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资本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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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知识资本协同[1]
知识资本协同是指射手公司和靶子公司通过知识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增强的合并效果，创造出更高的价值和竞争绩效，并且大于它们原先独立时的效果总和。
知识资本协同的本质[1]
知识资本协同的本质是差异协同。
差异协同律是系统辩证论的中心规律，它揭示了系统发展的源泉和动因，即系统发展的原因在于系统内部的差异性、协同性与自组织性。企业采取并购方式以及并购后知识资本的协同也是源于双方知识资本的差异。每个企业都是有“个性”的系统，这一点早已被写入西方法律，而个性(差异)的综合表现就是企业独特的要素——知识资本。作为核心能力的根源，知识资本是非竞争性的和难以模仿与替代的，其差异使不同企业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前途迥然，知识资本存量大的企业将获得竞争优势或超额利润。并购为企业提供了知识资本转移与创新的平台，射手公司对目标公司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于两个知识资本系统在结构、质量和时空上的差异。
两个差异的知识资本系统交融在一起，类似于化学物质的接触，任何反应的发生都会引起两者的变化。由于内部结构的差异，知识资本系统之间可能发生转移、共享、互补、替代，甚至冲突等多种非线性作用，此外，这两个非平衡系统与外部环境也会产生共鸣与涨落。随着时间的推移，系统之间的差异会通过融合、对话、协同与共振逐渐转变为合力与动力，推动双方协调一致地发展，并创造出新的知识资本。因此，差异是协同的前提和基础，并购企业的知识资本系统正是按照差异→选择→非线性作用→协同的基本顺序演化的。
知识资本协同的有机结构[1]
知识资本协同的构成主要是指知识资本各构成之间的协同，按照知识资本的四分类法，可以将知识资本协同分成以下四类：
1．人力资本协同
人力资本协同是指射手公司和靶子公司的人力资本结合在一起，根据人力资本的特点进行整合，最终获得了增强的效果，并且大于它们各自独立时的人力资本总和。企业是由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构成的一个特殊契约(周其仁，1996)，并购实质上就是并购双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新的契约关系下重新组合的过程。企业并购成功与否，不仪依赖于物质资本的有效配置，同时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合理重组，人力资本的协同效果直接决定了其他类型知识资本协同及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运作效率。很多并购失败的原因就是关键人才的流失和文化冲突问题(Bianeo，2000；Fairlamb，2000)，因此，并购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实现人力资本的正协同效应。它涉及如何保留双方的核心人力资本，并且使他们在新的契约下为企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这里所说的核心人力资本是指拥有成熟专业技能的、富有挑战精神并且善于创造性地接受与应用知识的核心员工。例如：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核心技术人员、核心营销人员以及核心中层管理者等。可以从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性、员工忠诚、培训教育等方面识别公司的关键人力资本。
2．市场资本协同
市场资本协同是指射手公司和靶子公司的市场资本结合在一起，根据市场资本的特点进行整合，最终提高企业在市场上具有的竞争优势，并且大于它们原先独立时的市场资本总和。市场资本协同是知识资本协同的根本目的，早期的并购文献集中于公司之间和整合过程中的战略匹配或组织合适度，忽略了市场资本的协同(例如：公司外部的企业关系)，这里隐含的假设是射手公司通过并购可以顺利地接管靶子公司的市场地位。实际上，接管靶子公司的客户资本和声誉资本并不容易，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由于其无形性，评价客户关系、销售渠道、企业声誉等市场资本是很困难的，但是这种复杂性不应该导致并购后对市场资本的忽略。目前已经有学者研究客户和供应商关系、市场协同机会对成功并购的意义。作者认为，并购企业的产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者能否成功地认识到并购双方的市场资本以及它们能否发挥协同作用。
3．技术资本协同
技术资本协同是指射手公司和靶子公司的技术资本结合在一起，根据技术资本的特点进行整合，最终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和水平，并且大于它们原先独立时的技术资本总和。技术在企业的价值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获取技术和发展技术能力越来越成为并购的重要动机(Link，1988：Grandstrand等人，1992；Chakrabarti和Suverkrup，1994：Wysocki，1997)。有些学者还研究了外购技术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根据他们的研究，外购技术的绝对规模与相对规模、并购双方知识基础的相关性等因素对并购后的创新绩效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并购中通过技术资本的整合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4．基础结构资本协同
