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会计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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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选择(Accounting Policy Choice)

　　会计政策选择是指特定主体根据自身的目标在可供选择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并拟订会计政策的过程。由于会计政策有宏观政策与微观政策之分,因此,会计政策选择也可以分为宏观会计政策选择和微观会计政策选择。

　　宏观会计政策选择,是指政府或具有权威性的机构组织从“各种可行方法中”选用一种或几种方法,制定成宏观会计政策,从而为企业提交选择的空间。可见,宏观会计政策的选择过程实际上就是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而微观会计政策选择,是指企业根据自身经营管理的目标,从既定的宏观会计政策中选择最适合本企业使用的具体原则和具体的会计处理方法的过程,并形成企业的会计政策。本文立足于会计政策的微观层面,研究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权归属。

　　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是指企业根据本身的特点为达到一定的目标,在会计处理时依据既定规范(此规范一般由各国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等组成),对可供选用的具体会计原则、方法和程序进行定性、定量的比较分析后,拟定决策并加以执行,企业一经选定某种方法,就不能随意变更。

　　我国会计政策选择的特点:国家制定统一的会计制度、会计准则来规定可供企业选择的会计原则和会计方法。因此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对企业将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此经济后果是指企业会计报告将影响企业、政府、投资者、债权人等信息使用者的决策行为,受影响的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影响其他相关者的利益。也就是说;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将会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

　　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是指企业管理当局在特定的环境下，在既定的可选择范围内，根据企业目标或管理当局自己的目标，对可供选用的会计原则、方法、程序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拟定会计政策的过程。会计政策的选择有两个显著特点：

• 1、选择不是个别原则、方法的简单汇集，而是一种整体优化。即构成企业会计政策的各组成部分应有内在一致的目标，受统一的政策思想指导。
• 2、选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政策的最初确立需要作出选择，而已有的政策变更也是一种选择。

　　会计政策选择在形式上表现为会计过程的一种技术规范，但会计政策的选择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会计问题，它是与企业相关的各利益集团处理经济关系、协调经济矛盾、分配经济利益的一项重要措施。对同一会计事项的处理，往往因选择的会计政策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会计结果，从而影响各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导致各利益集团作出不同的决策，最终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效果。因此，会计政策选择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规则和缺席安排，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和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过程是会计报告的编制者与相关经济利益集团博弈均衡的结果。

　　由于会计政策选择是具有经济后果的,会影响利益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管理当局就有为其自身利益选择有利的会计政策的动机。以下从两个方面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原因进行阐述。

　　(一)会计准则中会计方法选择的多样性及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使会计政策选择成为必然

　　1.会计准则是一种技术手段

　　会计准则是检验实务的标准和未来实务改良的指针,它必须是有序、系统、内在一致的,还应该能够与可观察的客观现实相吻合,不受个人所左右。由于企业会计实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会计准则要达到科学、合理、内在一致的目标并不容易。为了使企业会计信息的披露能够从其所处的特定经营环境和经营状况出发,最恰当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情况,会计准则就有必要留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即允许企业在对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处理时在不同的具体原则、多样的会计处理方法之间进行选择。

　　2.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成为选择诱因

　　会计政策选择会影响公司的价值。会计政策选择贯穿于企业从会计确认到计量、记录、报告诸环节构成的整个会计过程,其经济后果会导致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不同的利益分配和决策行为,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比如:通过财务报表所反映的利润的高或低,将会直接影响到利润分配,即不同的利益关系人所取得的经济利益。

　　(二)市场压力使得企业必须对会计政策进行选择

　　从市场的运作情况来看,市场压力是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必然结果。由于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广泛分离,导致委托代理关系出现,企业管理当局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不可避免。会计政策的选择实质上是保护企业管理当局利益的。管理当局作为资源投入运作的实际操作者,来自市场(证券市场、经理市场和监管市场)的压力是对经理人员会计政策选择最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企业管理层是会计政策选择的执行者。既然会计的经济后果性需要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企业管理层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就不可能不考虑自身利益。

　　(一)有管理报酬契约的企业，企业管理层的报酬通常会和会计利润相挂钩，而会计政策影响会计利润，企业管理层就会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自身的目的。在实施分红计划的公司中，经理人员更有可能选择将报告收益从未来期间转至当期的会计政策。

