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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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體育，亦稱商業體育，是一種追求競技比賽票房價值、以商業牟利為目的競技體育活動。職業體育與業餘體育相對立。職業體育，曾經受到奧林匹克運動業餘原則的排斥。在歐美西方國家，職業體育相當發達，在籃球、橄欖球、棒球、足球、網球、拳擊、田徑、賽馬等項目上，均有職業體育俱樂部、職業球隊或職業運動員。

　　職業體育與業餘體育的區別：（一）參加者是否以此為生；（二）看其是否將運動訓練目標作為運動訓練的髮端。

　　中國職業體育經歷了萌芽期、動蕩期，如今正逐漸的走向成熟和理性的階段。

　　1992年，在鄧小平“膽子要再大一點，步子要邁得更快一點”的指示下，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國家體育總局前身)在北京召開“紅山口會議”。

　　1993年冬天，8支被稱為俱樂部隊的甲級隊在廣東集中進行了一次奇怪的比賽。然而，整個賽事僅賣出可憐的8張票。

　　1994年，由某跨國煙草公司贊助的中國足球職業聯賽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大連、沈陽等12個城市粉墨登場，以此為標誌，拉開了中國體育職業化的大幕。從計劃經濟下的只講投入不講經濟回報，到一步邁向市場經濟，中國足球無疑邁出了“驚險的一躍”。

　　中國人在摸爬滾打中已經摸出了職業體育的內涵：一，職業體育以職業俱樂部為實體，職業俱樂部依市場經濟規律運作，以獲取最大經濟利益為目的；二，職業體育以競賽作為主產品；三，職業運動員以某一體育項目為謀生手段，運動員勞動力資本可以作為商品進行轉換；四，職業體育具有商品價值和文化價值。

　　在中國體育改革之前，中國和原蘇聯及東歐國家一樣，有專業體育而無職業體育。有人做過一個比較：同為國家隊隊長，戚務生要從三國時代開始踢球，才能夠賺到德國隊隊長貝肯鮑爾那麼多錢。由於後顧有憂，高水平運動員往往在運動高峰時便人心思動，退役而去。加之中國重返國際奧委會以後，為了集中優勢兵力奪金牌，國家體委制定了“金牌戰略”，投資大、收益小的大球類項目首先被列為削減項目。由於這些原因，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三大球失去了在亞洲的領先地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中國足球屢戰屢敗，國奧隊、國家隊在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屢屢受挫，無數個“黑色三分鐘”、“黑色九分鐘”、“逢韓必敗”、讓國人對中國競技體育非常失望。

　　為了扭轉這個局面，1994年，中國足球率先踏上職業化道路，隨後，籃球、排球、乒乓球、圍棋也紛紛進行職業化改革，中國體育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嶄新面貌。職業化給中國體育帶來了無限的繁榮：一，協會走上實體化道路，俱樂部體制基本形成。二，職業聯賽已經形成規模化的專業市場，社會資金逐漸流向足球市場，整體上改善了體育運動的發展環境。經營中國職業甲A職業聯賽的IMG與中國足協的第二個五年協議標的額接近一億元人民幣，ISL與中國足協簽定的六年合作協議標的額約三億元。三，商業化的經營機制已經初具雛形。職業化推動了體育經營市場和產業結構體系的形成，俱樂部自身經營素質和造血機能有了一定改善，其經營活動已經覆蓋到比賽門票、廣告、轉會、商業比賽、電視轉播和商務經營。

　　中國體育職業化從堅冰初破、波瀾乍起到大潮洶涌，前後已經爭論、探索了十年左右。在取得成績的同時，難免也存在著各式各樣的問題。中國加入WTO以後，中國職業體育市場面臨嚴峻挑戰，國外大的體育公司虎視眈眈中國巨大的體育市場，本土企業存在著“不發展，即滅亡”的危險。

　　在中國體育界，也許沒有什麼比職業體育更能夠吸引眼球了，尤其是職業體育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最引人註目的，是運動員的素質問題。職業化以後，球員身價扶搖直上，但與此不相稱的，是屢屢見著報端的有關球員的個人素質的花絮新聞，“嫖娼事件”、“酒吧風波”、飯店群毆、毆打球迷和計程車司機、球員參與賭球、曲樂恆車禍驚曝黑社會內幕等，都表明中國球員缺乏自律精神。

　　其次，是逐漸浮上水面的假球黑哨問題。由於投資具有短期性，俱樂部為了追求眼前的物質利益，私欲膨脹，比賽中俱樂部賄買裁判員吹“黑哨”、“灰哨”，賄買對手“放水”或搞“君子協定”的猜測時常見諸報端，中國足球“掃黑打假”的呼聲益高，最後以裁判龔建平被批捕而暫時畫上了休止符。

