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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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之谜(Needham Thesis)

　　1954年, 李约瑟(Joseph Needham )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 序言中, 提出这样的疑问:在第1至第15世纪, 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但欧洲在16世纪以后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产生相似的近代科学, 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 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其阻碍因素是什么? 1976年,肯尼思·博尔丁称其为“李约瑟难题”。与李约瑟之谜相似的问题是许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在14世纪的中国已经具备了那些被认作是产生了18 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所有主要条件, 但为什么最终这场深刻的技术革命没有爆发在中国。

　　李约瑟一九五五年到中国访学时，在演讲中提到他的观察：一七五〇年之前，中国经济和科技等都超越西方。可是，从此一落千丈，最后是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等。他很困惑，为什么呢？他的大哉问，涉及好几个环节，但是可以归纳成一个简单明确的问题：十八世纪西方的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东方的中国？

　　中国在历史上曾取得非常辉煌灿烂的成就。到14世纪，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已经到达通向爆发全面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大门。可是，曾经的辉煌并没有带来持续的繁荣，中国这个文明古国长期徘徊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大门之外。当17世纪西方的进步加快之后，中国却远远落后了，从此成了被动挨打的角色。

　　对于中国文明的发展，人们普遍感到迷惑的是，为什么曾经的辉煌没能使中国自发产生资本主义?为什么到达工业革命大门的中国却又止步不前?

　　李约瑟博士将人们的困惑归纳为如下具有挑战性的两难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一直远远领先于其他文明? 第二，为什么中国现在不再领先于外部世界(Needham，1986)?这就是通常所讲的李约瑟之谜。

　　如何破解“李约瑟之谜”?传统的解释大都集中在以下的一些方面：工业革命在中国受到抑制是由下列某一个因素或所有的因素造成的：资本不足、市场有限、妨碍发展的政治障碍(包括商人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以及所谓中国人没有能力发展大规模长久存在的企业。

　　如李约瑟本人就试图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中找出原因。他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此一制度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Needham，1969)，这种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之后，资本主义和现代化便诞生了。中国的官僚制度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而中国之所以没有经常的技术创新，是由于“商人总是被压在下层，没有办法上升到掌握国家权力的地位。他们(虽然)确实组织过行会，但是，这些行会从来没有像在欧洲的行会那样重要”。所以，他说，“在这里，我们可能指出了中国文明未能产生现代技术的主要原因，因为在欧洲(正如大家所公认的)技术的发展是同商人的上升掌权紧密相连的”。

　　钱文源和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与此同出一脉，但侧重点有所不同。他们认为，帝国的统一和意识形态的统一阻碍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成长。依据他们的观点，所有的前现代社会都不容异说，然而欧洲的教会与政府、教会与教会，以及政府与政府之间都存在着竞争，对新思想的排斥也不那么有效。因此，许多封建的和独立的政权存在非常有利于科学的发展。与此相反，中国却被一种与绝对政治权利精密联系的主导意识形态体制所统治，任何有关不同体制问题的公开讨论都在被禁之列。因此，“虽然中国人在机械技能和技术方面非常具有创造力，传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障碍仍然使得他们无法为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基础作出直接的贡献”。

　　另外，许多其他的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例如马克思-韦伯(1996，1997)就从宗教的角度对之进行了解释。韦伯认为，表面上很相似的经济组织形式与一种极不相同的经济伦理结合起来，就会按照各自的特点产生一种极不相同的历史作用。而且，一种宗教一旦定了型，总会对截然不同的阶层的生活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西方的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联系着，如商业化、可转让证券的发展、投机的理性化以及交换等等。但儒教则将对现实的紧张关系减少到最低限度，儒教伦理的核心命题反对专业化，反对近代的专业科层和专业训练，尤其反对为营利而进行的经济训练。因此，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就难以自发产生资本主义。

　　梁漱溟则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破解“李约瑟之谜”。他认为，中国的文化属于早熟现象，结果它“心思偏于理性，但短于理智”、“忽失于物，而看重人”、“科学不得成就”并“把农工商划出学术圈外”。也正是由于早熟，导致中国文化“幼稚”、“老衰”、“不落实”、“落于消极”和“暖昧不明爽”。所以，梁漱溟甚至认为，如果没有外国的冲击中国即使再过三千年也不能自发产生资本主义。

　　但是，上述传统的解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如罗斯托(1997)就认为李约瑟的解释有三处错误：第一，把中国商人的地位看得比当时实际的地位软弱；第二，行会在传统社会中的确有助于保护商人和手艺匠人的利益，但是行会不是产生和迅速推广新技术的良好媒介；第三，18世纪，欧洲技术革新的增加，同贸易的扩展和商人的地位的上升等因素无关，虽然商人发挥过作用；而且许多国家(如日本、俄国和土耳其)技术创新后来主要是从上层一由官僚、军人和具有现代化思想的政治家——而不是由商人推动的。

