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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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約瑟之謎(Needham Thesis)

　　1954年, 李約瑟(Joseph Needham ) 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 序言中, 提出這樣的疑問:在第1至第15世紀, 中國的科學發明和發現遙遙領先於同時代的歐洲；但歐洲在16世紀以後誕生了近代科學，這種科學已被證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國文明卻未能產生相似的近代科學, 中國的科學為什麼持續停留在經驗階段, 並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論，其阻礙因素是什麼? 1976年,肯尼思·博爾丁稱其為“李約瑟難題”。與李約瑟之謎相似的問題是許多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都認為在14世紀的中國已經具備了那些被認作是產生了18 世紀末英國工業革命的所有主要條件, 但為什麼最終這場深刻的技術革命沒有爆發在中國。

　　李約瑟一九五五年到中國訪學時，在演講中提到他的觀察：一七五〇年之前，中國經濟和科技等都超越西方。可是，從此一落千丈，最後是甲午戰爭、八國聯軍等等。他很困惑，為什麼呢？他的大哉問，涉及好幾個環節，但是可以歸納成一個簡單明確的問題：十八世紀西方的工業革命，為什麼沒有發生在東方的中國？

　　中國在歷史上曾取得非常輝煌燦爛的成就。到14世紀，中國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技術和經濟進步，已經到達通向爆發全面科學和工業革命的大門。可是，曾經的輝煌並沒有帶來持續的繁榮，中國這個文明古國長期徘徊在現代工業文明的大門之外。當17世紀西方的進步加快之後，中國卻遠遠落後了，從此成了被動挨打的角色。

　　對於中國文明的發展，人們普遍感到迷惑的是，為什麼曾經的輝煌沒能使中國自發產生資本主義?為什麼到達工業革命大門的中國卻又止步不前?

　　李約瑟博士將人們的困惑歸納為如下具有挑戰性的兩難問題：第一，為什麼中國曆史上一直遠遠領先於其他文明? 第二，為什麼中國現在不再領先於外部世界(Needham，1986)?這就是通常所講的李約瑟之謎。

　　如何破解“李約瑟之謎”?傳統的解釋大都集中在以下的一些方面：工業革命在中國受到抑制是由下列某一個因素或所有的因素造成的：資本不足、市場有限、妨礙發展的政治障礙(包括商人的社會地位和權力)，以及所謂中國人沒有能力發展大規模長久存在的企業。

　　如李約瑟本人就試圖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中找出原因。他認為，中國是“官僚體制”，此一制度的存在主要是為了維護灌溉體系的需要；而歐洲是“貴族式封建體制”(Needham，1969)，這種制度非常有利於商人階層的產生，當貴族衰落之後，資本主義和現代化便誕生了。中國的官僚制度沒有能力把工匠們的技藝與學者們發明的數學和邏輯推理方法結合在一起。而中國之所以沒有經常的技術創新，是由於“商人總是被壓在下層，沒有辦法上升到掌握國家權力的地位。他們(雖然)確實組織過行會，但是，這些行會從來沒有像在歐洲的行會那樣重要”。所以，他說，“在這裡，我們可能指出了中國文明未能產生現代技術的主要原因，因為在歐洲(正如大家所公認的)技術的發展是同商人的上升掌權緊密相連的”。

　　錢文源和其他一些學者的觀點與此同出一脈，但側重點有所不同。他們認為，帝國的統一和意識形態的統一阻礙了現代科學在中國的成長。依據他們的觀點，所有的前現代社會都不容異說，然而歐洲的教會與政府、教會與教會，以及政府與政府之間都存在著競爭，對新思想的排斥也不那麼有效。因此，許多封建的和獨立的政權存在非常有利於科學的發展。與此相反，中國卻被一種與絕對政治權利精密聯繫的主導意識形態體制所統治，任何有關不同體制問題的公開討論都在被禁之列。因此，“雖然中國人在機械技能和技術方面非常具有創造力，傳統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障礙仍然使得他們無法為現代科學的理論方法基礎作出直接的貢獻”。

