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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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舉是一種通過考試來選拔官吏的制度，源自中國，並傳播至漢字文化圈其他國家。它是古代中國的一項重要政治制度，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直接催生了不論門第、以考試產生的“士大夫”階層。除中國科舉外，鄰近中國的亞洲國家如越南、日本和北韓半島也曾引入了這種制度來選拔人才。

　　科舉始於605年時的隋朝，發展併成型於唐朝，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在1905年才被廢除；在越南更遲至阮朝末年的1919年才廢除，整個科舉共持續了1300多年。現代社會公務員的選拔制度亦是從科舉制間接演變而來。

　　科舉制度起源於中國的隋代，秦代之前中國曾採用世襲制度取士。西周時，天子以及諸侯分封天下。《周禮》之下，社會階級分明。管理國家由天子、諸侯、卿、士分級負責。而各階層按倫常，依照血緣世襲。到了東周，制度開始崩潰，於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材，為各國國君服務。漢朝時分封制度逐漸被廢，皇帝中央集權得以加強。當時採用的是察舉制，由各級地方推薦德才兼備的民間人材。由州推舉的稱為秀才，由郡推舉的稱為孝廉。察舉制缺乏客觀的評選準則，雖有連坐制度，但後期逐漸出現地方官員徇私，所薦者不實的現象。

　　至三國時代，魏文帝時，陳群創立九品中正制，由中央特定官員，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間人才，分為九品錄用。兩晉、六朝時沿用此制。是察舉制的改良，是將察舉之權，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員負責。但是，這制度始終是由地方官選拔人才。魏晉時代，世族勢力強大，常影響中正官考核人才，後來甚至所憑準則僅限於門第出身。於是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不但堵塞了民間人材，還讓世族得以把持朝廷人事，影響皇帝的權力。

　　到了隋代，為了改革九品中正制，隋文帝於開皇七年（587年）命各州“歲貢三人”，應考“秀才”。隋煬帝在大業元年（605年）設進士科取士，成為以後的科舉。唐朝繼承併發展了這一制度。唐朝的科舉分為常科與制科兩類。武則天主政時，曾首創了由皇帝主持，覆核進士資格的殿試；和取武將的武科舉。但是，二者在唐朝時並未有成為定例。

　　唐代的科舉仍然留有一定的察舉制影子。例如：士子在應試前，流行把自己的作品呈送社會名流，希望名流能向主考推薦。叫作“行捲”。除了武則天主政的一段時間外，唐代的科舉沒有糊名（彌封）的習慣。考官在評捲時，考生的名聲往往是考慮因素之一。這樣做的原意跟舉察一樣，是希望可以兼顧人材在試場外的表現。但同時這亦無可避免造成了不公平，出現士子與考官之間的利益瓜葛。到了唐末吏治敗壞時，弊病更甚。

　　宋代進一步改良了唐朝的科舉制度，確立了一套相當完整的體制。宋朝的科舉制度公平性大幅提升，許多大臣的子孫也未考上科舉，僅能擔任中低階官員，因此當時還產生“富貴不過三代”的俗語。

　　科舉制度在中國實行了整整1300年，對中國以至東亞、世界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隋唐以後中國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舉的影響。

　　科舉原來目的是為政府從民間提拔人材。相對於世襲、察舉、九品官人法等選材制度，科舉考試無疑是公平、公開及公正的方法。最初東亞日本、北韓、越南均效法中國舉行科舉，越南科舉的廢除還要在中國之後。16至17世紀，歐洲傳教士在中國看見科舉取士制度，在他們的游記中把它介紹到歐洲。18世紀時啟蒙運動中，不少英國和法國思想家都推崇中國這種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國在19世紀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務員敘用方法，規定政府文官通過定期的公開考試招取，漸漸形成後來為歐美各國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國文官制所用的考試原則與方式與中國科舉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納了科舉的優點。故此有人稱科舉是中國文明的第五大發明。今天的考試製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舉制度的延續。

　　從宋代開始，科舉便做到了不論出身、貧富皆可參加。這樣不但大為擴寬了政府選拻人材的基礎，還讓處於社會中下階層的知識分子，有機會透過科考向社會上層流動。這種政策對維持整體社會的穩定起了相當的作用。明清兩朝的進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沒有讀書、或有讀書但未作官的“寒門”出身。但只要他們能“一登龍門”，便自然能“身價十倍”。歷年來千萬莘莘學子，俯首甘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過希望能一舉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說，科舉是一種攏絡、控制讀書人，鞏固其統治的有效方法。

　　科舉為中國曆朝發掘、培養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間科舉產生的進士接近十萬，舉人、秀才數以百萬。當然其中並非全是有識之士，但能過五關斬六將，通過科考成進士者，多數都非等閑之輩。宋、明兩代以及清朝漢人的名臣能相、國家棟梁之中，進士出身的占了絕大多數。明朝英宗之後的慣例更是“非進士不進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科舉成為高級官員必經之路。利瑪竇在明代中葉時到中國，所見負責管治全國計程車大夫階層，便是由科舉制度所產生。

　　科舉對於知識的普及和民間的讀書風氣，亦起了相當的推動作用。雖然這種推動是出於一般人對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對知識或靈性的渴望；但客觀上由於科舉入士成為了風尚，中國的文風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兩朝時，中國的讀書人以秀才計，大部分時間都不下五十萬人；把童生算在內則要以百萬計。當中除少數人能在仕途上更進一步外，多數人都成為在各地生活的基層知識分子，這樣對知識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於這些讀書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產物，學習的亦是相同的“聖賢書”，故此亦間接維持了中國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統一和向心力。

　　科舉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主要在其考核的內容與考試形式。由明代開始，科舉的考試內容陷入僵化，變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即可，反而不重考生的實際學識。大部分讀書人為應科考，思想漸被狹隘的四書五經、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縛；無論是眼界、創造能力、獨立思考能力都被大大限制。大部分人以通過科考為讀書唯一目的，讀書變成只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舉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唐宋八大家都是進士出身；但到了明清兩朝，無論在文學創作、或各式技術方面有傑出成就的名家，卻多數都失意於科場。可以推想，科舉制度為政府發掘人材的同時，亦埋沒了民間在其他各方面的傑出人物；百年以來，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場，虛耗光陰。

　　就算在科舉被廢除以後，它仍然在中國的社會中留下不少痕跡。例如孫中山所創立的五權分立，當中設有的考試院便是源於中國的科舉考試傳統。另外，時至今日科舉的一些習慣仍然可以在中國大陸的高考中看見。例如：分省取錄；將考卷寫有考生身份信息的捲頭裝訂起來，從而杜絕判捲人員和考生串通作弊；稱高考最高分者為“狀元”等等，俱是科舉殘留的遺跡。

　　積極影響：打破世家大族的特權壟斷；提高官員素質與行政效率；保證了政府行政人員的來源，擴大了統治基礎；促進了社會穩定；有利於社會公平公正；有利於重學風氣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