　　事实上，中国自古就有许多成功的大商人和实业家，如《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的白圭、刁间、程郑、蜀卓氏、端木赐、乌氏倮等。有相当一部分还掌握了国家的重要权力，如越国的范蠡、秦国的吕不韦，甚至孔子的弟子如子贡、端木赐等既是大商人又做大官。特别是有相当一部分还长期掌管国家的财政大权，如汉代“齐之大煮盐”东郭咸阳和“南阳大冶”孔仅担任大农丞，主管全国的盐铁事务，而出身商人家庭的桑弘羊官为御史大夫，为汉武帝主持财政达30年之久。而且，从商鞅之时“输粟拜爵”就是中国各代王朝解决财政问题的一个主要的也是最常用的措施。因此可以说，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商而优则仕”是普遍的现象；而所谓的“农本工商末”则是只有在极少数的个别时期才得到贯彻。而且，即使是名义上禁止商人参加科举的考试歧视性法律条款，至少在明清之际就已被正式取消。1451年以后，用钱捐官、捐学位的正常渠道被正式打通。这样，财富可以直接带来社会地位，金钱成为社会地位高低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此外，林毅夫(1995)、杜恂诚(1993)、高克力(1992)也分别对钱文源、马克思·韦伯和梁漱溟等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一九九五年，北大教授林毅夫发表宏文，提出有趣的解读。他认为，传统的科举制度，培养出一批长于经史子集而短于机械器物的官僚。一方面，他们的知识条件，不足以发展出蒸汽机和铁路火车等；另一方面，官僚体系里，站在捍卫本身利益的立场，他们也不会鼓励，甚至会排斥和“圣人之学”相左的知识。

　　直觉上，这种解释脉络清晰，有一定的解释力。然而，至少有两个疑点值得进一步探索：首先，除了官僚体系(士)之外，社会上还有农工商等其他部门；官僚体系生产句读之学，其他部门难道不能有各自的趋舍好尚吗？其次，令人好奇而且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华人历史上的官僚，会变成经史子集的书虫？如果是因为科举取士、独尊儒术，也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走上独尊儒术的道路？

　　二〇〇三年，另一位北大教授姚洋，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揣测。他用数学模型展示：如果农业部门能维持高的生产力，就不需要向工业部门求援，不需要用科技器具来提升效率。他认为，华人历史上，良田千里和土壤肥沃所在多有，对工业部门并没有潜在的需求。在观念上，这是一个有趣而且有说服力的解释。然而，至少有两个疑点，有待进一步澄清：第一，对工业部门知识技术的需求，未必来自农业部门。如果商业和贸易部门发达，也可能衍生出类似的需求。第二，对于知识的探索，除了基于实用而诱发推动之外，也可能来自纯粹的好奇和益智。在华人文化里，有没有鼓励探索新知、尝试冒险的传统？

　　马克·埃尔文(1973)则对上述传统的因素一一做了研究，彻底否定了所有这些“常规解释”。他从中国人地失衡出发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之假说。他认为，中国在农业和水上运输方面的技术已经达到“高水平的一道关口”。技术的进步面临着两个问题：既要让产量大幅度增加，又要使成本大大下降。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在19世纪中叶出现马尔萨斯危机即人口过剩危机的社会里，没有要求使用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的那种压力。他(1973)写道：“被历史学家通常看做对西北欧工业革命起过主要推动作用的每一个因素，在中国几乎也曾存在过……这是缺少伽利略和牛顿的科学。从短期看，这并不重要。如果中国人具有或者发挥了17世纪欧洲人那种追求实验和改进的狂热，他们本来很容易可能地根据王桢所描述的原始模型制造出高效的纺纱机……制造蒸汽机会困难些，但是对于在宋朝就已经制造出双向活塞喷火器的民族来说，这不会成为不可逾越的困难。关键问题是没有人尝试去做。农业是个例外，在基本科学知识的贫乏成为严重障碍之前，中国大部分领域的技术早已停止前进了。”因此，埃尔文认为基础科学与发明的关系是直接的，中国有足够的科学知识使发明前进，问题在于缺少经济刺激，阻止了必要的“试验和改进”。这种缺少经济激励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

　　罗斯托(1997)基本同意埃尔文有关“17、18世纪中国所缺少的东西是一种不断增长的对科学、哲学、发明和革新激情”的看法，但又有所不同。他不同意埃尔文认为的科学革命是西欧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的看法，而认为它对于发明的供应和需求，以及对革新的意志的影响是间接的。他指出，18世纪的关键性发明并不是直接产生于这样的建议，甚至并不产生于科学家本人，他们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的产物。

