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補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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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補分離指的是政府不直接入市收購農產品,而是制定目標價格,再將目標價格和市場價格之間的差價直接補貼給農民。價補分離通過調低乃至取消價格支持來消除其對市場的干預和扭曲影響,把糧食價格形成還給市場機制,另外通過直接補貼措施來“保收益”。
價補分離將對農民的補貼從價格中剝離出來;保障農民合理收益,綜合考慮農民合理收益、財政承受能力。
2015年11月4日,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在國新辦新聞發佈會解讀新發佈的《深化農村改革綜合性實施方案》時,談到糧食價格問題,他表示,下一步還要繼續推進糧價的改革,原則是使得價格和補貼能夠分開。
這樣一來,糧食價格緊跟市場,避免了價格脫離實際,穩住了糧食的產業鏈。同時,“價補”分離也同時調動起農民的種糧積極性,為糧食的安全生產提供保證。
陳錫文強調,如果說糧食市價過低,政府要採取適當的政策,直接補貼農民,但是和價格分開走。這是基本的原則,未來走勢也是這樣,“價補”分開,貼近市場的價格,價格的形成機制是貼近市場,註意保護農民的合理的利益。
由於中國當前的小農分散種植模式,會給種植面積的統計和補貼發放帶來難題。此次外界猜測將首先選擇新疆、東北三省以及內蒙古作為試點,正是考慮到了這些區域的大規模、集約化生產水平高,有利於政策的開展。
“價補分離”策略目前在棉花和大豆方面,都做了探索。中國自2014年起,已從東北地區的大豆、新疆地區的棉花開始,率先改革托市收購制度,並試點目標價格制度——即“價補分離”,政府不再直接入市收儲,而將目標價格與市場價格之間的差價補貼給農民。
國家糧油信息中心副主任王曉輝在第八屆國際玉米產業大會上指出:在未來的五年期間,糧食處於一個新的平臺期,如果在新的平臺期,就會出現供應大於需求,在價格上形成一個價格的下跌壓力。從中國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到是這種情況。他提出未來的政策或未來的走向,應該在大的輪廓上面堅持兩個,第一個是堅定不移地堅持市場定價的原則。讓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但是也一定是漸進性,不斷地推進市場化的份額。要綜合考慮到各方面的利益訴求。第二,要快速推進農產品價補分離。[1]
玉米將是繼棉花和大豆之後,下一個試行探索的品種領域。2016年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在2016年,要加快農業結構調整。“要引導農民適應市場需求調整種養結構,適當調減玉米種植面積。按照’市場定價、價補分離’原則,積極穩妥推進玉米收儲制度改革,保障農民合理收益。”
同時,據財政部提請全國人大審議的2016年預算草案報告也指出,將支持糧食等流通體制改革。深入推進棉花、大豆目標價格改革試點。推進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完善主要農產品儲備和調控機制。
在全國兩會召開前夕,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曾公開表示,玉米的價格改革方案,在兩會後會儘快出來,“不耽誤老百姓的春耕”。同時,玉米先行之後,小麥和稻米的價格改革,也必須相繼跟進,“不能拖得時間太長”。
價補分離是否將全面實現常態化?任正曉透露:“用’常態’來理解它是有道理的,但不會馬上全面推開。”
他對記者表示,在如今產需基本平衡、庫存非常充裕的情況下,可以考慮建立能更好保證糧食生產穩定增長,同時也能支撐農民持續增收的一種體制。他同時強調:“中國太大,地區差異大,各地農民狀況不同,所以我們要既積極又穩妥地推動。”[2]
施行價補分離政策的原因要從我國現存糧食問題中找尋。
現行托市政策將補貼與價格合為一體,政府定價取代了市場價格,扭曲了市場結構。這不僅增加了糧食收儲成本和財政壓力,農民也沒有獲得補貼的全部實惠,還抬高了下游糧食加工企業的原料成本,導致國外農產品進口量激增。更重要的是,價格信號失靈使得農民片面追求高收益作物種植,無益於調整農業結構。
“穀賤傷農,困局待解”——糧食賣不動,糧農欲哭無淚
當下,我國糧食生產、糧食市場存在一些問題:一方面是糧食進口激增,一方面是庫存積壓、賣糧難再度來襲;一方面是“誰來種糧”的憂慮,一方面是“十一連增”的驕人成績;一方面是資源環境壓力日增,一方面是簡單追求產量的衝動不減……有人說糧食多了總是好事,然而這隻是看到了事情的錶面。糧食多的背後,市場是不是正常?糧食結構有沒有問題?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如何保護?糧食生產是不是可持續?這些都是需要認真研究、深入思考的問題。
農民種糧的利潤受到糧食供求關係的影響,而糧食需求缺乏彈性,當糧食獲得豐收的時候,其供求關係發生較大變化、供給量與需求量的相對關係較之前不同,供給量的增幅大於需求量的增幅、糧食出售價格的降幅大於需求增加致漲價的幅度,因而種糧農民的利潤下降。
“高倉滿儲,糧滿為患”
糧食賣不動是什麼原因?是我國糧食太多了嗎?如果糧食太多,我國糧食進口量為何屢創新高?數據顯示,2015年上半年,我國累計進口包括小麥、玉米、大麥在內的穀物及穀物粉1629萬噸,同比增長超過60%。問題出在哪裡?