　　另外，許多其他的學者也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解釋。例如馬克思-韋伯(1996，1997)就從宗教的角度對之進行瞭解釋。韋伯認為，錶面上很相似的經濟組織形式與一種極不相同的經濟倫理結合起來，就會按照各自的特點產生一種極不相同的歷史作用。而且，一種宗教一旦定了型，總會對截然不同的階層的生活方式產生深遠的影響。而西方的基督教與資本主義的勞動組織方式聯繫著，如商業化、可轉讓證券的發展、投機的理性化以及交換等等。但儒教則將對現實的緊張關係減少到最低限度，儒教倫理的核心命題反對專業化，反對近代的專業科層和專業訓練，尤其反對為營利而進行的經濟訓練。因此，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就難以自發產生資本主義。

　　梁漱溟則從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破解“李約瑟之謎”。他認為，中國的文化屬於早熟現象，結果它“心思偏於理性，但短於理智”、“忽失於物，而看重人”、“科學不得成就”並“把農工商划出學術圈外”。也正是由於早熟，導致中國文化“幼稚”、“老衰”、“不落實”、“落於消極”和“暖昧不明爽”。所以，梁漱溟甚至認為，如果沒有外國的衝擊中國即使再過三千年也不能自發產生資本主義。

　　但是，上述傳統的解釋越來越受到人們的質疑，如羅斯托(1997)就認為李約瑟的解釋有三處錯誤：第一，把中國商人的地位看得比當時實際的地位軟弱；第二，行會在傳統社會中的確有助於保護商人和手藝匠人的利益，但是行會不是產生和迅速推廣新技術的良好媒介；第三，18世紀，歐洲技術革新的增加，同貿易的擴展和商人的地位的上升等因素無關，雖然商人發揮過作用；而且許多國家(如日本、俄國和土耳其)技術創新後來主要是從上層一由官僚、軍人和具有現代化思想的政治家——而不是由商人推動的。

　　事實上，中國自古就有許多成功的大商人和實業家，如《史記·貨殖列傳》中提到的白圭、刁間、程鄭、蜀卓氏、端木賜、烏氏倮等。有相當一部分還掌握了國家的重要權力，如越國的范蠡、秦國的呂不韋，甚至孔子的弟子如子貢、端木賜等既是大商人又做大官。特別是有相當一部分還長期掌管國家的財政大權，如漢代“齊之大煮鹽”東郭咸陽和“南陽大冶”孔僅擔任大農丞，主管全國的鹽鐵事務，而出身商人家庭的桑弘羊官為御史大夫，為漢武帝主持財政達30年之久。而且，從商鞅之時“輸粟拜爵”就是中國各代王朝解決財政問題的一個主要的也是最常用的措施。因此可以說，事實上在中國古代“商而優則仕”是普遍的現象；而所謂的“農本工商末”則是只有在極少數的個別時期才得到貫徹。而且，即使是名義上禁止商人參加科舉的考試歧視性法律條款，至少在明清之際就已被正式取消。1451年以後，用錢捐官、捐學位的正常渠道被正式打通。這樣，財富可以直接帶來社會地位，金錢成為社會地位高低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此外，林毅夫(1995)、杜恂誠(1993)、高克力(1992)也分別對錢文源、馬克思·韋伯和梁漱溟等人的觀點提出了質疑。

　　一九九五年，北大教授林毅夫發表巨集文，提出有趣的解讀。他認為，傳統的科舉制度，培養出一批長於經史子集而短於機械器物的官僚。一方面，他們的知識條件，不足以發展出蒸汽機和鐵路火車等；另一方面，官僚體系裡，站在捍衛本身利益的立場，他們也不會鼓勵，甚至會排斥和“聖人之學”相左的知識。

　　直覺上，這種解釋脈絡清晰，有一定的解釋力。然而，至少有兩個疑點值得進一步探索：首先，除了官僚體系(士)之外，社會上還有農工商等其他部門；官僚體系生產句讀之學，其他部門難道不能有各自的趨舍好尚嗎？其次，令人好奇而且是一個很根本的問題：為什麼華人歷史上的官僚，會變成經史子集的書蟲？如果是因為科舉取士、獨尊儒術，也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什麼會走上獨尊儒術的道路？

