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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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媒介(Hot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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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著名傳播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依據媒介提供信息的清晰度或明確度及信息接受者想象力的發揮程度及信息接收活動中的參與程度，將媒介劃分為冷媒介與熱媒介。在麥克盧漢那裡熱媒介指訊息鮮明度高地媒介，通過這類媒介，受傳者不需要維持感覺平衡，任由某一感官單獨承擔接受訊息刺激，不必補充和想象即可參與來完成接收訊息的活動，如廣播，電影，照片。
冷熱教學媒介的轉換原則[1]
冷媒介和熱媒介之間的界線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冷和熱是在一定的時間、一定的地域範圍內界定的，而且，在某些條件下，冷熱是可以相互轉換的。
正如麥克盧漢用冷和熱形容爵士舞在不同時期的屬性一樣，教學媒介的冷熱也具有時問性。一種新的、能為大眾認可的教學媒介出現時，它必然有其自身的特點和優勢。因此，剛開始的時候它可能是熱的教學媒介，但隨著時問的推移、技術的進步，人們開始對其適應、麻木，它的溫度會下降，在它冷到一定程度，要麼消失要麼被新的教學媒介所取代。
冷熱媒介劃分的理論意義[2]
麥克魯漢關於冷熱媒介劃分的理論，其意義何在?首先，他指出冷媒介與熱媒介僅僅是兩類不同的媒介，並沒有薄此厚彼的傾向。不同的媒介由於其特性不同，需要我們以不同的接受態度去對待。按照麥氏的劃分原則，源自西洋的油畫是寫實的，故是高清晰度的，是熱媒介；中國畫重寫意，神似勝於形似，需要調動觀者更多的參與，故是冷媒介。冷媒介具有更強的審美趣味性。麥氏以偵探小說、女人穿的網眼絲襪為例，說明“想象”的補充與“視覺”的補充，如何使對象變得更美、更完善。據說，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第一次訪問中國時，中國政府所送的國禮是著名的國畫家李苦禪先生的一幅畫。尼克鬆一干人對這件藝術品非常尊重，將它掛在白宮，中國畫在美國也因之提高了聲譽。在尼克鬆第二次訪華時，有人出主意要李苦禪先生即席作畫表演。誰知這樣卻把事情搞砸了。那些對中國畫完全是外行的外國人，一見到中國畫畫起來竟是那麼“隨意”，那麼簡單，覺得畫這種作品太容易了。
回國以後不僅不掛李苦禪先生的新作，反而將原先那幅也撤下來，中國畫的聲譽在一些美國人心目中也因此大受影響。這個故事說明，習慣於欣賞熱媒介油畫的外國人，對冷媒介中國畫的欣賞力培養是需要時日的。讓李苦禪先生當場作畫，又將冷媒介“熱”處理了(讓他清晰地看到繪製過程)，結果，美國人記住了作畫的過程，而放棄了對畫本身的欣賞；這樣以“熱”對“冷”，自然是搞不到一塊去，成不了知音。其次，關於冷熱的劃分，可以為我們認識社會提供新的視角。麥克魯漢說：“就熱、冷媒介而言，落後國家是冷的，而進步國家則是熱的。城市是熱的，鄉村是冷的。”因為城市特別是新興的現代大都市雖說高樓林立，氣派非凡，但如果沒有多少歷史和文化的積澱，就會顯得過於呆板單調，遠沒有悠悠村鎮那麼古樸、神秘，充滿誘惑力。
人們經常所說的“都市荒漠”就是這個道理。因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人們一有閑暇就會奔“風景點”而去，奔那少人浸染的自然風景而去了。“江南水鄉”周莊，神秘的“九寨溝”以及湖南常德的桃花源總是游人如織，正因為作為“冷媒介”的鄉村野寨能使人心曠神怡，有美不勝收之效。而在城市裡登高，即使乘電梯上到一百層也難激起心中幾許波瀾。所以人們即使去大都市，也會去找有歷史痕跡的地方，例如弔腳樓、四合院、舊炮台、烏蓬船等等．因為這能寄予人們豐富的遐思和懷想，既探悠懷古思人，又反觀自身，而得到陶冶和啟迪。要不然，陳子昴就不會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泣下”的千古絕嘆，范仲淹也不會留下(岳陽樓記>，蘇東坡也難有膾炙人口的(赤壁賦>了，魯迅照樣寫不出(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餘光中也不會有難以割捨的“藍墨水的上游是汩羅江”了。看來，“冷媒介”其實也並不“冷”哪!