在中國由於傳統的小農經濟影響和現有的土地制度的約束,農業生產技含量低,使得中國的農業生產效率大大低於歐美發達國家。而化肥,農用柴油,農藥等一些關鍵的農資投入的產品的價格大大高於國際市場,導致價格倒掛,糧食進口量激增。
我國糧食收儲企業一般對庫存糧食採取順價銷售,即以收儲價為基礎,加上合理費用和一定利潤進行銷售。在目前收儲價明顯偏離市場的情況下,加工企業顯然沒有動力購買。在利潤的驅動下,許多貿易商、糧食加工企業更願意採購國外低價糧,相應減少對國內糧食的採購,帶來的後果是糧食從地里收上來,不能進入加工環節,只好存在糧庫里,越積越多。
進口激增的因素、順價銷售銷不出去的因素,同時還有當前糧食市場普遍存在的“高倉滿儲”情況。這都讓糧食收購問題日益突顯,“價補”分離政策呼之欲出。
“追本溯源,直指糧價”
由於糧食是最基本的生活資料、且糧食關係到國際政治鬥爭權力,絕大多數國家重視本國糧食生產,尤其是具有一定人口規模的國家,採取了各種為保證糧食安全、保護農民利益的干預糧食市場的支農政策。
我國自2004年開始實施最低收購價政策,其後又啟動臨時收儲政策。這些政策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是我國糧食連連增產、農民持續增收的重要保障。然而隨著國內種糧成本快速上漲,政策性收購價節節攀升,糧價越來越偏離市場,一系列問題開始浮現。
糧庫告急“壓力山大”、市場嚴重扭曲,糧食產業鏈不堪重負,使得賣糧難頻發,嚴重影響農民的種糧積極性;種糧成本持續增加,以及小微企業融資難、銀行貸款緊縮等問題,也挫傷了企業收糧的積極性。矛盾的集中點落到的是糧價上。“價補分離”勢在必行。
通過推行以差價直補為核心的農產品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實行“價”、“補”分離。通過直接補貼給農民的方式間接作用於市場,有利於直接保護農民利益;有利於市場發育和價格形成;有利於充分調動各個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增強國內重要農產品原料競爭力和加工企業成本競爭力;有利於抑制過度進口國外農產品,增強我國農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3]
在穩定口糧生產的前提下,以農產品目標價格改革為突破口,逐步建立以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農產品定價機制,通過價補分離提高價格的透明度和有效性,引導農業生產向優勢產區和規模大戶集中,以市場力量實現調結構、提品質、降成本、去庫存等改革目標。這也有利於縮小國內外農產品價差,逐步提高與國際市場的接軌程度,提升農業國際競爭力。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表示,農業供給側改革將是2016年農村改革的大頭。此外還要推進糧食供給制度方面的改革,基本的共識已經形成,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市場定價、價補分離”。
陳錫文是在第七屆中國經濟前瞻論壇上作出上述表示的。他指出,當前糧食問題面臨一個突出矛盾是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存在明顯的偏差。
他舉例說,“進入新世紀以來這15年,糧食的生產結構上出現明顯的變化:大豆的產量不斷降低,但需求增長最快正是供求缺口最大的一個品種;玉米的產量急劇增長,15年來翻了一番。增產的未必是需要的,減產的恰恰是需求必須滿足的。”
因此,“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要推進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明年的農村改革在這方面是一個大頭,也是要解決中國農業在自己的道路上實現現代化、提高自己效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陳錫文說。
此外,陳錫文還透露,2016年還要推進糧食供給制度方面的改革,基本的共識已經形成,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市場定價、價補分離”。
“價格要由市場來決定,價格不再承擔補貼農民的功能,所以價格和補貼分離,這個基本思路大家都已經形成共識,具體怎麼向前推進,涉及的問題非常複雜。”他說,總體來看,這一輪的改革至少要實現這樣四個重要的目標:一是必須“擋住進口”,這並不是說拒絕進口,而是要國內的市場價格回歸到市場需求的水平,能頂住進口;二是不能增加新的庫存;三是要搞活市場,實現多元化主體、多渠道流通;四是在改革過程當中維護農民的合理收益。[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