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人”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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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人”假設（Moral Man）

　　亞當·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論》中揭示了“道德人”的概念是基於人本性中利他行為的分析而提出的，其內涵同樣也包含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利他，人是社會性的動物，會在後天逐漸形成和發展利他傾向；

　　二是理性，人的理性（包括理性計算、理性的預期合理性的自我利益的追求）是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基礎。人的理性行為，並不自然和必然就意味著追求個人直接利益的最大化。人的自利行為是理性的，道德行為也是理性的。因此可以將傳統經濟學中的理性進行擴展，即利己的行為是理性的，動機上利他的行為也是理性選擇；

　　三是追求團體“利益”的最大化。利他主義追求的是他人或社會福利的改進。因此，有共同利益的個人總是試圖增進團體的利益。這個團體並不一定以組織的形式出現，通常情況下的組織只是這種團體的形式之一。

　　道德人假設認為人們在追求物質需要的同時，能夠承擔對組織的道德義務和責任，並且能夠以道德自律的方式進行自我治理。

　　道德人假設和學習人假設是20世紀80年代後出現的兩種較為重要的人性假設，它們的提出說明治理學界對於人性的熟悉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從錶面上來看，經濟人與道德人是根本對立的，其實，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邏輯統一性。

　　1、利已行為與利他行為的邏輯統一性。

　　人為什麼會存在利他行為？統一價值論認為，人的任何行為都有著特定的價值動因。人類社會是一個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一個人的價值關係一旦發生了變化，必然會導致其他人的價值關係也會相應地發生一些變化，這種價值相關性既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負向的。任何社會關係（經濟關係、政治關係和文化關係等）在本質上都是一種利益關係或價值關係，脫離利益聯繫的社會關係幾乎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是很快要消亡的。社會關係的存在使人與人之間構成了一定的利益相關性，其大小可用“利益相關係數”來描述。當利益相關係數大於0，且小於或等於1時，人與人之間存在正向的利益相關性，也就是說，當他人的價值增長時，自身的價值將會產生間接的增長，此時，自己就會實施各種形式的利他行為。這就是人類實施利他行為的價值動因。由此可見，“利他”的客觀價值目的仍然是為了“利已”，利他行為是利已行為的延伸，是間接形式的利已行為，在本質上並不與利已行為相矛盾，利已行為與利他行為有著內在的邏輯統一性。

　　利已行為與利他行為的這種邏輯統一性，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

　　一是，通常情況下，“利己”行為所產生的價值收益往往具有較多的確定性、直接性、顯性、眼前性、局部性、物質性和具體性，容易被人們所認識；而“利他”行為所產生的價值收益往往具有較多的概率性、間接性、隱性、長遠性、整體性、精神性和抽象性，難以被人們所認識，需要一定的時間、一定的機遇、一定的環境條件、一定的知識（即智商）和一定的眼力（即情商）才能充分地、全面地進行認識，這就會在不同程度上降低“利他”行為的內在驅動力。

　　二是，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相關性越高，“利已”與“利他”的價值對等性就越強，此時人將會表現出越多的利他行為，如母子之間、夫妻之間由於通常存在很高的利益相關性，因此必然會表現出很多的利他行為。

　　三是，價值需要的層次越高，其共用性和兼容性就越強，人在消費這些價值時，與他人之間所產生的利益相關性就越大，從而就會表現出越多的利他行為。

　　四是，在特殊情況下，人有時為了“利他”而完全否定自我，導致自我價值的完全喪失（即犧牲），這是利他行為的極限狀態，通常是由“思維慣性”、“信仰理念”或“倫理規則”所引發的，在客觀本質上並不違背“利已”的價值目的。

　　五是，若幹個人為了一定的價值目的而組成一個集體，若幹集體為了一定的價值目的而組成一個社會，其客觀目的都在於形成一定的互利互惠的利益相關性，因此人類的集體行為和社會行為，雖然在其表現形式上都是利他的，但在其客觀本質上都是利已的。

　　總之，利他是利已的延伸，他人利益可以根據利益相關性的大小，折算成一定數量的個人利益；公共利益是個人利益的延伸，公共利益（集體利益或社會利益）可以根據利益相關性的大小，折算成一定數量的個人利益。

　　2、經濟利益與非經濟利益的邏輯統一。

　　人的價值需要包括溫飽類、安全與健康類、人尊與自尊類、自我發展與自我實現類四個基本層次，無論是經濟利益，還是非經濟利益，都是價值的表現形式，都應該包含在這四個基本層次的價值內涵之中，一般來說，經濟利益較多地包括溫飽類、安全與健康類價值，非經濟利益較多地包括人尊與自尊類、自我發展與自我實現類價值。價值的表現形式是多樣的，根據價值的載體不同，可分為精神性價值與物質性價值；根據作用的社會領域不同，可分為經濟價值、政治價值與文化價值；根據作用的主體類型不同，可分為個人價值、集體價值與社會價值；根據作用的對象不同，可分為真假性價值、善惡性價值與美醜性價值；根據作用的目的不同，可分為生存性價值與發展性價值；根據作用的過程不同，可分為消費性價值與生產性價值；根據價值的作用途徑不同，可分為“利 ”價值和“義”價值。統一價值論認為，無論是何種形式、那個層次的價值，都是為了維持和促進人的生存與發展，都可以進行統一度量和統一計算。因此，人在進行經濟活動過程中，不僅要考慮經濟利益，還要考慮非經濟利益，只要價值量相等，經濟利益和非經濟利益同樣重要，由此可見，經濟利益與非經濟利益具有內在的邏輯統一。