基础结构资本协同是指射手公司和靶子公司的基础结构资本结合在一起，能够产生增强的效果，并且大于它们原先独立时的基础结构资本总和。基础结构资本是公司的骨架和粘合剂，它对其他知识资本作用的发挥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Sveiby，1997；Sullivan，2000)。企业文化、信息系统等类似于呼吸对人的作用(Mirvis和Marks，1992)，当你拥有它时往往没有特别的感觉，而一旦失去就会极大地影响组织的绩效。因此基础结构资本的协同会影响其他类型知识资本协同的实现，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双方组织结构、企业文化和信息系统对并购效果的影响，已经有许多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
人力资本协同是知识资本协同的核心和联系其他三类协同的纽带，技术资本协同、市场资本协同与基础结构资本协同的实现及其效果都是由人力资本协同引发和决定的。人力资本是企业知识资本的核心，知识价值的实现必须通过人这一系统才能完成。技术资源、市场资源本身并不能创造价值(Grant，1995)，而必须通过人力活动进行转换。因此并购后最关键的就是人力资本的整合与协同，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与激励机制使员工的潜能得以最大发挥。
市场资本协同是知识资本协同的根本目的。市场资本能够直接影响企业价值的实现，其中客户关系价值直接与企业价值相联系，企业价值归根结底是其客户关系价值的总和(Wayland，1997)，因此协同的根本出发点就是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其他协同都是围绕这一目的的。例如：人力资本可以看成是满足客户需要的员工技能，结构资本是满足市场需要的组织能力，技术资本是为了赢得市场不断开发新产品、提高生产水平的能力。
技术资本协同是知识资本协同的关键和难点。技术在企业的价值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关于核心能力的研究都是从技术角度进行的(Prahalad和Hamel，1990；Patel和Pavitt，1997等)。专利技术还可以直接创造价值，例如：IBM公司每年通过许可赚取的收入超过10亿美元。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拥有的市场与其拥有的技术水平直接相关。许多并购都是由技术驱动的，甚至在高科技领域的外部，收购者都期望购买和整合今天的技术，并通过研发创新来购买和整合明天的技术(Alexanda Reecl Lajoux，2001)。因此，技术资本协同是知识资本协同的关键和难点。
基础结构资本协同是知识资本协同的基础，其他三类协同只有在结构资本的保证下才能顺利实施。结构资本对充分发挥知识资本的作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为人力资本提供了创造和利用其知识的环境，是人力资本离开企业时仍然正常动作的企业的一部分。结构资本协同是支持其他三类协同的“基础平台”，如果射手公司与靶子公司的结构资本不相容，即使有再大的协同潜力也无法实现，例如：并购双方的组织文化冲突可能导致整个并购计划的失败。
知识资本协同的环境[1]
(1)源发场(Originating Sa)。指企业员工之间面对面接触的协同作用环境。在这个空间中，个体与其他人之间的障碍被消除，人们共享有关感觉、情绪、经验和心智的隐性知识。源发场为实现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社会化模式提供了条件。组织对源发场的管理主要有两种间接方式：一是组织文化建设，通过成员的组织社会化过程塑造共有的知识愿景。二是开放的组织设计，打破部门间条块分割的壁垒，与外界建立友好的界面。
(2)互动场(Interacting Ba)。指企业内部群体之间面对面的协同作用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员工个人的心智模式与技能被集体共享并且转化为团体的术语和概念。这一环境为外部化协同模型创造了条件，通过对话，个体的隐性知识被他人共享，同时也触发个体心智模式的反思和提升。同源发场相比，互动场需要有意识地进行组织才能产生，选择拥有恰当知识和能力的员工是在互动场中创造知识资本的关键。
(3)网络场(Cyber Ba)。指集体之间进行虚拟作用的环境。在这种虚拟空间中，新的显性知识与已有的显性知识相联接，并被组合和储存，由企业的全体成员共享。它是管理信息系统、决策支持系统、数据库、因特网等信息技术大显身手的领域。这一环境为显性知识的综合化协同模式创造了条件。
(4)训练场(Excercising Ba)。指员工之间进行虚拟协同作用的环境。它促进显性知识向隐性知识的转化，即为知识资本创造的内部化模式提供条件。在这一环境中，员工需要通过虚拟媒介(例如电子邮件)消化已提取出来的显性知识，经过显性知识的运用强化知识的内在化过程，以创造出其他企业难以仿效和学习的内隐的核心能力。
(一)外部环境的主要构成
