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式中國人的經商與做人法則：向溫商學習》 模式可以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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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模式是尋找優秀創業者的根本。———紅杉資本中國基金董事周逵

　　“ 溫州模式”就是沒有模式，因為模式意味著條條框框，溫州人其實是在不斷打破過去的條條框框下發展起來的。溫州模式創造了溫州速度，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時代的變遷，沒有一勞永逸的模式，溫州模式只有與時俱進才能生存。所謂新溫州模式就是溫州企業通過二次創業打出溫州製造的大旗，以品質為先、名牌敬業、科技為先打響溫州品牌。

　　可以這樣說，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是溫州模式的代言人。從1986年開始，費孝通三次前往溫州調查，並三次撰文解讀溫州經濟發展情況，這也是學術界和經濟界廣為探討的“溫州模式”的由來。

　　溫州模式

　　20 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是溫州“最困難的時期”。這一階段是“溫州模式”究竟姓“社”還是姓“資”爭論最多，也是溫州壓力最大的時期。“就在這一階段，費老給了溫州支持。”溫州大學教授馬津龍說。1986年初春，費孝通走訪了溫州四縣五鎮，並參觀了市區的兩個街辦廠。根據那次調查，費老在《瞭望》雜誌上發表了《小商品，大市場》一文：“我覺得溫州農村經濟發展的基本特點是以商帶工的‘小商品，大市場’。從這一特點看去，‘溫州模式’就超出了區域範圍，而在全國範圍內帶有普遍意義。”費孝通的這一論斷，使溫州及溫州人的形象在全國範圍內引起極大關註。“小商品，大市場”從此成為“溫州模式”的一種頗具影響的經典性表述。

　　1994年11月末，84歲的費孝通第二次來到溫州。而此時，溫州模式在遭遇各地複製之後，正面臨著“二次創業”的探索。在經過實地調查後，費孝通又以《家底實、創新業》為題寫了再訪溫州的調查文章，連續發表於《瞭望》周刊。費孝通在文章中說：“溫州實踐再次告訴我們：市場經濟並不都是舶來的、搬來的，也有中國土生土長的。它開始時可能有點四不象，但畢竟是草根經濟，有很強的生命力。它既吸取傳統的營養，又逢社會變革為它提供適宜的土壤和氣候，一旦生長起來，就會有芳草遍天涯的情景。”此後，溫州市場開始轉型，向加大自主知識產權和國際化邁進。

　　1998年 10月中旬，費孝通第三次來到溫州。之後，他又在《瞭望》周刊上發表了《築碼頭，闖天下》一文：“溫州人從家庭作坊、擺攤叫賣、沿街推銷、設店開廠到股份合作、企業集團、資產經營、網路貿易，我也似乎看到了中國的市場經濟從初期的萌芽到和國際經濟接軌全過程的演示，並且覺得可以從中捉摸中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些內在邏輯和規律。”

　　費孝通的言論對“溫州模式”做了全面的、深度的總結和指導，正如溫州社科聯副主席洪振寧所說：“在溫州經濟發展的三個關鍵歷史階段，費老三顧溫州，給予了溫州及時的支持。”在溫州模式的光環下，溫州成為了一個培養優秀民營企業的“黃埔軍校”，奧康、紅蜻蜓、報喜鳥、莊吉、德力西等等都在溫州成長壯大，這所“黃埔軍校”培養了眾多的優秀民營企業。

　　在改革開放2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溫州模式下的民營經濟的發展具有“五個結合”的鮮明特點：

　　一是與市場的培育和建設結合在一起。在改革開放初的家庭工業發展時期，溫州為家庭企業採購原料和推銷產品的農民購銷員有10多萬人，把溫州的商品推向了全國各地。經過20多年的發展，現已形成了專業市場與市場網路並舉、本地市場與在外市場並存、有形市場和無形市場並重的完整的市場營銷體系。