　　二〇〇三年，另一位北大教授姚洋，也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揣測。他用數學模型展示：如果農業部門能維持高的生產力，就不需要向工業部門求援，不需要用科技器具來提升效率。他認為，華人歷史上，良田千里和土壤肥沃所在多有，對工業部門並沒有潛在的需求。在觀念上，這是一個有趣而且有說服力的解釋。然而，至少有兩個疑點，有待進一步澄清：第一，對工業部門知識技術的需求，未必來自農業部門。如果商業和貿易部門發達，也可能衍生出類似的需求。第二，對於知識的探索，除了基於實用而誘發推動之外，也可能來自純粹的好奇和益智。在華人文化里，有沒有鼓勵探索新知、嘗試冒險的傳統？

　　馬克·埃爾文(1973)則對上述傳統的因素一一做了研究，徹底否定了所有這些“常規解釋”。他從中國人地失衡出發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之假說。他認為，中國在農業和水上運輸方面的技術已經達到“高水平的一道關口”。技術的進步面臨著兩個問題：既要讓產量大幅度增加，又要使成本大大下降。而在中國這樣一個在19世紀中葉出現馬爾薩斯危機即人口過剩危機的社會裡，沒有要求使用節省勞動力的機器的那種壓力。他(1973)寫道：“被歷史學家通常看做對西北歐工業革命起過主要推動作用的每一個因素，在中國幾乎也曾存在過……這是缺少伽利略和牛頓的科學。從短期看，這並不重要。如果中國人具有或者發揮了17世紀歐洲人那種追求實驗和改進的狂熱，他們本來很容易可能地根據王楨所描述的原始模型製造出高效的紡紗機……製造蒸汽機會困難些，但是對於在宋朝就已經製造出雙向活塞噴火器的民族來說，這不會成為不可逾越的困難。關鍵問題是沒有人嘗試去做。農業是個例外，在基本科學知識的貧乏成為嚴重障礙之前，中國大部分領域的技術早已停止前進了。”因此，埃爾文認為基礎科學與發明的關係是直接的，中國有足夠的科學知識使發明前進，問題在於缺少經濟刺激，阻止了必要的“試驗和改進”。這種缺少經濟激勵的根源在於社會制度。

　　羅斯托(1997)基本同意埃爾文有關“17、18世紀中國所缺少的東西是一種不斷增長的對科學、哲學、發明和革新激情”的看法，但又有所不同。他不同意埃爾文認為的科學革命是西歐工業革命的關鍵因素的看法，而認為它對於發明的供應和需求，以及對革新的意志的影響是間接的。他指出，18世紀的關鍵性發明並不是直接產生於這樣的建議，甚至並不產生於科學家本人，他們是受過專門訓練的人的產物。

　　林毅夫則直接反駁了埃爾文這一假說。他指出，企業主所感興趣的是降低總成本，而非降低勞動力成本或資本成本這樣的單成本，任何降低總生產成本的技術進步都是受到企業主歡迎的，至於此技術是通過節省勞動還是通過節省資本來實現的，則無關緊要。

　　林毅夫(1995)提出了另一個假說：在前現代時期，大多數技術發明基本上源自於工匠和農夫的經驗，科學發現則是由少數天生敏銳的天才在觀察自然時自發作出的。到了現代，技術發明主要是在知識的指導下通過實驗獲得的；科學發現則主要通過以數學化的假設來描述自然現象以及可控實驗方法而得到的，當然，這樣的工作只有受過特殊訓練的科學家才能完成。在前現代時期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模式中，一個社會中人口愈多，經驗豐富的工匠和農夫就愈多，社會擁有的天才人物就愈多，因而社會的科學技術就愈先進。所以說，中國在前現代社會由於人口眾多，在這些方面占有比較優勢。中國在現代時期落後於西方世界，是因為中國的技術發明仍然還依靠經驗，而歐洲在17世紀科學革命的時候就已經把技術發明轉移到主要依靠科學和實驗上來了。林毅夫認為中國沒有成功地爆發科學革命的原因在於科舉制度，它使知識分子無心於投資現代科學研究所必須的人力資本。