从网络组织的观点来看，企业可以看成是与供应商、客户、竞争企业、金融机构等多个组织相联系的关系网络。关系资本、顾客资本等知识资本的识别和确认将这些组织有机地组合起来，这个复杂的交流网络不仅将企业内部不同的职能部门联结在一起，并且将企业与其他企业以及外部市场联系起来。知识资本的协同实际上是射手公司和靶子公司之间以及它们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沟通、相互作用，共同创造新知识资本的过程，协同的能力与外部环境的质量以及企业与环境间的关系结构紧密相关。具体来讲，知识资本协同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产品市场环境。并购实体与外部产品市场的联系包括购买者与销售者的垂直市场关系，以及与合作生产者、互补者和竞争对手的水平市场关系。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是知识资本的凝结和体现，而市场会对产品和服务做出反馈。市场创新过程通过使用产品或服务，以及确认能够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潜在参与者，使企业或个人所必需的知识变得易于获得。当消费者购买、挑剔或者拒绝购买产品时，企业可以提炼出消费者拥有的隐性知识。因此，应该把识别顾客的问题视为企业的特殊能力，把市场作用视为可向未来契约提供的承诺，而不是向未来承诺提供现成的契约。
(2)要素市场环境。企业与要素市场的联系主要表现在金融资本市场、人力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三个方面。①并购交易的完成以及并购实体的后续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企业的筹资会涉及借贷市场或者股票市场。一方面，债权人、股东等资本提供者对投资收益的要求促使企业改善其知识资本以提高价值创造能力，雄厚的资金实力更有利于知识资本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知识资本的提升能为资本提供者带来更高的收益，从而吸引更多的资金，这样可以步入良性循环。②并购后企业的人力资本往往会经历一定的调整，经营者、雇员的变动分别需要在经理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完成。企业借助这两个市场对掌握核心知识的员工进行重新评估和定价，调整其人力资源政策，并且可以从企业外部引进优秀的人才，这些人才将直接参与企业知识资本的开发。③技术环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发展轨迹、现实科技知识存量和技术水平，它是企业创新和技术发展的基础。通过技术市场，企业一方面可以购入自身技术资本发展所需的技术成果和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其先进的技术通过许可证贸易、转让等多种方式创造价值。
(3)制度法律环境。法律制度是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保障，并购企业知识资本的协同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支持。首先，企业并购活动必须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和政策取向。大多数国家都努力建立起既能维护市场竞争活力，又能有效阻止市场垄断的并购监管法规，例如：《公平交易法》、《威廉姆斯法案》、《反托拉斯兼并准则》等法案。其次，专利法、商标法等各种知识产权制度和政府的有关科技立法为知识创新活动提供了产权激励。随着竞争的不断加剧，各国政府纷纷立法以鼓励创新与合作，这些产权激励制度的完善有助于知识资本的发展和价值创造。
(4)社会文化环境。它包括一个区域(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公众态度等。从动态的过程来看，文化本身是正规制度的结晶和升华，它反过来又会强化或阻碍新的正规制度的形成。社会文化价值观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精神力量，它在各种外部环境中处于最深的层次，它往往通过对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而间接地起作用，如形成市场偏好、引导法规的制订等。
(二)企业与外部环境的作用方式
外部环境是企业知识资本发挥作用及创造价值的外部条件。按照企业从外部环境中获取知识的途径，可以将企业与外部环境协同作用的方式分成三种类型(如图3所示)。
(1)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对话。指企业通过与外部环境的对话与交流，吸收外部组织的显性知识资本，并转变为自身的显性知识资本。该过程为企业与外部组织之间创造新知识资本的组合协同模式和内部化协同模式创造了条件。
(2)企业将外部环境的隐性知识资本显性化。指企业通过共享外部环境中的隐性知识，将外部组织的隐性知识转变为自身的显性知识。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可以将外部组织的需求、知识和思维模式显性化。该过程为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创造新知识资本的外部化协同模式提供了条件。
(3)企业与外部环境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指企业通过与外部组织的相互理解与信任达到共享隐性知识的过程。这种方式为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创造新知识的社会化协同模式提供了条件。
知识资本协同的价值类型[1]
并购企业知识资本的协同可能引起公司现金流或利润的变化，这类价值与公司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战略目标直接相关，并且容易测评，我们称之为知识资本协同的直接价值。它包括两个方面：
