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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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媒介(Hot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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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依据媒介提供信息的清晰度或明确度及信息接受者想象力的发挥程度及信息接收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将媒介划分为冷媒介与热媒介。在麦克卢汉那里热媒介指讯息鲜明度高地媒介，通过这类媒介，受传者不需要维持感觉平衡，任由某一感官单独承担接受讯息刺激，不必补充和想象即可参与来完成接收讯息的活动，如广播，电影，照片。
冷热教学媒介的转换原则[1]
冷媒介和热媒介之间的界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冷和热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界定的，而且，在某些条件下，冷热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正如麦克卢汉用冷和热形容爵士舞在不同时期的属性一样，教学媒介的冷热也具有时问性。一种新的、能为大众认可的教学媒介出现时，它必然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因此，刚开始的时候它可能是热的教学媒介，但随着时问的推移、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始对其适应、麻木，它的温度会下降，在它冷到一定程度，要么消失要么被新的教学媒介所取代。
冷热媒介划分的理论意义[2]
麦克鲁汉关于冷热媒介划分的理论，其意义何在?首先，他指出冷媒介与热媒介仅仅是两类不同的媒介，并没有薄此厚彼的倾向。不同的媒介由于其特性不同，需要我们以不同的接受态度去对待。按照麦氏的划分原则，源自西洋的油画是写实的，故是高清晰度的，是热媒介；中国画重写意，神似胜于形似，需要调动观者更多的参与，故是冷媒介。冷媒介具有更强的审美趣味性。麦氏以侦探小说、女人穿的网眼丝袜为例，说明“想象”的补充与“视觉”的补充，如何使对象变得更美、更完善。据说，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中国政府所送的国礼是著名的国画家李苦禅先生的一幅画。尼克松一干人对这件艺术品非常尊重，将它挂在白宫，中国画在美国也因之提高了声誉。在尼克松第二次访华时，有人出主意要李苦禅先生即席作画表演。谁知这样却把事情搞砸了。那些对中国画完全是外行的外国人，一见到中国画画起来竟是那么“随意”，那么简单，觉得画这种作品太容易了。
回国以后不仅不挂李苦禅先生的新作，反而将原先那幅也撤下来，中国画的声誉在一些美国人心目中也因此大受影响。这个故事说明，习惯于欣赏热媒介油画的外国人，对冷媒介中国画的欣赏力培养是需要时日的。让李苦禅先生当场作画，又将冷媒介“热”处理了(让他清晰地看到绘制过程)，结果，美国人记住了作画的过程，而放弃了对画本身的欣赏；这样以“热”对“冷”，自然是搞不到一块去，成不了知音。其次，关于冷热的划分，可以为我们认识社会提供新的视角。麦克鲁汉说：“就热、冷媒介而言，落后国家是冷的，而进步国家则是热的。城市是热的，乡村是冷的。”因为城市特别是新兴的现代大都市虽说高楼林立，气派非凡，但如果没有多少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就会显得过于呆板单调，远没有悠悠村镇那么古朴、神秘，充满诱惑力。
人们经常所说的“都市荒漠”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一有闲暇就会奔“风景点”而去，奔那少人浸染的自然风景而去了。“江南水乡”周庄，神秘的“九寨沟”以及湖南常德的桃花源总是游人如织，正因为作为“冷媒介”的乡村野寨能使人心旷神怡，有美不胜收之效。而在城市里登高，即使乘电梯上到一百层也难激起心中几许波澜。所以人们即使去大都市，也会去找有历史痕迹的地方，例如吊脚楼、四合院、旧炮台、乌蓬船等等．因为这能寄予人们丰富的遐思和怀想，既探悠怀古思人，又反观自身，而得到陶冶和启迪。要不然，陈子昴就不会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千古绝叹，范仲淹也不会留下(岳阳楼记>，苏东坡也难有脍炙人口的(赤壁赋>了，鲁迅照样写不出(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余光中也不会有难以割舍的“蓝墨水的上游是汩罗江”了。看来，“冷媒介”其实也并不“冷”哪!