　　不管羅斯托、埃爾文、林毅夫三人對中國古代的社會制度的看法如何差異，對問題的切入角度也存在怎樣不同，他們都是試圖通過對制度的考察來進行解釋。通過他們的解釋，我們可以認為，中國在14世紀之所以沒有發生工業革命，關鍵就在於沒有建立有效的刺激人們創新並把風險降低到最小限度的產權安排和制度體系。

　　對李約瑟謎底的揭示有許多觀點,這些觀點大致可以分成如下幾種類型:

　　第一類是制度說。黃仁宇引用諾斯等人的觀點,認為中國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的原因在於財產所有權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和保護。也有人認為中國在14世紀之所以沒有爆發工業革命是因為當時沒有建立一套有效保護創新、調動人的積極性的產權制度(盧現祥,1996)。工業革命之所以在歐洲產生,孟陶(Paul.Motoux)認為土地制度改革是導致工業革命的基礎。漢蒙德(Hamond)也認為圈地運動引起的土地改革大大提高了企業精神和資本對於生產的廣泛控制力。

　　第二類是資源———經濟約束說。最具代表性的學說是伊懋可(Elvin,1973)的高水平陷阱假說。Elvin認為中國人多地少的資源短缺是導致李約瑟之謎的原因。馮濤、蘭虹(Huong,2003)、姚洋(Yao,2003)、趙綱(Chao,1986)有類似觀點。

　　第三類是“英雄”說。戴爾蒙德(Diamond)認為技術創新是少數“英雄”的活動,而“英雄”的數量以及創新的數量取決於人口的多少和技術創新的難易程度。林毅夫(Lin,1995)也持類似的觀點。

　　第四類是中央集權說。戴爾蒙德(Diamond,1999)認為完整的地理環境所造成的大一統的國家體制是中國落後的原因。錢文源(1995)認為帝國的統一和意識形態的統一阻礙了現代科學在中國的成長。馮濤、蘭虹(2003)認為中央集權加強了地主小農經濟體制,從而阻礙了工業革命在中國的發生。

　　第五類是價值說。韋伯(Weber,1964)認為資本主義所以發生在歐洲,其原因是新教徒為進行資本積累的宗教狂熱所驅動,而中國的停滯在於儒家的傳統。張爾升、蘇同明(2003)也認為中國企業家的價值取向失偏是中國工業革命落後的原因。

　　第六類是體制說。李約瑟本人認為:中國官僚體制存在主要是為了維護灌溉體制的需要,它最初非常適合於科學的成長,然而它卻嚴重阻礙了重商主義價值觀的形成。林毅夫(1994)認為科舉制度使知識分子無心投資現代化科學研究所必須的人力資本,因而從原始科學上升為現代科學的概率大大降低了。

　　第七類是海外貿易說。張爾升、蘇同明(2003)認為海外貿易和重商主義是歐洲經濟發展的驅動力之一,而中國的閉關自守和重農主義是導致經濟落後的原因。

　　第八類是分工說。陳平(Chen,1990)認為李約瑟之謎的謎底是分工。歐洲多元社會所具有的開放經濟和發達的勞動分工與中國社會所具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勞動密集型農業的不同是中西文明分岔的原因。他用生態演化理論解釋中西文明分岔的形成機理。本文也持分工說,但我們是從分工、專業化導致經濟增長的角度去考察李約瑟之謎。

　　上述並未窮盡破解李約瑟之謎的解釋都有一定程度上的闡釋力,但有些解釋存在絕對化和片面化的地點。我們暫且擱下文化、權力、價值等社會學範圍的謎底,重點從經濟學的角度來比較分析上述有關學說,從中得到分工演進是李約瑟之謎的謎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