(1)收入的增加。通过并购双方的专利、商誉资本、顾客资本等知识资本的协同作用，可以使企业的收入增加。例如：①通过顾客资本和营销网络的共享，可以提高市场份额和对市场的控制能力，当其市场势力达到一定程度时，企业有可能获得高额垄断利润；②将一方信誉良好的品牌或商标借用到另一方的类似产品或服务上，可以提高其销售价格；③通过技术资本的共享和创造，可以提高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开发出更新的产品或者提高产品质量等。
(2)成本的节约。并购为企业学习的“内部化”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安排，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学习成本和协作成本。知识资本协同带来的成本节约在其各个构成上都表现得比较明显，例如：①专利、技术诀窍等知识产权的共享可以使产品工艺设计和生产的成本降低，以及使原先使用并购方的专利许可费用降低或者完全免除；②营销网络、顾客关系等的共享可以降低开发新客户的成本和市场推广费用，并且可以减少市场研究费用和营销成本；③供应网络和服务网络的共享可以降低采购成本和服务成本；④人力资本协同，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的协同会增加他们的竞争意识，降低代理成本；⑤信息系统的共享可降低管理费用和沟通成本等。
有些知识资本的协同与公司的战略目标、收入或成本没有直接的联系，并且不容易测评。这些活动与它们所产生的直接价值之间的联系可能是直观而明显的，但是与交易行为并没有关联。我们称这类协同价值为间接价值。它的内涵非常丰富，本文仅列出几种主要的类型。
(1)企业声誉和形象的提升。通过共享卓著的企业信誉和形象可能使并购实体的整体业务表现提升。通过知识资本协同还可以建立强大的关系网络，使企业形象得到更广泛的传播。目前很多公司将知识资本作为沟通的媒介，以识别、支持和传播企业形象(J．Mouristen et a1．,2001)。并购后企业可以借助更强大的知识资本系统来提升自身的形象。
(2)效率的提高。它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通过管理经验、信息系统、业务流程和企业标准的共享可以提高管理效率、商业效率和信息沟通的质量；提高知识的效率，更快地获得和使用知识，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更短的产品开发时间和技术开发时间等。
(3)竞争壁垒的增强。一方面，知识资本固有的特性使企业的竞争者面临模仿壁垒和移动壁垒，另一方面，并购后双方知识资本的组合对其他企业构筑了有力的进入壁垒，例如：通过协同作用形成更强大的专利保护网和企业关系网。此外，知识资本协同还可以加强企业对自身知识和技能(如专利、商标)的保护。
(4)知识资本存量的增加和核心能力的提升。知识资本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核心资本形态，其存量大小本身就代表了企业实力的强弱(这种功效类似于以往的金融资本)，并购后其存量的增加象征着企业知识和技能的提高。同时，通过协同作用，企业的员工能力、组织能力、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关系能力等核心能力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
(5)风险的降低。两个知识资本系统的互补和融合可以使企业的知识结构更加完善，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此外，通过并购进行多样化经营和全球化经营战略本身就具有降低风险的功能。
这些间接价值的评价无法采用财务资本评价中的标准，它更倾向于使用概括性的评定和指示性的指标(如：改进)，而非绝对的价值。
以知识资本协同为核心的协同价值分析[1]
企业并购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协同效应的预期，而并购分析中最常见的差错之一就是不能正确地评估协同作用。现有的并购分析主要是通过折现现金流量法，分别预测射手公司和靶子公司的净现值，或者利用此方法直接预测射手公司并购后新增的价值；期权定价法在并购中的应用也只是在原有确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加上对实物期权的考虑。这些通过大量数学公式估算价值的方法看似严密，实际上很难保证结果的精确度，因为它们没有给出公式中大量变量的取值依据。例如：依据什么预测并购实体将来的现金流变化情况?销售协同为什么会产生，如何分析其潜力?
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是从公司的资源入手，挖掘并购实体产生协同作用的根源。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协同的效果：一是资源层协同分析。即站在企业资源的角度研究协同价值创造的源泉，分析并购双方的财务资本和知识资本结合后可能引起的收益变化。二是职能层协同分析。即按照传统的协同分析方法，从管理、研发、运营、销售等基本职能活动的角度考察协同价值。根据以上思路，以下建立了企业并购的协同价值系统，见图4。