　　(二)有债务契约的企业，若债务契约中有以会计数据定义的违约行为，企业管理层将愿意选择可增加资产或收入以及减少负债和费用的会计政策(亦即不再遵循稳健性原则)。如果在某种会计政策下预期将发生违约行为，企业管理层便会重新选择会计政策，以避免这种违约行为的发生。企业越有可能违反以会计数据为基础的债务契约条款时，企业管理层就越有可能选择将未来报告收益转至当期的会计政策。

　　(三)经济学家把政治活动视为财富转移的竞争，财富转移最直接的方式是税收，因此，所得税是企业要承担的政治成本之一。企业要想使其承担的政治成本降低，必然选择可降低报告盈利的会计政策。况且较低的盈利会减少政府采取不利于企业的行为和增加政府对企业进行补贴的可能性。企业的政治成本越大，企业管理层就越有可能选择将报告收益从当期递延转至以后各期的会计政策。

　　现在的问题是，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几乎不进行制定层面的会计政策选择，或者说管理层对可能影响其利益的会计准则的制定保持较为消极的态度。这种反常现象，该作何解释呢?对此，笔者的初步思考是，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是要发生成本的，并且我国在制定层面的会计政策选择的成本大、执行层面会计政策选择成本小，企业管理层首选的是执行层面的会计政策选择。只有当执行层面会计政策选择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且执行层面会计政策选择的成本越来越大时，企业管理层才会转向制定层面的会计政策选择。现实情况表明，我国企业管理层执行层面会计政策选择的需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造成了他们对制定层面会计政策选择需求的不足。

　　早期会计政策选择的供给几乎完全被企业管理层控制，这时的会计政策选择供给是执行层面的供给，是企业内部的供给，是隐秘的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需要有一套公认的会计政策去规范企业相互之间会计信息的交流活动。由于从客观上来说，会计制度的制定不可能由所有企业共同制定，因此，政府介入就成为了一种较好的方式。因为政府具有强制比较优势，可以节约交易费用，各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民主政治程序来发表意见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样，会计政策的制定权就由企业管理层转移到了政府手中。

　　会计政策制定权的变迁，表明会计政策选择供给方式发生了变化。此时会计政策选择供给表现为制定层面的供给。它是企业外部的供给，是公开的供给，同时也是有限制的供给。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会计准则限制了企业管理层会计政策选择的自由度。笔者认为，与其说会计准则限制了企业管理层会计政策选择的自由度，不如说会计准则增加了会计政策供给的透明度，规范了会计选择供给方式，减少了会计政策选择供给量。

　　可见，由非正式的会计政策过渡到正式的会计政策(会计准则)、会计政策的制定权由企业管理层转移到政府手中的过程，就是会计政策供给由执行层面向制定层面变迁的过程，是人们节约交易费用、从个人理性走向集体理性的过程。

　　关于制定层面会计政策选择，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减少会计政策选择的供给。例如，有学者认为，应参照国际惯例的趋势，尽量减少会计准则中可供选择的会计程序和方法，以缩小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范围。笔者不赞同这一观点，理由是：从前面关于“供给”的研究中不难发现，会计政策选择的供给主要是受需求驱动的，供给量已经小于需求量了，如果再减少会计政策选择的供给，只能造成更大程度的供不应求，为供给方带来更大的好处。因此，应借鉴美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充分程序”，理解并尊重企业干预会计准则制定的行为、积极鼓励企业参与到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来，将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建设成一个开放的系统，以完善会计准则的制定。

　　关于执行层面会计政策选择问题，可以采取措施增大执行层面会计政策选择成本，当执行层面会计政策选择成本足够大时，执行层面会计政策选择的需求将向制定层面会计政策选择的需求转化，这样反而有利于实施“充分程序”，有利于制定层面的会计政策选择。可见，这两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而要增大执行层面会计政策选择的成本，关键是要保持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防止企业管理层与注册会计师合谋。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成果已被人们接受，在此不再赘述。

