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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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資本（Public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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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資本指基礎設施投資或公共部門固定資產投資形成的資本，就是指政府在公共部門投資形成的資本，在市場經濟條件和公共財政下，它常指基礎設施投資形成的公共設施資本，例如高速公路、機場、供水系統，電力、煤氣 及電訊業等公共部門固定資產投資形成的資本。它在國民經濟發展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市場經濟中，雖然經濟增長主要源於私人部門，但公共部門投資形成的公共資本對經濟增長也具有影響。有些人對公共資本的說法提出質疑：他們認為資本就是要增值的貨幣。然而從經濟學角度考慮，認為投入的資金是社會資本的形成過程，所以只有能夠增加社會總資本，並通過建造或購置廠房、建築物、設備、工具、以致動力、原材料，以形成生產能力，可以向社會提供產品或服務，就可以稱為投資活動了。
公共支出是公共財政理論中一個重要的概念，公共支出是政府履行其職能的具體體現。是各級政府履行其必要職能所進行的各項活動的成本，包括提供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以及實現收入分配而進行的轉移支出。按經濟性質來對公共支出進行分類，可分為政府轉移支出和政府購買兩類。政府購買支出指政府按照等價交換原則購買商品和勞務，以便向公眾提供各種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支出。這類支出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購買各級政府進行日常行政事務活動所需要的商品和勞務的支出，如國防、教育、衛生、行政管理等；二是各級政府用於各種公共投資的支出。轉移支出指政府單方面把部分收入的所有權無償轉移出去的支出，它包括各種財政補貼支出，各種社會保障支出，國債的利息支出等。
由上面分析看出公共支出與公共資本是不相同的兩個概念，從總體來看政府的公共支出不外乎三種用途，一是公共消費支出，二是公共投資支出，三是政府的金融活動。公共資本是政府在公共部門的公共投資形成的公共設施資本，所以它是屬於政府公共支出的一部分。但是它又不完全屬於政府公共投資。政府公共投資從投資方向來看包括兩類：一是社會公益類項目投資，包括國防、政府行政機構、司法部門等設施，科研、教育、衛生部門設施， 及環境保護等。二是經濟基礎類項目投資，包括能源、交通、郵電和通訊業，農業、承利、氣象設施。以及高新技術產業等。
公共資本在各地的作用影響是不同的。例如，公共資本對於西部經濟增長的作用是因為西部經濟基礎極為薄弱，而且西部地區金融化程度較低，私人資本有限，參與準公共投資的可能性較小。而東部沿海地區及三個直轄市經濟已經發展到一定的程度，私人投資比重比較大，加之其計國外資金具有根強的吸引力，使得公共資本對於東部經濟的影響力遠不及其對西部地區的意義重大。
國際研究表明，在市場經講條件下，公共資本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決定因素，其中關於公共資本與總產出的實證分析，大部分是估計總量生產函數，也有人利用成本函數和利潤函數來分析公共資本的貢獻，大都發現公共資本對經濟增長具有重要作用。
(一)利用生產函數估計的結果
J.B.Ratner(1983)在總量函數框架下，利用美國1945-1973年的年度數據，估計了公共設施對總產出的影響。發現產出關於公共資車的彈性為0.06。David Alan Aschauer(1989)利用美國J949-1985年的數據，估計出公共資本的產出彈性等於0.39，認為設圍l97l-l985年全要素生產率下降主要是由於公共資本增速降低引起的。Alicia H.Munnel(1990)用美國48個1970--1986年的數據，發現公共資本的產出彈性大約為0.1。如只把高速公路和街道視為公共資本.彈性為0.06；如公共資車指供水和排污系統，彈性則為0.12；對4個地區進行回歸，公共資本的產出彈性介於東北地區的0.07到南部地區的0.36之間；Munnell(1990)估計1969年以後美國勞動生產率下降的78％ 是由於公共資本／勞動比率降造成的。Ford和Poret(1991)利用10個工業化國家數據，估計發現各種不同定義的公共資本對全要素的增長具有顯著的正效應。
G.Cazzavillan(1993)利用歐洲12個國家1957-1987年的數據，得到公共資本的產出彈性為0.25。Brain Fay(1993)集中研究發電能力一種公共資本，利用95個國家1960-1985年聞的年期數據和兩階段最小平方方法，在考慮能力利用率和固定效應後，公接資車撣性估計為O.2。Otto和Voss(1994)利用澳大利亞l966-1990年數據，得到公共資本產出彈性為0.38—0.45。Aschauer(2000)又利用46個中低收入國家1970-1990年的數據，估計發現公共資率的數旨和使用效率會使人均產出在20年內增長29％ ，公共資本的產出彈性為O.24。S.Dessus和R.Herrera(2000)用28個發展中國家1981-1991的數據估計，發現公共資本積累對GDP增長其有正的貢獻，它對GDP的邊際影響約是私人資本的l/2，二者分別為O.126和0.215。
(二)利用成本函數估計的結果
另一方面，有人通過估計工業的成本函數分析公共資本對產出的影響。例如N.Nadifi和T.P.Mamuneas(1991)估計了兩種公共資本分別對於美國12個製造業成本函數的影響，這兩種資本是各級政府的凈固定資本存量(不包括住宅建築)和政府的R&D資本存量，發現它們有顯著的生產性效應。shah(1992)將成本視為是電力、通訊和交通公共資本存量，估計了墨西哥l970-l987年26大產業的成本函數，得到的彈性值是0.05(見Glomm和Ravikumar,1997)。Brmdt和Hanson(1992)利用瑞典l96O-1988年的數據，發現在其他條件不變時，增加公共設簏資本會降低私人部門的成本。Lynde和Richmond(1993)利用超越對數利潤函數，同時考慮數據的非平穩性和使用增加值數據以包括中間品(例如石油)價格的影響，得到公共資本的產出彈性為0.2，認為美國1975-1989年勞動生產率增速比1959-1973年下降1個百分點，其中41％是由政府資本／勞動比率下降導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