　　中國職業體育的管理機制與職業化不相適應。目前轉軌過程中的各個協會，兼有社團和事業單位（負有部分行政職能）兩種身份，在行使職能過程中，難以協調國家體育職能部門與會員之間在利益上的衝突與矛盾。中國足協、籃協和會員俱樂部之間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利益糾紛。

　　中國職業體育的商業化運行機制有待完善。將體育推向市場，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實現該項目發展資源配置方式的轉軌，從市場中獲得發展動力，提高競爭能力和競技水平，是推廣職業化的目的。目前，仍有很多俱樂部不能以市場開發和經營來維持其生存，主要和中國體育俱樂部投資存在短期行為、電視轉播權屬和經營尚未定位、體育中介隊伍發展緩慢幾個因素有關。

　　需求層面

　　國內聯賽競爭力較弱且替代品眾多：在全球化發展的浪潮中，無論是CBA還是CSL，其競爭力都遠遠落後於NBA和Premier League等聯賽，在電視、網路等新聞媒體的日益普及和流行中，國外優秀的職業體育聯賽不僅競賽水平高，而且非常註重需求市場的培育；而國內職業體育聯賽不僅競賽水平較弱，而且忽視需求市場的培育：俱樂部隨意的更名、遷址，俱樂部與協會的衝突、俱樂部之間的賽場合謀等，所有的信息都在傳輸一個觀念，國內職業體育聯賽發育還較為薄弱，在紛紜複雜的市場競爭中處於劣勢。

　　制度層面

　　職業體育制度安排變更頻繁，聯賽穩定性較差：漸進式的改革使得中國職業體育的制度安排改變頻繁，升降級制度和球員轉會制度所引發的爭論尤為突出。

　　供給層面

　　利益分割起爭議，陷入職業體育供給困境：中國單項運動協會與職業體育俱樂部之間是一種管理與被管理之間的關係，協會的目標是希望通過職業化的運作方式，提高該運動項目國家隊的競技水平，實現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目標；而職業體育俱樂部的目標是通過職業體育提升投資企業的品牌、實現效用的最大化，協會與俱樂部的目標出現偏差；由於單項運動協會的管理者屬於政府的委托任命，俱樂部對於單項運動項目協會的激勵和約束力不強，因而在實踐中時常可見俱樂部為了增強其對單項協會約束力的衝突。而另外一方面，由於單項運動項目協會與項目管理中心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單項運動項目協會負責聯賽的組織、監督工作，而又將聯賽的經營管理權委托給其下屬的經紀公司，由於經紀公司與單項運動項目又構成一層委托代理關係，剩餘收益的多少成了經紀公司、單項運動項目協會、俱樂部三家博弈的結果。很顯然，俱樂部是擁有產出信息最少的博弈方，這必將對俱樂部的努力程度產生極大的影響。

　　歐美俱樂部在聯盟層面合作，聯盟是俱樂部的利益代表，每個俱樂部所有者類似委托人，聯盟管理者則類似代理人，在聯盟賴以生存的約束機制以制度的形式事先給定時（約束機制包括：球隊數量、賽事場數、時間安排、場地座位容量、生產函數和投入如何集合的專門技巧，比如比賽規則），每個俱樂部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聯盟層面的合作是至關重要的，而且這種合作必須是完全的，才可以實現每個俱樂部的利潤最大化。

　　聯盟和俱樂部的壟斷特性：無論是北美還是歐洲的職業體育，最高頂級的聯盟都占據絕對的優勢，在投入市場和產出市場上均具有壟斷的地位，從而能夠壓低投入價格，抬高產出價格，獲取超額的壟斷利潤。儘管每個聯盟在組織和管理該單項運動項目的職業體育發展中具有絕對優勢的地位，但在整個職業體育大家庭中，各個單項聯盟存在激烈的競爭，因此，在單個聯盟中存在一些限制競爭的制度和行為，但對於消費者而言，則是一種福利的提升，是產品品質的提高。

　　聯盟利益分配模式：對職業體育而言，無論是投資者、經營者還是消費者，都同樣是行家，都對其產品的質量和服務擁有自己的發言權，同樣可以對聯賽水平評頭論足、見仁見智。職業體育組織從本質上是一張“利益關係網”，是由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組成的特殊契約，涉及不同產權主體之間平等、獨立的關係，意味著這一和約的每一個產權主體都具有平等的機會參與職業體育所有權的分配，即職業體育的效率應首先建立在利益相關者平等的位置上。

　　升降級制度：作為一種激勵機制，升降級制度無疑有力的促進了聯賽中最優秀的俱樂部和最差的俱樂部。但實施升降級制度同是也是對聯賽監督機制的一種考驗。對於處於中間地帶的球隊而言，既沒有追逐冠軍的熱情也沒有降級的危險，此時的俱樂部往往會成為降級球隊、奪冠球隊的游說對象，由此就很容易導致球隊機會主義的產生。