　　会计政策选择相关的主要理论有三类：一是有效市场假说，二是实证会计理论，三是经济后果理论。

　　(一)有效市场假说

　　简森1978年把有效市场定义为:对一组信息，如果根据该组信息从事交易无法赚取到经济利润，那么市场是有效的。有效市场假说理论认为：(1)、在次强式或强式股票市场上，市场能够无任何偏好地对包括会计程序变动在内的所有信息做出反应。(2)、由于信息交流，资本市场终会了解一家公司是否存在现金流动问题。一家公司绝不可能依靠会计来做为欺诈手段，长期隐瞒现金流动问题。一旦为外界发现，那么，次强式以上的股票市场就会对会计收益中隐含的未来现金流动问题做出大致正确的评估并通过当期股票价格反映出来。总之，有效市场假说理论认为会计政策选择无关紧要，不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和企业价值，有效资本市场将形成不偏倚的股票价格。

　　(二)实证会计理论

　　实证会计理论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是通过对分红计划、债务契约和政治成本的考察，推导出在其它条件均不变的情况下有关的三项假设：(1)分红计划即实施分红计划的企业，其管理人员更有可能把报告收益由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确认；(2)负债权益率即企业的负债权益率愈高，企业的经理人员便愈有可能选择可将报告收益从未来期间转移至当期的会计程序；(3)规模假设即企业的规模愈大，它的管理人员就愈有可能选择那些能够将当期收益递延到下期的会计程序。

　　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证实了这三项假设。总而言之，实证会计理论认为确实存在管理人员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行为。

　　(三)经济后果理论

　　史蒂芬·杰夫将经济后果定义为“会计报告对企业决策行为、政府、债权人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定义的本质在于，会计报告能够影响管理者和其他人员所做出的真实决策，而不仅仅是反映这些决策的结果。

　　按照会计政策选择与信息披露的后果可以把会计政策选择分为技术型和交易型两类。

　　(一)技术型选择

　　技术型会计政策选择所产生的最终信息后果将改变公司的内在价值。管理当局交易特别性的地位体现了对技术性会计政策选择的主导地位。由于改变公司内在价值会给企业契约的各订约人带来较大程度的风险，管理当局进行机会主义的行为选择的可能性比较小。再加上逐渐规范的会计政策框架使得这部分以技术性为特征的会计政策选择只具有了很可限的可塑性，这说明了管理当局对于这部分会计政策选择操纵空间越来越小。

　　(二)交易型选择

　　交易型的会计政策选择是最终信息后果不会影响公司内在价值的会计政策选择，这部分会计政策选择的目的在于通过形成信息屏障而让某些利益集团从信息交易中获利，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具有广泛的可塑性，也就是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会导致最大程度的机会主义。

　　(一)对企业管理层的影响

　　在现代企业中，为了降低代理成本，企业的管理当局与股东之间都签有一定的奖酬计划，主要包括管理报酬计划、分红计划和业绩计划。这些计划都是根据会计信息制定的，管理人员的报酬是随着报告盈利的增加而增加，提高报告收益的现值可提高管理人员报酬的现值。如果收益低于需要支付红利的最低水平，则管理层存在减少当年收益的动机，即尽可能提前确认“收益损失”，以增加本来的期望利润和分红；如果管理者的分红计划中包括了认股权，那么管理当局则选择能平滑收益的会计方法，以保持其股票价格的稳定增长。企业管理当局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立场是维护个人收益最大化的企业立场。

　　(二)对企业股东的影响

　　道德风险是指由于市场中的一方不能观察另一方行动的情况，而造成的一方对另一方有关行为的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是信息不对称的另一种类型，是指掌握信息优势的一方利用信息优势来获取超额利润的现象。“逆向选择”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企业管理当局有动机隐瞒不利信息，因为不利信息会损害他们的名誉，继而降低他们在经理人市场的价值。

　　(三)对企业债权人的影响

　　为了降低风险，债权人通常要求在债务契约中规定一些限制性的条款。限制性条款一般都是依据会计信息订立的，对条款的监督，也通过会计信息进行，这样就使会计程序方法与违约的可能性大小直接相关，从而为管理当局的会计政策选择提供了可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负债权益率越高，企业管理当局便越有可能选择可将报告收益从未来期间转移至当前的会计政策；如果企业在某种情况下将发生违约行为，管理当局总是会通过变更会计程序或者改变会计方法以避免这种违约行为。企业越是与特定的、基于会计信息的限制性条款联系紧密，管理当局越是可能采用可增加当期收益的会计政策以逃避违约的惩罚。会计政策的选择增加了债权人的契约成本。

