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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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公共領域中的現代公共理性應成為溝通、協調和統一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個人理性與國家（政府）理性，大眾理性與精英理性的中介與橋梁，在現代社會里，政府理性只有置於公共領域的監督和批判之下，其決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體現公共理性，即決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當性和合法性。

　　“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一詞源自西方，這個詞語在西方哲學史上有不同的用法。霍布斯在《利維坦》中使用“公共理性”這一短語來指主權者的理性或判斷；盧梭在《論政治經濟學》中將公共理性與私人理性相對照，後一種理性是利己主義的，而前一種關涉的是公共善；托馬斯·傑斐遜在其第二次就職演講中也使用了“公共理性”一詞，將其與民主政府的理念相關聯；康德在《什麼是啟蒙》一文中，提出“理性的公共運用”，認為公共理性是面向整個公眾的、自由的[1]。羅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一書中比較系統地提出了公共理性理論，也使得公共理性成為政治哲學探討的重要內容。在羅爾斯看來，“公共理性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用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們的理性目標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義觀念對社會之基本制度結構的要求所在，也是這些制度所服務的目標和目的所在。[2]”後來他又寫了《公共理性觀念新探》，對公共理性進行了進一步的解釋“所謂公共理性就是指各種政治主體（包括公民、各類社團和政府組織等）以公正的理念，自由而平等的身份，在政治社會這樣一個持久存在的合作體系之中，對公共事務進行充分合作，以產生公共的、可以預期的共治效果的能力。^[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