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理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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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理性模型(Bounded Rationality Model) / 西蒙的有限理性模型(Simmon's Bounded Rationality Model)

　　20世紀50年代之後，人們認識到建立在“經濟人”假說之上的完全理性決策理論只是一種理想模式，不可能指導實際中的決策。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了滿意標準和有限理性標準，用“社會人”取代“經濟人”，大大拓展了決策理論的研究領域，產生了新的理論——有限理性決策理論。

　　有限理性模型又稱西蒙模型或西蒙最滿意模型。這是一個比較現實的模型，它認為人的理性是處於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之間的一種有限理性。

　　有限理性模型的主要觀點如下：

　　（1）手段-目標鏈的內涵有一定矛盾，簡單的手段-目標鏈分析會導致不准確的結論。

　　西蒙認為，手段-目標鏈的次序系統很少是一個系統的、全面聯繫的鏈，組織活動和基本目的之間的聯繫常常是模糊不清的，這些基本目的也是個不完全系統，這些基本目的內部和達到這些目的所選擇的各種手段內部，也存在著衝突和矛盾。

　　（2）決策者追求理性，但又不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理性，他只要求有限理性。

　　這是因為人的知識有限，決策者既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也無法認識決策的詳盡規律。比如說，人的計算能力有限，即使藉助電腦，也沒有辦法處理數量巨大的變數方程組；人的想像力和設計能力有限，不可能把所有備擇方案全部列出；人的價值取向並非一成不變，目的時常改變；人的目的往往是多元的，而且互相抵觸，沒有統一的標準。因此，作為決策者的個體，其有限理性限制他作出完全理性的決策，他只能儘力追求在他的能力範圍內的有限理性。

　　（3）決策者在決策中追求“滿意”標準，而非最優標準。

　　在決策過程中，決策者定下一個最基本的要求，然後考察現有的備擇方案。如果有一個備擇方案能較好地滿足定下的最基本的要求，決策者就實現了滿意標準，他就不願意再去研究或尋找更好的備擇方案了。

　　這是因為一方面，人們往往不願發揮繼續研究的積極性，僅滿足於已有的備擇方 案；

　　另一方面，由於種種條件的約束，決策者本身也缺乏這方面的能力。在現實生活中，往往可以得到較滿意的方案，而非最優的方案。

根據以上幾點，決策者承認自己感覺到的世界只是紛繁複雜的真實世界的極端簡化，他們滿意的標準不是最大值，所以不必去確定所有可能的備擇方案，由於感到真實世界是無法把握的，他們往往滿足於用簡單的方法，憑經驗、習慣和慣例去辦事。因此，導致的決策結果也各有不同。

　　一、前言——中國房地產政策背景

　　2001年，中央195號文件確定銀行資金對房地產開發僅僅起輔助推動的作用，不能成為房地產開發的主要資金來源。房地產企業取得相關土地開發資質後自有資金應不低於總投資的30％商業銀行在項目施工近尾聲時可向個人發放不超過房價8O％的按揭貸款，同時允許商業銀行提供房地產公司少量的流動資金貸款。

　　2002年，中央對房地產金融進行了一次大檢查，目的在於評估195號文件的落實情況。本次檢查後房地產行業暴露出許多當時房地產發展的不良現象，主要集中在違規放貸上表現為對“四證”——《國有土地使用證》、《建設用地規劃使用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建設工地施工許可證》不全項目發放貸款，在開發商自有資金尚未達到開發項目總投資30％的情況下發放房地產開發貸款，嚴重違背了195號文件的精神房地產金融違規現象並未得到有效遏制。

　　2003年，隨著2月(2002年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的披露，6月121號文件適時出台。該文件是對195號文件精神的具體化主要內容為商業銀行不得向未取得四證”的開發項目發放任何形式貸款，並不得向房地產開發企業發放用於繳交土地出讓金的貸款．一定數額的流動資金貸款只能用於施工所需設備禁止為房地產企業墊資．個人住房貸款只能在住房主體結構已封頂時發放。遺憾的是，121號文件收效並不十分顯著。

　　2004年，中國銀監會2月發佈《商業銀行房地產貸款風險管理指引(征求意見稿)》。

　　指弓以非常具體和富於操作性的方式，對商業銀行房地產信貸風險管理做出了要求。意見稿的主要內容是建立核查制度商業銀行應當加大監督力度．對內部職能部門和分支機構進行房地產貸款發放質量的年度全面稽核，並形成報告；規定具體的違規懲戒措施；要求商業銀行在對房地產企業的貸款前做詳細調查。