從麥氏的大量論述中看，“熱的社會”是指那種需要高度秩序、緊張思考、一切服從的社會，而“冷的社會”是指那種調動了人們高度參與性、想象與個性隨意宣泄的社會。冷的社會雖然是落後的，鄉村的，但可以讓人放鬆神經，產生想象，宣泄情緒，而熱的社會卻大大限制了人的自由空間，束縛了人的想象力。這一觀點可以解釋，為什麼大多數作家的作品都極力謳歌古樸偏僻的鄉村田園牧歌式的生存狀態，詛咒現代文明、都市生活給人的窒息感。“冷”的鄉村，由於是低清晰度的，所以生活在這裡的人們需要調動更多的參與，其想象力便得到很好的鍛煉。在湖南省西部的一個偏僻的古縣城——鳳凰，同時產生了文學大師沈從文和藝術大師黃永玉，他們的作品是本土的，同時又是世界的。很多人對此迷惑不解。如果以麥氏的理論觀之，就是偏僻湘西的鄉村是太“冷”了，有利於激發文學藝術家的想象力，調動他們的參與力，從而培養了他們的藝術創造力。
這一點，從沈從文的自傳性文章中可以得到印證。在傳播效果分析上，關於冷熱媒介的劃分也給我們不少啟示。所謂“因材施教”，“到不同的山頭唱不同的歌”，如從傳播學意義上來理解，說的都是因為受眾不同，傳播環境和條件有差異時應當採取不同的傳播方式和傳播手段。所以在有關“勸服效果”的耶魯研究中，傳播方式有四個著名的論題：一面之詞與兩面之詞；先說與後說；傳者定論與受者定論；理智宣傳與感情宣傳。說與不說，“冷”處理還是“熱”處理，要因人而異。如果要力求最佳的傳播功效，必須要“因地制宜”、“量體裁衣”，而不可一以貫之。
在冷性、非文字性的文化傳播中，熱媒介的使用也不會產生強烈的社會效果。傳播者恰當的傳播方式就顯得至關重要了，要不然的話，讓聾人聽廣播，勸盲人看電視，只能徙嘆奈何。人們常說“對牛彈琴”、“教猴子唱戲”，說的正是因為傳播方式不對路而難有效果。馬克·吐溫的故事也可說明這個問題。儘管馬克·吐溫講了非常有趣的笑話，而且聲情並茂，其他人都前俯後仰了，唯有鄰人的親戚無動於衷。事實證明，那人是聾子，馬克·吐溫也只能束手無策。
另外，如果用冷媒介的“冷”來調合熱媒介的“熱”，冷熱得當的話，也可起到信息充分、輿論通暢的良效。一度沸沸揚揚的“非典”和“禽流感”，曾經因為紙媒介、廣播以及網際網路等各種信息的洶涌而至，搞得人心惶惶，弄不清真相。因為熱媒介的信息量大，人們往往“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如果冷媒介不去及時冷卻這種熱性狀況，勢必引發社會恐慌。所以，中央電視臺迅速作出調整，適時出台定期疫情通報制度。這不但平息了謠言和各種猜測，也因為“信息公開”，正確地引導了輿論。另據最新分析認為，海珊的迅速垮臺卻是因為“熱媒介”的誤導所致。因為各種消息和報告都宣稱“敵人”的攻勢已得到控制，“勝利”指日可待，海珊也沖昏了頭腦，不辨真相，盲目樂觀，結果當然盡人皆知了。
總之，麥克盧漢的冷熱媒介論雖然有些怪異，但也給我們正確理解傳播提供了諸多借鑒意義。因為他所關註的是人類一切形式的傳輸，不僅僅是信息。“我們本書(指(人的延伸：媒介通論)—引者註)所關註的是一切形式的貨物運輸和信息傳輸，包括隱喻的運輸和交換。”那麼，我們如果從更寬廣的意義上用他的媒介劃分學說來理解傳播現象，便會為我們解決諸如教育、科技、生活等許多問題提供理論支持。正如卡西爾說人是為符號所包圍的動物一樣，人同樣為媒介所包圍。在信息高度發達、媒介更為多樣的今天，我們更應該註意“保溫”，而切勿“冷熱失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