　　(四)对政府的影响

　　政府通过制定各种管制性的规章，将社会资源的控制权转移到自己手中。由于会计信息是政府制定政策或法规的重要依据之一，这些法规或政策体现的是政府的意图，在特定的环境中代表的是特定集团的利益，目的是在全社会达到资源配置最优。企业管理当局为避免引起政治机构的注意，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来保护企业的利益。管理当局的这些选择行为会影响政府的宏观决策，从而增加了政治成本。

　　(五)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

　　首先，当会计政策改变了观察的数据，它可能影响股票价格；其次，管理者的报酬可能依赖于股票价格，而股票价格则依赖于管理者的行为。对管理者自身业绩的评价也可能部分地依赖于这些股票的价格。由于股票市场对管理当局利益的直接影响，管理当局可能会用会计政策选择这种特殊的方式操纵收益。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后果，虽然可能不影响企业现金流量，但却能够影响企业的价值及其股票价格。

　　(一)短期投资期末计价会计政策的选择

　　1.短期投资跌价损失确认的标准与会计处理。

　　对于短期投资未实现的损失，会计处理上有两种方法：一是计人当期损益；二是作为股东权益的减项。由于短期投资通常是在一年内变现的资产，因此，期末对市价与成本的差额所产生的未实现损益，均直接记入当期损益，借记“投资损益”，贷记“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当市价回升，按回升金额冲减前期确认的短期投资跌价损失，但市价回升幅度较大超过上期确认的损失，冲减短期投资跌价损失到零为止，冲减时借记“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贷记“投资收益”。

　　2.短期投资期末计价会计政策的评价。

　　(1)成本法。按成本法计价较为客观，实务操作简便，也可以避免由于短期投资期末计价产生的对外投资未实现损益的会计处理问题，在市价波动不大或短期投资占流动资产的比重较小时，采用成本法不会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披露带来重大影响。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表现为：

• 资产负债表中的数据往往不能代表短期投资的变现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歪曲了企业财务状况。
• 在市场价格变动的情况下，相同的资产往往由于取得的时间不同而有较大差异，从而使资产负债表的汇总合计失去可比的基础，难于解释其正确的含义。
• 在短期投资市场变动情况下，容易出现虚增或虚减资产的现象。

　　(2)市价法。在证券市场波动较大并且短期投资占流动比重较大时，采用市价法能公正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报表使用者提供更有用的信息。尽管市价法具有上述优点，却同样有其不足之处：

• 市价处于经常变动中，市价法不能绝对客观反映企业财务状况。
• 将未实现的收益记入账簿，不符合稳健性原则，而且将虚增当期利润，多交所得税。
• 将未实际发生的投资损失记入账簿，也将虚减企业利润。
• 用市价计量短期投资，动摇了历史成本这一传统会计计量基础，其真实性不便于检验。

　　(3)成本与市价孰低法。成本与市价孰低法的优点主要有：一是符合谨慎性原则；二是期末资产负债表上短期投资以扣除跌价准备后的账面价值反映，不会高估资产，可使资产计量较为客观、明确。当然，成本与市价孰低法也有着其本身无法克服的缺点：一是会计理论不一致，表现为确认损失与确认收益不一致；二是方法相对烦琐，不便于操作。

　　(二)材料计价会计政策的选择。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规定的存货的计价方法，有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平均法等不同的方法。先进先出法，就是假设先购进的存货先发出或耗用，并根据这种假设的成本流转次序对发出或耗用的存货按最先购入存货的成本(即购入价格)计价。这样，在把材料费用转入成本时，根据材料的入库时间的先后顺序，将先入库材料费用先转出计入产品成本。先进后出法或后进先出法与先进先出法正好相反，它是假设后购入的存货先发出或耗用，在把材料费用转入成本时，把后入库的材料费用先计入产品成本。平均计算法(包括加权平均法和移动平均法)是将进库材料的费用平均摊在单位材料上计人成本，即先计算库存材料的平均价格，把生产耗用的材料按平均单价计入产品成本。