　　主場領土壟斷權：主場領土壟斷權儘管限制了俱樂部的自由進出，但有效的促進了球隊的區域認同性和需求市場的培養。

　　職業體育俱樂部是一種以經營某一高水平運動項目訓練和競賽，並開發訓練競賽及其附屬產品，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特殊體育企業，它具有一般現代企業的共性，也具有職業體育的特性。職業體育俱樂部主要由管理者和運動隊兩大成分組成。運動員在比賽中的表現直接關係到企業的知名度和收益，而企業也可依托職業體育的平臺獲取體育賽事的直接收益。總而言之，各職業體育俱樂部之間的競爭實質上就是職業體育競技水平與企業管理之間的競爭。俱樂部要想提高運動隊的競技水平，首要任務就是把各項管理工作放在重中之重，為俱樂部提供一個良性運轉環境。 　

　　中國職業體育所出現的諸多問題究其原因是因為職業體育俱樂部產權不清，產權不清的最直接後果會導致利益的異體化，由此引發諸多矛盾。　　

　　職業體育俱樂部作為一個具有高成長性的企業，在其發展過程中，俱樂部必須源源不斷地獲得資金註入，保持經濟上的良性迴圈，才能求得生存和發展。但是,由於受到內在和外在諸多方面因素的制約，目前中國職業體育俱樂部的融資狀況出現了資金供給不足、融資渠道狹窄、融資方式單一、融資結構不合理等現象。

　　中國職業體育俱樂部經由原先的國家、省（市）隊的事業型轉變至現在的俱樂部的混合型，大多以企業集團資助型為主，單純通過參與聯賽維持經營的微乎其微，投入和產出很不平衡。這種不平等的存在使投資人目光短淺，只著眼於短期利益，沒有長遠的發展規劃。針對這種盲目投資，缺乏正確經營理念的現狀，俱樂部的目標要以社會、員工、運動員的多贏而非獨贏為己任，並能堅持不懈。

　　（一）明晰產權，明確利益

　　在利益相互依存的各方中，任何一方的權利擴張都存在一個極限。對於協會而言，它是中國職業體育聯賽的組織者、管理者和經營者，而對於職業體育俱樂部而言，它是我國職業體育聯賽的參與者、經營者，二者在職業體育聯賽的整體利益面前，在各自領域中尋找有限的權力擴張，才能帶來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否則，任何一方的權力過度擴張，必將帶來經濟主體利益的減少，而且會增加利益相互依存的各方之間的矛盾和緊張。

　　如同其他所有的組織一樣，在職業體育組織中，所有權和控制權處於分離狀態，但所有者如何激勵經營者，中國職業體育聯賽管理人員的約束和激勵機制都和一般的管理人員存在較大的差異。在中國，國際級別或者大型賽事往往是衡量其業績的一個主要標尺，比如世界盃的比賽、奧運會的比賽，這就使得聯賽的管理者缺乏相應的激勵和努力。

　　隨著職業體育的發展，職業體育的市場主體－－職業體育俱樂部日益完善，再加上中國《反壟斷法》的開始和執行，俱樂部與協會之間關於控制權的糾紛仍將繼續，這場關於利益重新分配的博弈，最終的結果應當是協會逐漸退出聯賽的控制權，由市場上具有自由選擇交易權利的俱樂部進行經營，那麼有效率的公共品供給就會通過自由的產權買賣建立起來。

　　（二）加強懲罰制度，構建品牌

　　加強激勵懲罰制度的穩定性，重塑聯賽信譽，構建品牌賽事；要塑造一個健康正常的聯賽氛圍，首先必須加強協會層面的監管管理力度。其次，必須從制度層面形成健康運營的宗旨。在需求市場發育較為薄弱、資本市場較為疲軟的時候，建議聯賽的規模宜保持在一個較小的規模，重新考慮和深思升降級制度在我國的可行性；第三，重塑聯賽信譽，形成品牌賽事。一個有聲譽的、健康的職業體育聯賽可以在瞬間影響消費者的偏好，從而將聯賽的差異程度“植入”消費者的意識系統中。

　　（三）培育社會關係，培育市場

　　體育的全球化發展以及電視、網路等新聞媒體的快速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成為世界各項頂級聯賽的忠實觀眾，無疑對本國的職業體育聯賽的發展形成了強有力的競爭。體育的全球化發展也為推動和影響中國體育市場需求的培育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如何在日益激烈的競爭面前樹立獨具特色的競爭實力，和當地社區、當地政府、當地企業建立緊密關係是關鍵，這也是美國和日本發展的經驗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