助于卡理斯玛的设想并不能真正发挥出矫正技术精英的功能，更不能成为终结精英治理的方案。也就是说，解决精英治理问题不能寄希望于精英的自我觉醒，而只能从消灭产生精英的制度入手，也就是要超越以权力分配为目的的制度。20世纪后期以来的历史发展正在向我们展示这一设想的可能性，那就是社会构成要素的多元化、社会结构的网络化以及社会运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在这种条件下，一切谋求权力分配的方案都变得难以实施了，社会治理活动在微观的层面以及微观事务的处理上尽管还需要得到权力的支持，但是，在宏观的层面上则要求一种非支配性的合作去实现对社会的共同治理。合作是不需要任何精英的，而且在合作中是不可能产生出精英的，合作治理将是一切精英治理的否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