　　二是與勞動力的大進大出結合在一起。溫州經濟是“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區域經濟。一方面，全國縣以上的地方幾乎都有溫州人在做生意，溫州市場網路的“節點”多，覆蓋面廣、運作迅速、觸角敏銳、成本低廉，競爭力非常強。另一方面，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使溫州較好地解決了勞動就業和下崗再就業問題。

　　三是與“ 塊狀經濟”的發展結合在一起。溫州經濟是一種典型的區域性規模經濟，以市場為導向，通過社會分工和專業化合作，把分散的小企業連接起來，形成了塊狀經濟。這種區域性規模經濟，使溫州民營企業不僅具有“小”的活力，同時形成“大”的實力，產品具有較強的市場適應性和競爭性。

　　四是與溫州小城鎮發展結合在一起。溫州民營經濟和專業市場的發展，促進了溫州農村小城鎮的崛起。1978年溫州只有18個建制鎮，目前已發展到140多個，建制鎮的人口已占全市的60%以上，工業總產值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均占全市的80%以上，財政收入占全市的50%以上。

　　五是與溫州獨有的歷史文化背景結合在一起。溫州文化是一種有別於儒家傳統文化的獨特區域商業文化。溫州人具有的“自主意識、創業精神、創新思維、負重品格、風險觀念、經商能力”特別適應市場經濟。

　　“ 四千”與“四自”，是溫州模式的精髓所在。在溫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整理的資料《溫州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介紹》中，他們將溫州人的精神作了總結：改革開放初期叫做“四千”精神，就是“歷盡千辛萬苦，說盡千言萬語，走遍千山萬水，想出千方百計”來發展商品經濟；後來的叫做“四自”精神，就是“自主改革、自擔風險、自強不息、自我發展”搞市場經濟。

　　三個“M”+一個“I”+一個“S”

　　有美國學者，用三個“M”和一個“I”來總結溫州人成功的原因。所謂的三個“M”指的是大眾模仿和創造性(Mass initiatives)、流動性（Mobility）和市場（Markets），而“I”是指空隙（Interstices）。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王春光研究員看來，美國學者的3個“M”和1個“I”並不能囊括溫州人成功的所有原因。“他漏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溫州人的成功，還有一個‘S’。 ”王春光如是說，他提出的這個“S”就是“Social network”，即社會網路。王春光認為：“溫州模式說明瞭一個道理：只要把民間力量發掘出來，整個地方就能夠發展起來。中國每個地方的社會關係都存在，這需要挖掘。”

　　發展以生存

　　“溫州模式不是一成不變的。”溫州市前副市長吳敏一曾經表示，溫州模式必須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不斷創新。“小商品，大市場”的溫州模式正面臨著全面的變革。“新溫州模式就是溫州企業通過二次創業打出溫州製造的大旗，以品質為先、名牌敬業、科技為先打響溫州品牌，突破家族制傳統的制約，走向企業，兼併重組，走向品牌經營與資本經營組合發展道路，走向網路營銷的道路，造就一批具有現代智慧和理性思維的企業家，這稱之為新溫州模式。”著名策劃家黃法康強調，新溫州模式也是後面幾年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一種模式，是中國民營經濟的典範。比較典型的是：8家制鎖龍頭企業共同組建“強強集團”，成為國內最大的制鎖企業；65個傢具企業以協議形式成立經濟聯合體，成為一種新的企業組織形式；十多家不同行業的龍頭企業共同出資，分別組建“中瑞”、“中馳”財團控股公司，這是民營企業整合資源的一個積極舉動。專家認為，“新溫州模式”的本質特征就是企業集團化、營銷網路化、管理科學化、發展創新化。

　　現在，溫州已經成為很多企業的朝聖地，但是，溫州模式只能學習，不能完全模仿。王春光表示：“這是一個歷史過程。溫州走這條路，有很多機遇。這些機遇並不是會重覆出現的。”“路漫漫，其修遠兮”，溫州模式的未來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