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斯特利-麥克萊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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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美國傳播學者韋斯特利（b.h.westley）和麥克萊恩（m.s.maclean）整理當時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個適合於大眾傳播研究的有系統的模式。如下圖所示。
模式中的諸要素表示如下意義：
- x’：指傳播者為進入信息渠道而作出的選擇。
- x”：指媒介組織向受眾傳遞的加工過的信息。
- fba：指受眾（b）向原始信源（a）的反饋。
- fbc：指受眾通過直接接觸或受眾的研究向傳播組織的反饋。
- fca：指傳播者（c）流向鼓吹者（a）的反饋。
這一模式分析了a、b、c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繫，並指出了傳播過程的交互性，註重了反饋的重要性。用這一模式解釋教育傳播過程時，a為教學信息的編碼者，c為授課教師，b為學習者。在教學傳播過程中，教師應選擇多種教學信息，並重視學習者的反饋信息，教學信息編製者也應獲得教師和學習者的反饋信息，提高所編教材、課件等的質量。
這個模式的特點是：
第一、信息選擇具有多樣性：傳播來源可以在各種事件中進行選擇，大眾傳播媒介由可以在各種信息來源中選擇，同時大眾媒介也可以在各種事件中直接進行選擇。
第二、傳播系統具有自動調節性。社會上數量眾多的大眾媒介間存在著激烈的競爭，在這種競爭的過程中，它們也互相取長補短、自動調節，以適應社會優勝劣汰的發展機制。
第三、信息反饋具有重要性。只有反饋才能真正保證傳播過程中所有要素間關係的系統性。
無論是哪種模式，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它只能是從一個角度切入來分析複雜的傳播現象，以期能對人們有所啟發。
韋斯特利-麥克萊恩模式理論的提出與發展[1]
這是一個試圖既能反映情況複雜的大眾傳播過程，又保留了“紐科姆模式”中關於兩個個體之間動態的傳播關係的擴展模式。
韋斯特利和麥克萊恩在1957年將當時的各種研究成果加以整理，提供了一個特別適合大眾傳播研究的系統的模式。此模式根源於社會心理學和“平衡及互向理論”(海德，1946；費斯廷格，1957)。它的起點則是前面所述的“紐科姆模式”，但在此模式中加上了無數的事件、觀點、對象和人物，他們將其稱之為“傾向的客體”(object soforientation)。
韋斯特利和麥克萊恩分兩步修正了“紐科姆模式”，如圖2和圖3所示。
圖2顯示的是對“紐科姆模式”的第一步修正，它反映了一般傳播的基本情況。此模式主要顯示了信息源A(可能是政治家、廣告客戶或新聞來源)的活動，即A如何在紛繁複雜的信息X中選擇內容傳遞給B。此外，B也能夠作出一些對信息X的直接感知(XlB)，並能通過反饋鏈(fBA)作出反應。這是人際傳播的一種常見情況，即由一個人向別人傳遞信息，或者一個人從權威信源處尋求信息。
圖3顯示的是對“紐科姆模式”的第二步修正，它增加了一個要素——大眾傳播者C。這個增加的角色充當在A與B之間傳遞有關外界環境訊息的“看門人”(也可以稱作“把關人”)。在此模式中，新增的大眾傳播者C有三個功能：一是選擇能滿足受眾B的需要或解決B的問題的信息X的抽象符號(比如文字、影像或聲音等)，二是將它們轉換成包含與受眾B有共用意義的一些符號形式(大眾媒介處理過的文字、影像或聲音等)，三是通過某種渠道或媒介將這些符號傳送給受眾B。