　　采用不同的材料计价方法所计算的产品成本的高低不同，企业利润额的多少及应交所得税的多少也不同。在材料价格不断变动的情况下，企业可通过材料计价政策的选择，将成本调整到最高位，把利润总额调到最低，使按利润总额的一定比例所计算的所得税相应减少。按先进先出法计算结转材料成本使企业承担的税负最重，平均法次之，后进先出法最轻。所以，若在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企业应选择后进先出法计算结转材料成本，以节约税负。在材料价格不断下跌的情况下，企业应选择先进先出法。若材料价格上下波动，则可选择平均法。这样，作为理财手段，企业可通过不同材料计价方法的选择来调高成本，节约税负，并用节约的资金再投资，从而提高资金的利用效果，加速资金的周转。

　　(三)折旧政策的选择。

　　我国的《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及行业财会制度规定的企业计算折旧的方法，除采用平均年限法外，还增加了加速折旧法。平均年限法或直线折旧法，是根据固定资产的有效使用年限，将固定资产的价值均衡地分摊到各期的产品成本中去的一种方法。在这种方法下，每期计算的折旧额是一个相等的平均数，所以使用年限是影响折旧额的唯一因素。加速折旧法或叫成本递减法，就是使固定资产价值在使用期内尽快得到补偿，在这种方法下，固定资产每期计提的折旧费是不等的，在其使用早期提得较多，使用后期提得较少。我国现行的加速折旧法包括年数总和法和双倍余额递减法。折旧年限和折旧方法不同，会造成年折旧额的提取不同，计人产品成本中的折旧费用不同，从而影响利润额受抵减的程度，造成所得税负的轻重不同。

　　无论采用的折旧年限是多少，折旧方法是哪种，当每年的获利水平相同时，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应交纳的所得税总额是相等的，但每年的税负轻重不同。在相同的折旧年限内，采用的折旧方法不同，每年提取的折旧额不同，对税负的影响不同。在平均使用年限法下，每年的折旧额相等，每年的纳税额相等；而加速折旧法下，每年的折旧额不等，税负不同，早期提取的折旧额多而税负减轻，后期提取的折旧额少而税负加重，但应交纳的所得税总额和平均法下是相等的。所以，加速折旧实际上是推迟了纳税时间。尽管早期减轻的税负与后期加重的税负在数额上是相等的，但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企业减轻税负在前，加重税负在后，这使企业犹如获得一笔无息贷款，增加了现金流人的现值。特别是在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时期，采用加速折旧实际上就是节约税负，对企业是有利的。在现阶段，加速折旧方法的使用被限制在一些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技术进步快的企业，但新制度在规定折旧年限时，规定了折旧年限的弹性区间，所以企业还可以通过不同年限选择达到节税目的。

　　(一)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趋向于为满足众多利益相关方所组成的利益集团的需要。

　　随着企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公司已非简单的实物资产的集合，而是一种法律框架结构，在于治理所有在企业财富创造活动中作出特殊投资的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顾客、雇员等，他们都作出了特殊投资。所有在企业从事业务活动中作出特殊投资的各方，为了尽可能维护其自身的利益都需要了解备选会计政策对其利益的影响程度。企业管理当局在选择会计政策时，不得不综合权衡各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并从中获取自己的那部分利益。因此，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二)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效果将越来越注重整体优化。

　　企业会计政策是一个系统，各项看似独立的会计政策却有着共同的目标，但各项会计政策发挥的各自效用却未必一致，由于企业在会计政策选择时所处的环境不同，从单一动机出发进行的政策选择所产生的效用往往十分有限，甚至适得其反。因此，企业管理当局必须全面分析自身所处的环境、发展阶段、本行业的发展前景和在同业竞争中的地位，以及所拥有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明确本企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并在这一目标指引下，结合会计的职业判断，根据会计理论指导会计实务的基本原理，寻找或创立合理的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并对可供选择的方法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形成最优化会计政策组合。

　　(三)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规范和监管力度将不断加强。

　　可以预见，在以会计准则建设为核心的会计规范体系全面建立以后，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和有关部门与机构执法力度的提高，必然会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规范和监管力度提出新的要求。