　　經濟利益與非經濟利益的這種統一性，主要表現在：

　　一是，所有的經濟利益與非經濟利益都可以進行統一度量，都可以折算標準尺度的價值形態（如法定貨幣、黃金或食物能量）。

　　二是，政治的客觀目的在於提高經濟活動的效率性，具體體現為經濟價值的增長量；文化的客觀目的在於提高政治與經濟活動的效率性，具體體現為政治價值的增長量和經濟價值的增長量，因此政治與文化的價值最終都可以通過經濟的價值變化情況來實現，都可以進行統一度量。

　　三是，情感的哲學本質就是人腦對於價值的主觀反映，情感對於人的作用實際上就是如何識別價值、表達價值、計算價值、消費價值和創造價值，情感與價值的關係實際上就是主觀與客觀的關係，人對於情感的需要與滿足（如享樂、自尊心、社會責任感、道德情操等），實際上就是對於價值的需要與滿足，人對於所有的情感需要（個人的情感需要和社會的道德情感需要）最終都可歸結為四個基本層次的價值需要。

　　3、“利潤率的最大化”與“價值率的最大化”的邏輯統一。

　　人的經濟活動所產生的價值效率通常可以採用“利潤率”來衡量，即在單位時間內的貨幣增量與貨幣量之比值。人的所有非經濟活動所產生的價值效率則可以採用“價值率”來衡量，即在單位時間內的價值增量與價值量之比值。“經濟人”的根本動機是追求自身的經濟利潤率的最大化。統一價值論認為，所有人類主體的根本動機就是追求自身的價值率的最大化，這就是“社會人”假設的基本內容，經濟人的根本動機只是一般人類主體（即一般社會人）的根本動機的特殊表現形式，由此可見，“利潤率的最大化”與“價值率的最大化”有著內在的邏輯統一。

　　“利潤率的最大化”與“價值率的最大化”的這種邏輯統一性，主要表現在：

　　一是，人要追求自身價值率的最大化，就必須最大限度地“增加價值收益，減少價值耗費”，凡是對於不能給自己帶來較大價值收益的工作，或者對於工作業績沒有與人的勞動報酬相聯繫的工作，人的行為將是被動的、消極的，人甚至會逃避它，因此對於這類工作，人就是“懶惰的”，人的“懶惰”本性，實際上就是人的“追求最大價值率”的本性。

　　二是，“滿意”是人對於“價值率最大化”的主觀感受過程，因此追求“滿意”的狀態與追求“價值率最大化”的狀態是完全等價的。

　　三是，由於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存在一定的利益相關性，“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的社會關係充分形象地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相關性，其中，“人人為我”反映了社會對於“我”的利益相關性，“我為人人”反映了“我”對於社會的利益相關性，眾多的個人利益的發展必然會導致公共利益的共同發展，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相關性就是一支“一隻看不見的手”，促進了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共同發展。

　　四是，不僅個人會追求價值率的最大化，所有人類主體（個人、集體與社會）都會追求價值率的最大化，利益最大化是所有人類主體的行為準則。

　　五是，人的“自利” 程度、“理性”程度、知識水平、情感特性、信息的收集程度、市場機制的充分性、社會制度的合理性、社會習慣的科學性、社會道德的完善性、人對於價值評價的準確性等，並不影響和改變人“追求價值率的最大化”的根本動機，但會影響和改變價值率最大化的最終實現程度，即影響和改變價值率的最大值（即理想值）與實際值之間的差值。

　　六是，人追求“價值率的最大化”的根本動機，是從全方位的價值角度來考察的，價值的收益（或價值的產出）與價值的耗費（或價值的投入）不僅包括經濟價值還包括政治與文化價值，不僅包括直接的價值還包括間接的價值，不僅包括顯性的價值還包括隱性的價值，不僅包括現實的價值還包括可能的價值，不僅包括眼前的價值還包括長遠的價值，不僅包括事物的價值還包括環境的價值。

　　“道德人”假設有如下兩點明顯的缺陷：

　　其一，它把政府看成不食人間煙火、沒有自身利益和缺陷的理性的行為主體，這與現實是不相符的。首先，政府是由具體人所組成的，這些人與現實的社會經濟每日每時均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必然也有自己的利益；其次，政府官員是有限理性的人，其知識和智能並不足以完全把握住複雜的現實社會，其掌握的信息也是有限的，這就使政府行為的後果有可能偏離社會公共利益；再次，政治活動不受經濟市場中存在的贏利線的制約，因而預算最大化是其行為的基本特征。以上方面表明，現實中的政府與道德人假設中的政府存在著巨大的反差。

　　其二，根據道德人假設的邏輯，還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由於政府行為的大公無私，政府行為沒有必要受公民或其他社會組織的約束”。這就為政府職能無節制擴張乃至於濫用職權埋下了伏筆。對於這一點，西方經濟學家早有警惕。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曾指出，應“區分三種本質上不同的意志”：官員個人固有的意志、全體行政官員的共同意志、人民的意志或主權的意志。就個別意志而言，它總是要儘量擴展個人利益而與公意相違背。“既然個別意志總是不斷地在反對公意，因而政府也就繼續不停地在反對主權。這種努力越加強，則體制就改變得越多；而且這裡既然沒有別的團體意志可以抵抗君主的意志並與之相平衡，因此遲早總有一天君主終於會壓倒主權者並破壞社會條約的”。因此，對政府及其權利必須時時警惕並設法子以限制。到了現代，公共選擇學派則從根本上否定了“道德人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