从麦氏的大量论述中看，“热的社会”是指那种需要高度秩序、紧张思考、一切服从的社会，而“冷的社会”是指那种调动了人们高度参与性、想象与个性随意宣泄的社会。冷的社会虽然是落后的，乡村的，但可以让人放松神经，产生想象，宣泄情绪，而热的社会却大大限制了人的自由空间，束缚了人的想象力。这一观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作家的作品都极力讴歌古朴偏僻的乡村田园牧歌式的生存状态，诅咒现代文明、都市生活给人的窒息感。“冷”的乡村，由于是低清晰度的，所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需要调动更多的参与，其想象力便得到很好的锻炼。在湖南省西部的一个偏僻的古县城——凤凰，同时产生了文学大师沈从文和艺术大师黄永玉，他们的作品是本土的，同时又是世界的。很多人对此迷惑不解。如果以麦氏的理论观之，就是偏僻湘西的乡村是太“冷”了，有利于激发文学艺术家的想象力，调动他们的参与力，从而培养了他们的艺术创造力。
这一点，从沈从文的自传性文章中可以得到印证。在传播效果分析上，关于冷热媒介的划分也给我们不少启示。所谓“因材施教”，“到不同的山头唱不同的歌”，如从传播学意义上来理解，说的都是因为受众不同，传播环境和条件有差异时应当采取不同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所以在有关“劝服效果”的耶鲁研究中，传播方式有四个著名的论题：一面之词与两面之词；先说与后说；传者定论与受者定论；理智宣传与感情宣传。说与不说，“冷”处理还是“热”处理，要因人而异。如果要力求最佳的传播功效，必须要“因地制宜”、“量体裁衣”，而不可一以贯之。
在冷性、非文字性的文化传播中，热媒介的使用也不会产生强烈的社会效果。传播者恰当的传播方式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要不然的话，让聋人听广播，劝盲人看电视，只能徙叹奈何。人们常说“对牛弹琴”、“教猴子唱戏”，说的正是因为传播方式不对路而难有效果。马克·吐温的故事也可说明这个问题。尽管马克·吐温讲了非常有趣的笑话，而且声情并茂，其他人都前俯后仰了，唯有邻人的亲戚无动于衷。事实证明，那人是聋子，马克·吐温也只能束手无策。
另外，如果用冷媒介的“冷”来调合热媒介的“热”，冷热得当的话，也可起到信息充分、舆论通畅的良效。一度沸沸扬扬的“非典”和“禽流感”，曾经因为纸媒介、广播以及因特网等各种信息的汹涌而至，搞得人心惶惶，弄不清真相。因为热媒介的信息量大，人们往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冷媒介不去及时冷却这种热性状况，势必引发社会恐慌。所以，中央电视台迅速作出调整，适时出台定期疫情通报制度。这不但平息了谣言和各种猜测，也因为“信息公开”，正确地引导了舆论。另据最新分析认为，萨达姆的迅速垮台却是因为“热媒介”的误导所致。因为各种消息和报告都宣称“敌人”的攻势已得到控制，“胜利”指日可待，萨达姆也冲昏了头脑，不辨真相，盲目乐观，结果当然尽人皆知了。
总之，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论虽然有些怪异，但也给我们正确理解传播提供了诸多借鉴意义。因为他所关注的是人类一切形式的传输，不仅仅是信息。“我们本书(指(人的延伸：媒介通论)—引者注)所关注的是一切形式的货物运输和信息传输，包括隐喻的运输和交换。”那么，我们如果从更宽广的意义上用他的媒介划分学说来理解传播现象，便会为我们解决诸如教育、科技、生活等许多问题提供理论支持。正如卡西尔说人是为符号所包围的动物一样，人同样为媒介所包围。在信息高度发达、媒介更为多样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注意“保温”，而切勿“冷热失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