　　(四)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揭示程度将越来越规范。

　　会计政策揭示是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结果的综合披露。从世界范围看，各国会计准则都强调企业既有适当选择会计政策的权利也有进行充分披露的义务。随着我国对企业会计政策披露规范的不断完善，今后我国企业将在遵循其他报表信息揭示的一般原则下，更加注重企业会计政策揭示的重要性、明晰性、完整性、时效性和公正性，使企业会计政策的披露越来越规范。

　　目前，我国会计政策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强制性会计政策，不属于税务筹划的范围。另一类是可选择的会计政策,此类会计政策较多，下面仅从三个方面说明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对税务筹划的影响。

　　1.固定资产折旧方法选择对税务筹划的影响

　　折旧是指在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内，按照确定的方法对应计的折旧额进行系统的分摊。折旧作为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税收挡板”的效用。按我国现行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常用的折旧方法有：直线折旧法、产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运用不同的折旧方法计算出的折旧额在数量上是不相等的，因而分摊到各期生产成本中的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也不同(但是，固定资产的折旧总额并不受影响，因而对企业的净收益总额以及总的税负并无影响)。因此，折旧的计算和提取必将影响到生产成本的大小，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利润水平，最终影响企业的税负轻重。由于在折旧方法上存有差异，这为企业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可能。

　　2.存货计价方法选择对税务筹划的影响

　　存货的计价方法，对于企业的产品成本、利润及所得税等都有较大的影响。我国现行会计准则规定，企业的各项存货的发生和领用，按实际成本计算，计算的方法可以在个别计价法、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等方法中任选一种。由于运用以上不同计价方法所确定的存货发出成本不同，对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必然产生不同的影响。

　　3.外币折算方法选择对税务筹划的影响

　　《企业会计制度》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企业发生外币业务时，应当将有关外币金额折合为记账本位币金额记账。除另有规定外，所有与外币业务有关的账户，应当采用业务发生时的汇率，也可以采用业务发生当期期初的汇率折合。在月份(或季度、年度)终了时，将各外币账户的期末余额按照期末的市场汇率折算为记账本位币金额，其与对应的记账本位币账户期末余额之间的差额，则确认为汇兑损益。而汇兑损益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汇率经常发生变化，致使同一外币数额在不同时点会对应于不同的记账本位币数额。汇兑损益，最终都会分次或一次地在计征所得税之前以各种费用的形式扣除或是增加计税所得，从而影响到企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会计政策选择方式是就企业一定时期的所有会计政策这个整体而言，可以分为激进、稳健、中庸三种。激进的会计政策选择会使会计收益最大，中庸的会计政策选择次之，稳健的会计政策选择则使会计收益最小。由于会计收益会影响到投资决策，同时也会影响到收入分配，从而对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产生影响。同时，在一定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大多数企业会做出相同或类似的会计政策选择，从而一定时期的某种类型的会计政策选择就带有普遍性。带有普遍性的会计政策选择对国民经济活动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影响的程度与其对会计收益的作用程度密切相关。

　　为讨论方便，现将会计政策选择分为亲周期、逆周期和中性等三种类型。亲周期的会计政策选择是指在经济的繁荣阶段采用激进的会计选择，在经济的萧条阶段采用稳健的会计政策选择；逆周期的会计政策选择刚好相反。中性的会计政策选择则不考虑经济周期。亲周期的会计政策选择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经济的波动，逆周期的会计政策选择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当然，会计政策选择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它对会计收益的作用程度。

　　由于政府当局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会采用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货币政策)，试图熨平经济的波动，本文也将考虑会计政策选择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一、亲周期的会计政策选择

　　在繁荣期，交易活跃、需求旺盛、市场前景看好，企业收益本来就不错。此时若采用激进的会计政策选择会更高估收益水平，使投资收益率更可观。所有者和投资人可能因此追加资本投入，因为他们认为本企业经营业绩好于往年和同行业水平且会持续下去。另外，由于高估收益，可供分配利润上升了，管理者、工人及所有者个人乃至社会公众的收入水平增长很快，并且他们会向上修正自己的恒久收入水平，因而会增加消费。高涨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结合起来，使得国民经济进一步扩张。由于乘数效应和加速器作用，下一轮的国民收入和生产规模将迅速增加。当然，繁荣年份国民经济本来就具有扩张的趋势，激进的会计政策选择只是推波助澜罢了。