　　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2005年“將重點抑制生產資料價格和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對住房貸款利率和公積金貸款利率有一定的上調。此次通過利率的調控並不是從緊縮開發商和土地供給上，而是從需求上調控．房地產商對此政策反應溫和，老百姓卻態度激烈普遍人認為央行調整利率受影響最大的是普通買房人。3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於切實穩定住房價格的通知》，這份通知》針對房價上漲過快的現象明確提出八點要求，即國八條。第一條要求高度重視穩定房價，第二條要求切實負起穩定住房價格的責任，其餘六條均為調控房價的具體政策路徑．包括大力調整和改善住房供應結構，嚴格限制被動性住房需求．正確引導居民合理消費預期，全面監測房地產市場運行，積極貫徹調控住房供求的各項措施．認真組織對穩定住房價格工作的督促檢查。4月，房地產形勢座談會召開，中央再次強調抑制房價過快上漲勢頭是巨集觀調控的一項重要任務。5月11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建設部等七部委聯合出台的《關於做好穩定住房價格工作的意見》，意見》要求遏制投機性炒房．控制投資性購房鼓勵普通商品住房和經濟適用住房建設，合理引導住房消費，促進住房價格的基本穩定和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實行實名制購房，期房”將禁止轉讓預售商品房在住房未竣工前不得轉讓，推行商品房預銷售合同網上即時備案，防範私下交易行為。5月26日，國稅局發出《關於進一步加強房地產稅收管理的通知》明確要求以契稅管理先繳納稅款、後辦理產權證書(簡稱“先稅後證)為把手，加強部門協調配合，實現房地產業諸稅種問的有機銜接。

　　二、政策模型對於解析中國房地產政策變遷的現實意義

　　政策模型作為公共政策的一種分析途徑，具有簡化現實社會問題的作用．有助於人們更好地理解社會的一些複雜現象。政策模型更是現實社會中一些利益群體價值的縮影，這些價值之間的相互關係往往體現了政策模型的歸納和分析能力。中國房地產政策作為一個客觀現實的產物．與政策模型應當具有一定的聯繫性．這也正符合了政策模型應當以現實生活為參考依據的要求。

　　房產政策一直關乎多個群體的利益，這其中包括政府，公眾，房地產企業甚至包括寄生於房產企業下的眾多建築裝潢裝修公司，可見房產政策是一種政治妥協的產物，這需要兼顧各方的利益訴求。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房產政策歷來是一個爭論的話題，這些政策制定的對不對?落實後到底有沒有成效7”等等問題一直受到人們的關註，為什麼一直以來大家對房產政策都抱以希望到最後卻有所失望，不在於這個政策能帶來多大的社會效用，而是這個政策不是人們所想的那樣容易制定，政策制定以社會實際情況為參照，但房產政策兼顧的利益群體太多，往往不容易制定，不容易制定好所以引入政策模型進行研究，可以對房產行業做一個抽象的概括，可以提取一些有分析價值的內容．可以讓人們思考房產政策的社會效果心理趨勢，思考和預測未來的發展，為房產政策分析提供多種途徑。

　　三、有限理性模型解析中國房地產政策

　　有限理性模型是美國著名學者赫伯特·A·西蒙在對傳統理性主義總結和批判的基礎上提出的，認為在現實生活中很少具備完全理性的前提。因為，人們很難對每個政策產生的結果具有完全的瞭解和預測，常常要在信息不完備的情況下根據主觀判斷進行決策。現實生活中決策者的理性是界於完全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有限理性他們不是經濟人”，而是“行政人”。行政人的價值取向和目標往往是多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約經常處於變動狀態且表現出衝突特征。由於認識水平和能力的有限，以及客觀環境因素的制約所作出的決策往往是一種滿意解，也可以理解為是一種次優決策，並能滿足需要就行。

　　中國房地產行業所涉及到的利益群體很多，並受整個市場自身調節的影響政策制定者往往很難掌握到反映行業發展的完備信息，特別是在早期；房地產作為調控目標的時候。這時決策者只能是以一種個人的價值取向去斷定整個房產行業的發展，而不是從一個巨集觀長遠的角度去制定一個符合實際情況的政策。2001年的195號文件僅僅體現了決策者只能在當時斷定出房產行業應當在行政審批的制度下進行監督，因此對某些房產企業在市場準入方面進行一定的限制如“四證的辦理和批准，都是對房產企業自有資金的衡量，並判定房產企業是否有能力涉足房產行業。在當時，國家並不知房產行業的發展在拉動經濟的同時，是否會有一些負面影響和不良現象的產生，因此只能去規範它，而不是去鼓勵或者抑制它在某種層面上，這些政策往往是“試金石”，決策者希望這樣的政策有一定的作用，但不知道這樣的作用是好是壞，是大是小，但決策者明白制定政策帶來的作用遠遠大於不制定政策的作用。遺憾的是，195號文件一直沒有得到有效實施，房地產企業往往用流動資金貸款交納土地出讓金，獲得”四證”，同時申請開發貸款而施工單位為了單位效益往往墊資修建項目地基一打好就開始進行個人的按揭貸款，施工單位也常常無力發放民工工資。這些不良現象都是決策者在制定政策時無法預測到的，而這些不良現象也是信息不完備程度的體現，壞現象越多，信息越不完備，所制定的政策所產生的實際效果也不如人意。因此我們可以形成這樣一種邏輯：次優決策和最優決策之間，如果按照有限理性模型去分析，必定存在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往往取決於信息完備程度，而這些差距表現為最優決策預期效果和實際社會效果之間的差距。

　　圖1中，隨著變數X信息完備程度的增加，決策者掌握的信息資源增加．基於有限理性的決策者所制定的次優決策效果漸漸趨近於理想的最優決策效果；(無箭頭的豎線表示最優決策下的預期效果)。

　　圖2中，隨著變數×次優決策預期效果的增加，使最優決策預期效果和實際社會效果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無箭頭的橫線表示最優決策下的預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