該模式中的主要成分如下：
X：代表社會環境中的任何事件或事物，並藉助大眾傳媒來進行傳播(如價格變動、政治事件、文化活動等)。
A：信息源，被描述為一種“鼓吹者”的角色，指的是某些個人或組織，通常是“有意圖的傳播者”，他們有某些關於X的消息可以向全體公眾發佈。
C：傳播渠道，指的是媒介組織或其中的個人，他們根據自己理解的受眾興趣和需求，在諸多的A中進行選擇，同時他們也可以直接在信息X中進行選擇，然後傳遞給受眾。C角色暗示著他作為受眾B的需要的代理人，同時也為信源A服務，這就是媒介所扮演的“守門人”的角色。
B：代表受眾或“行為”角色，既可以代表個人，也可以代表群體，甚至可以代表一個社會系統，他們有對信息的需求或對環境的意向。
X＇：是傳播者C在多個信源中作出選擇的信息。
X"：是指媒介組織向受眾傳遞的加工過的信息。
f：表示反饋。其中fBA是從受眾B流向原始信源A的反饋。例如，它可以是對某一政黨的投票或是對某一產品的購買；fBC是受眾B通過接觸加工後的信息對傳播媒介C的反饋；fCA是從傳播媒介C流向信息源A的反饋，它可能會鼓勵、改變或抵制A試圖進行的有意圖的傳播。
X3c和X4c：代表直接由大眾傳播組織在信息X中作出的觀察，如記者所作的現場目擊報道等。
韋斯特利-麥克萊恩模式與紐科姆模式的不同之處是，信息傳遞可以是有目的的(如信源A可以有意修正受眾B對信息X的認知)，或是無目的的(如信源A沒有任何影響受眾B的意圖，那麼容易理解的是A也就變成了另一個信息X了)；反饋可以是有目的的(比如，受眾打給編輯的電話或寫給編輯的信)，或是無目的的(比如，受眾購買商品的行為變成統計數字或受眾對某電視節目的觀看成為收視率)。此模式與早期的傳播模式很大的不同在於，它認為傳播媒介C的行動是無意圖的，這些行動只是傳達鼓吹者或受眾的需要，或者是為他們的需要服務的。
這個模式應用有極強的現實意義，它可以幫助研究大眾傳播者或媒介組織自身的問題。例如，大眾傳播者C之間有什麼相關的特性?各個傳播者C之間相互獨立的程度如何?傳播者C在選擇信息X或信源A時有什麼標準?有關X的訊息在通過傳播鏈的C位置時，是以什麼樣的方式發生變化的?這些都是傳播者或組織研究的根本性問題。著名學者布盧姆勒就在1970年運用此模式對英國政治家、電視播送者以及全體選民之間的關係作了經典分析。
不過，此模式還是存在一定的問題。一是它同紐科姆模式一樣，假定三個主要參與者(鼓吹者A、傳播者C和受眾B)之間的關係是平衡的。如果在自由運行的條件下，它可以使發送者和接受者的利益保持均衡，而這在現實中幾乎是不可能的。二是它誇大了大眾傳播的一體化程度，誇大了三個主要參與者對這個過程看法的一致性，而實際上三者都有各自的獨立性。三是此模式過分強調了傳播者C對社會(尤其是在政治事務方面)的獨立性。而現實情況並非都是如此，尤其是在集權統治較強的國家，傳播者C通常受國家政權的影響。
韋斯特利-麥克萊恩模式的漸進步驟[2]
在接收者的範圍內，接收者對所有的信息進行選擇的選擇過程後，以（x1….x3）等抽象形式直接傳送給接收者。在這樣的選擇中至少部分基於接收者的需求和問題，有些或所有對象都以多種意義進行傳送。
在接收者接受信息時出現了信息的被傳播者，被傳播者選擇信息並抽象後作為一個信息傳給接收者。而接收者自己的感受範圍中可能有，也可能沒有部分的或全部的接收信息。接收者有意或無意的將反饋傳送給被傳播者。
此時接收者接收到的是什麼樣的信息還取決於一個無意的編碼者的選擇與抽象，它代替接收者起作用，也因此擴展了接收者的環境。而這個無意的編碼者的選擇必鬚根據來自接收者的反饋。