　　由于政府意识到经济过热，会选择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试图抑制经济的扩张。但是，激进的会计政策选择可能会部分抵消政府的努力，从而使财政货币政策达不到预期目标。比如提高利率水平，这会减少企业的利润，但如果减小的幅度低于高估收益而导致的利润增长幅度，可能就难以压制投资水平。并且，一般情况下利率的提高幅度是有限的，可能不足以降低因高估收益而偏高的投资报酬率，因而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起不了很大的影响。再比如增税(考虑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如果税制是累进的，则提高了边际税率水平。高估收益本来就自动提升了边际税率，从而边际税率就提升了两次，税负就上升了。税后收益变化取决于税前收益的上升程度与税负上升程度的对比情况。不过若采用比例税率，高估收益并不会自动提升边际税率水平，增税的效果较之累进税率可能要差一些。如果增税不足以降低税后收益，则效果就很有限。

　　在萧条期，销售不旺、存货积压、市场前景不看好。企业收益已大幅滑坡，稳健的会计政策更使收益水平下滑。低估的收益水平可能会击垮投资者的信心，可能会抽走资金，至少不愿再追加投资，银行也会“惜贷”，企业当局可能会减少产量乃至裁员以应付危机。收益低估直接造成了管理人员、工人及所有者的收入水平降低。企业生产规模的缩小和失业人数的增加，也会降低社会公众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减少消费。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下降，会导致国民经济成倍收缩。

　　在萧条期，政府会采取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稳健的会计政策选择具有一定的抵消作用。比如降低利率水平，以相对增加企业利润水平，然而低估收益又降低了利润水平。又比如减税，由于收益低估，在累进税制中相应级数就很低，即使减税也并不能使边际税率下降多少，从而减税对税后收益的影响就有限，可能难以刺激投资需求。

　　概括地说，亲周期的会计政策选择有可能加剧经济的波动，并有可能使财政货币政策达不到预期目标。

　　二、逆周期的会计政策选择

　　在繁荣期，企业如采用稳健的会计政策，以适当降低偏高的收益水平，既符合追求各期收益均衡化的企业管理当局的利益，同时也会产生如下影响：首先，对于一般股东和投资者来说，由于投资回报率已人为下压了，可能不会追加投资；其次，高收益降低后，管理者、工人及所有者个人的收入水平也降低，只能保持正常的消费水平。因此，采用稳健的会计政策有助于防止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过度膨胀，从而抑制了生产的进一步扩张。

　　这对政府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起着配合作用：如提高利率水平，会降低企业的收益水平，加之采用稳健的会计政策会使收益进一步降低，企业投资回报率降低的幅度可能较大，投资人可能不再追加投资，某些投资项目可能会撤消，企业当局可能因此会缩减生产规模；如降低政府支出水平，一方面降低了对企业产品的需求，从而对企业收益水平产生负面影响，只会使业已低估的投资回报率进一步降低，投资需求得到抑制；另一方面会降低社会公众的可支配收入，由于从企业获得的收入已有所减少，消费需求会进一步降低。

　　在萧条期，企业收益下降很多，采用激进的会计政策，适当提高收益(由于繁荣年份采用稳健的会计政策，企业有所准备，这时高估收益就有一定的基础)，可能有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因而投资水平有可能不至于下降很多。另外，高估的收益使得管理者、工人及所有者的个人收入水平的下降有所缓和，正常的消费水平不至于降低很多。国民经济的下滑势头可能就得到一些阻止。

　　这时，政府采用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如降低利率，降低了的利率水平与高估后的收益相配合，更容易维持乃至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如减税，由于收益高估加之税率降低，税后收益就有所上升，这一方面稳定了税后投资报酬率，另一方面保持了管理者及所有者的收入水平。激进的会计政策就配合了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

　　也就是说，逆周期的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稳定经济的功能，并且还可能配合财政货币政策来熨平经济的波动。