　　林毅夫则直接反驳了埃尔文这一假说。他指出，企业主所感兴趣的是降低总成本，而非降低劳动力成本或资本成本这样的单成本，任何降低总生产成本的技术进步都是受到企业主欢迎的，至于此技术是通过节省劳动还是通过节省资本来实现的，则无关紧要。

　　林毅夫(1995)提出了另一个假说：在前现代时期，大多数技术发明基本上源自于工匠和农夫的经验，科学发现则是由少数天生敏锐的天才在观察自然时自发作出的。到了现代，技术发明主要是在知识的指导下通过实验获得的；科学发现则主要通过以数学化的假设来描述自然现象以及可控实验方法而得到的，当然，这样的工作只有受过特殊训练的科学家才能完成。在前现代时期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模式中，一个社会中人口愈多，经验丰富的工匠和农夫就愈多，社会拥有的天才人物就愈多，因而社会的科学技术就愈先进。所以说，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由于人口众多，在这些方面占有比较优势。中国在现代时期落后于西方世界，是因为中国的技术发明仍然还依靠经验，而欧洲在17世纪科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把技术发明转移到主要依靠科学和实验上来了。林毅夫认为中国没有成功地爆发科学革命的原因在于科举制度，它使知识分子无心于投资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须的人力资本。

　　不管罗斯托、埃尔文、林毅夫三人对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的看法如何差异，对问题的切入角度也存在怎样不同，他们都是试图通过对制度的考察来进行解释。通过他们的解释，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在14世纪之所以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关键就在于没有建立有效的刺激人们创新并把风险降低到最小限度的产权安排和制度体系。

　　对李约瑟谜底的揭示有许多观点,这些观点大致可以分成如下几种类型:

　　第一类是制度说。黄仁宇引用诺斯等人的观点,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财产所有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也有人认为中国在14世纪之所以没有爆发工业革命是因为当时没有建立一套有效保护创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产权制度(卢现祥,1996)。工业革命之所以在欧洲产生,孟陶(Paul.Motoux)认为土地制度改革是导致工业革命的基础。汉蒙德(Hamond)也认为圈地运动引起的土地改革大大提高了企业精神和资本对于生产的广泛控制力。

　　第二类是资源———经济约束说。最具代表性的学说是伊懋可(Elvin,1973)的高水平陷阱假说。Elvin认为中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短缺是导致李约瑟之谜的原因。冯涛、兰虹(Huong,2003)、姚洋(Yao,2003)、赵纲(Chao,1986)有类似观点。

　　第三类是“英雄”说。戴尔蒙德(Diamond)认为技术创新是少数“英雄”的活动,而“英雄”的数量以及创新的数量取决于人口的多少和技术创新的难易程度。林毅夫(Lin,1995)也持类似的观点。

　　第四类是中央集权说。戴尔蒙德(Diamond,1999)认为完整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大一统的国家体制是中国落后的原因。钱文源(1995)认为帝国的统一和意识形态的统一阻碍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成长。冯涛、兰虹(2003)认为中央集权加强了地主小农经济体制,从而阻碍了工业革命在中国的发生。

　　第五类是价值说。韦伯(Weber,1964)认为资本主义所以发生在欧洲,其原因是新教徒为进行资本积累的宗教狂热所驱动,而中国的停滞在于儒家的传统。张尔升、苏同明(2003)也认为中国企业家的价值取向失偏是中国工业革命落后的原因。

　　第六类是体制说。李约瑟本人认为:中国官僚体制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灌溉体制的需要,它最初非常适合于科学的成长,然而它却严重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林毅夫(1994)认为科举制度使知识分子无心投资现代化科学研究所必须的人力资本,因而从原始科学上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大大降低了。

　　第七类是海外贸易说。张尔升、苏同明(2003)认为海外贸易和重商主义是欧洲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而中国的闭关自守和重农主义是导致经济落后的原因。

　　第八类是分工说。陈平(Chen,1990)认为李约瑟之谜的谜底是分工。欧洲多元社会所具有的开放经济和发达的劳动分工与中国社会所具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劳动密集型农业的不同是中西文明分岔的原因。他用生态演化理论解释中西文明分岔的形成机理。本文也持分工说,但我们是从分工、专业化导致经济增长的角度去考察李约瑟之谜。

　　上述并未穷尽破解李约瑟之谜的解释都有一定程度上的阐释力,但有些解释存在绝对化和片面化的地点。我们暂且搁下文化、权力、价值等社会学范围的谜底,重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比较分析上述有关学说,从中得到分工演进是李约瑟之谜的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