編碼者傳給接收者的消息代表編碼者在兩方面消息中的選擇，一方面是被傳播者傳給編碼者的，另一方面是編碼者從自己的感受範圍對消息進行抽象得到的。反饋不僅可以從接收者到被傳播者，或從接收者到編碼者，還可以從編碼者到被傳播者。顯然，在大眾傳播環境中，多個編碼者接收到多個被傳播者傳來的消息，並傳送給大量的消息接收者，接收者同時也接收來自其它編碼者的消息。
該傳播模式的優點在於提出了傳播可以是有目的，也可以是無目的，反饋可以是有目的，也可以是無目的。並提出了“守門員”這一新概念，囊括了大眾傳播。
韋斯特利-麥克萊恩模式的傳播事例[2]
2003年，非典型肺炎這個人們前所未聞的疾病被確認的那天，全國上下便以最快的速度將這一信息傳播開了。非典這一傳播事件也就此開始。
在事件產生的同時，產生了一系列的相關信息。如非典是什麼，它是如何產生的哪些原因會引起這種病，都有哪些癥狀，如何來判斷是否已患有非典，得病後會對生活有哪些影響等等，這些是已經存在並將要傳播信息，此時接收者接收到的是什麼樣的信息還取決於一個無意的編碼者的選擇與抽象，傳播後的信息在這樣的選擇中至少部分基於接收者的需求和問題。在接收者接收到非典產生的信息時便無意識的給予了傳播者反饋。編碼者也就是所謂的“守門員”便會基於接收者首先想要瞭解的信息進行選擇。然而，關於非典型肺炎的信息在它被髮現之後還在不斷的並大量的產生。於是，大量的此類信息涌入了各種傳播渠道，報紙，廣播， 電視臺等。
拿中央電視臺舉例來說。此時，中央電視臺就成了這一類信息的傳播者。對於這一傳播者來說，將這些信息傳播出去是有目的的。中央台會將這些信息分配到各個欄目，由各欄目的主編將所有收集到的信息進行篩選，選擇能滿足接收者的需要或解決接收者問題的信息，並將這些信息進行抽象，抽象成圖像、文字、聲音等。觀眾觀看這些節目後便會產生影響，有對所接受信息的疑問，也有在這些信息基礎上產生的新的信息需要。比如，瞭解非典的傳播途徑及危害，更進一步關心疫情的發展，政府舉措，人們應該如何防範等等。於是，國家衛生組織又會將這些信息提供到各個傳播系統，電視、報紙、廣播甚至網路。傳播過程中充當“守門員”角色的編碼者，也就是編輯或編導者，會受到傳播者和信息接受者的雙重影響。比如，傳播者要傳播每天的疫情，接收者如果直接接收這些信息可能會產生負面影響，如加重了人們所應該認為的非典的傳染危害，或導致更多人憂心忡忡，影響工作與學習。這個編碼者在此就產生了極大的作用，他將會把所有信息合理化的安排傳播給接收者，以防造成不良的影響。然而，這些編碼者如新聞工作者，會在保證新聞的真實性的前提下傳播給消息的需求者。
欄目的編輯者們所傳遞給最終信宿的信息中還可能有部分的信息是從最原始信息中選擇的，編輯信息時編輯者們也會根據本身信息瞭解程度篩選出適當的信息來傳播。編輯篩選信息也會對傳播者產生影響。比如，編輯者們選擇如何預防非典的信息較多，那麼像中央台這個較大的傳播機構就會在原始信息那裡接收大量的此類信息，這裡可能是有意識的也可能是無意識的。其實，接收信息的大眾對信息產生的反應也會作用到信息傳播者中央台。比如，大眾對政府的某些舉措不滿，或希望政府加強非典防護措施這樣的反饋，那麼中央台就會傳遞給編輯者們大量的此類信息。這樣形成信息需求與信息提供的良好迴圈。
在這個傳播事件中還存在著一些小的傳播系統。老師或家長會將一些如何防止被傳染的小常識教給學生或孩子，這時他們又成了信息的“守門員”，他們的傳播可能有目的也可能無目的。老師或家長會受那些媒介和基本信息的影響，在自己的理解的範圍之內進行抽象，將信息轉化成語言文字等信號傳遞給學生或孩子。
直到03年的8月16日，內地最後非典患者出院，有關非典的報道熱潮才慢慢平息下來。韋斯特利—麥克萊恩模式可以準確的來分析這個傳播事件，可見該模式的嚴整性和廣泛應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