　　人们的直觉可能认为亲周期的会计政策选择优于逆周期的会计政策选择，因为繁荣时期大方一点、困难时期稳健一点是人之常情。然而，就稳定经济来说，逆周期的会计政策选择要好一些，它起到了一个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并且，逆周期的会计政策选择对企业也是有利的：它不仅有助于创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而且使各期收益平稳化，也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1、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给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留下的弹性空间过大

　　我国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对同类交易允许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并允许自发性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虽然能使企业具有灵活的理财自主权并提供有关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更相关、更可靠的信息。但是,由于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留给企业的选择空间过大,使得一些企业,随意变更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为满足不同目的调整利润。

　　2、会计制度、会计准则存在滞后性

　　会计制度、会计准则是在一定时期内根据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特定环境条件制定的,是对以往会计实践的总结,在一定时期内会保持相对稳定。但情况在不断变化,社会不断发展,原有的会计制度、会计准则不可能涵盖新的情况,因此导致会计制度、会计准则存在滞后性,以致一些新领域、新行业的同类会计事项或交易会出现多种会计处理方法,造成最终的财务信息对比性不强,实用性差,给使用者造成误解,也便于投机者钻空子。

　　3、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披露要求不严,会计人员普遍素质不高

　　当前我国会计制度规定上市公司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重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理由、影响等内容。部分企业没有真正理性地选择会计政策,因为会计政策选择是否合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会计人员的素质(职业判断能力)。很多经济业务需要会计人员做出职业判断后,再进行会计政策选择,职业判断能力决定了财会人员选择会计政策的水平,目前部分会计人员的实际操作能力远远达不到具体会计准则的要求,这必然导致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不合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有了较大的自主权,会计既要为国家服务,但更多的是为广大的投资者、债权人服务,因此给予会计政策选择空间较大。与此同时带来了利用会计政策选择作弊的问题。为进一步规范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和完善。

　　(一)进一步完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

　　逐步完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过程是一个会计政策得到日益公认的过程,更是一个会计政策日益体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我国当前完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更加完善有多方利益关系人参加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制定机构。制定出具有普遍认同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尽量消除对同一事项选择不同会计处理方法产生差异过大的现象。缩小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限制企业随意变更会计政策。

　　2、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制定应具有适当的超前性,尽量减少真空地带。制定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既要符合现实经济状况,同时又要适应经济的发展趋势,应尽量适应会计环境的变化,对未来会计环境的变化有较科学的、具有一定超前的分析和预测,使制度和准则能在相对长时间内保持稳定,减少在新经济现象出现后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出现真空地带的可能性,避免企业在无章可循时自行选择会计政策。

　　3、规范会计政策选择披露,扩大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及其变更披露的范围。应对会计政策披露的内容、方式、时间、格式、范例等予以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不仅要披露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理由和影响数,变更的性质以及对变更的判断,同时还要在年度审计报告中说明当期存在会计政策变更及其对净利润和每股收益的影响,这样才能引起报表使用者对会计政策变更的注意,增加财务报表的可理解性。

　　(二)完善公司治理以提高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允性

　　为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证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允性,就必须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针对我国当前公司治理与会计政策选择的现状,应解决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明晰产权,发挥产权制度对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规范和界定功能,使企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减少随意性,尽可能反映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利益。

　　2、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的监督作用。增加上市公司董事会的独立董事,特别是保持一定数量的具有专业知识、经验丰富的、并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独立董事是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对经理层实行有效监督的重要措施。

　　3、建立报酬和业绩相对称的激励机制,以增强公司管理当局对股东的责任心与忠诚度,减少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提高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允性。

　　4、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制度,大力发挥机构投资者的监督作用,限制为个人利益滥用会计政策选择来操纵利润,损害投资者利益,提高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允性。

　　(三)加强审计机构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监督

　　各审计机构要加大力度对各企业进行审计监督。独立审计是企业合理运用会计政策选择的外在保证,要增强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的法律效用;政府审计部门和财税部门也不能忽视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监督,这样才有利于健全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外部约束机制。

　　(四)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以促进会计政策的良性选择

　　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防止和杜绝会计信息因会计人员业务水平低而虚化,需加强会计队伍建设。要采取多种形式对企业会计人员进行继续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素质,让他们充分认识会计政策选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恪守职业道德,准确地提供会计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