图中最左边是并购双方的资源输入。ICA、ICB分别表示射手公司和靶子公司的知识资本，FCA、FCB分别表示射手公司和靶子公司的财务资本。左边的方框代表资源层次的协同，它包括知识资本协同和财务资本协同两部分。知识资本协同由人力资本协同、市场资本协同、技术资本协同和基础结构资本协同构成，财务资本协同包括金融资本协同和实物资本协同两部分。知识资本协同与财务资本协同之间的箭头代表了两类资本协同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图形的中部是职能层协同，它包括管理协同、销售协同、运营协同和研发协同。职能层协同是由资源层协同驱动的，四类职能协同分别受到四类知识资本协同的影响，财务资本协同也会支持职能层协同的实现。图形右边是协同价值的构成，从资源角度来看，它包括知识资本协同收益和财务资本协同收益。从职能活动角度来看，它主要指由于产品销售等职能活动产生的财务绩效提升，这也是以往协同价值评估中采用的分析方法。学者们对职能领域的协同已经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因此我们重点分析并购后企业的资源协同收益以及知识资本协同在并购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1．财务资本协同收益
并购后双方的财务资本通过协同作用产生的收益包括金融资本协同收益和实物资本协同收益两部分。
(1)金融资本协同收益。金融资本协同收益主要是指并购后通过双方金融资本的重新配置给企业在财务方面带来的效益，它也称为财务协同收益。当并购双方在投资机会和现金流上存在互补性时，可以根据税法、会计处理惯例及证券交易等活动为企业带来财务上的收益。主要表现为：①合理的避税效应。Hannah等学者提出的税负考虑理论认为税收制度会鼓励企业参与并购。由于不同类型的资产所征收的税率不同，企业可以采取某些财务处理方法(例如：利用税法中亏损递延条款)达到避税的目的。②股价预期效应。它是指并购使股票市场对上市公司股票的评价发生改变而引起的价格波动效应。其理论依据主要是信息信号理论(目标公司被并购时传递了新的信息，资本市场将重新对该公司的价值做出评估)和价值低估理论(当目标公司的市场价值由于某些原因未能反映出其真实价值或潜在价值时，会发生并购活动)。③综合杠杆效应。指通过并购可能获取的公司长期负债与资本比率变化、企业偿债和举债能力增加、资本成本降低等财务杠杆效应。
(2)实物资本协同收益。实物资本是企业资产负债表中重点反映的内容，其协同作用比较简单。实物资本协同收益主要来源于对土地、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物质资源进行共享而带来的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如果实物资源可以应用于并购双方，但它的全部效能在原先企业中未能得到充分利用，或者在另一企业的利用效率更高，以及在不同时间的使用强度不同时，就可以通过对实物资源的充分利用实现协同收益。
2．知识资本协同收益
知识资本是一种新型的资本形态，它揭示了传统报表中没有显现的，但是能够真正反映企业竞争优势和价值的东西：以员工、组织的技能和知识为基础的资产。并购后，射手公司和靶子公司的知识资本系统会发生共享、互补、替代等作用，人力资本协同、市场资本协同、技术资本协同及基础结构资本协同四个部分有机结合，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企业的价值创造，从而产生多种形式的收益，例如：市场资本协同带来的收入增加，技术资本协同引发的成本降低，企业效率增加，企业形象和声誉的提升，企业竞争壁垒的增加等。
3．财务资本协同与知识资本协同的主要区别
财务资本与知识资本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它们的协同作用及收益也有显著的区别：
(1)两者作用的条件不同。财务资本的有形性和实体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同时为多个企业或部门所使用，而知识资本的无形性和无实体磨损性决定了当它被用于多个领域时，其价值不仅不会受到影响，还有可能得到提升。当若干领域同时使用某种知识资本而不会影响其他领域对它的使用时，协同效应就产生了。
(2)两者为企业创造的竞争优势不同。知识资本具有使用的同时性、多重使用时的无磨损性和合成创新性等特性，其协同效应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一个能够利用产品信誉、技术能力、销售渠道等知识资本来创造协同效应的公司，总是比没有这类资产的公司更具优势。此外，知识资本协同效应很难被对手复制，可以给公司带来持久的竞争优势。而财务资本协同的效果非常有限，例如：使用闲置的厂房生产新产品确实可以降低成本，但是当新的生产线开始运转、厂房的能力被全部发挥之后，这种效益就不再增加了。虽然财务资本协同比知识资本协同更容易发现和把握，但是竞争对手很容易实现财务资本协同，因此它产生的竞争优势难以持久。
(3)两者的评价标准和方法不同。土地、设备、厂房、资金等财务资本的协同价值表现为财务价值或经济价值(现金流、利润等)的变化，它可以通过会计准则来衡量，并且会在企业的会计报表中得到反映。而知识资本协同价值更多地表现为企业战略定位的变化、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等间接价值，这部分价值难以表示为量化指标，而必须结合定性指标来评价。
1．知识资本协同是资源层协同的核心
知识资本提供了解释企业资源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些资源如何创造价值的框架(Joe Peppard和Anna Rylander，2001)，它是企业资源的核心。作为聚合企业不同要素的有效机制，知识资本能够以一定的标准改变组织或管理的实践。
知识资本与财务资本是并购企业价值创造的两大源泉，它们不是独立地起作用，而是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知识资本协同的效果决定了实现财务资本协同的可能性。知识资本协同效应越大，意味着企业各方面的技能越强。企业运用财务资本能力的提升会导致投资收益率的提高等更好的财务协同效果。例如：企业知识资本存量的增多有助于外界认识到公司的能力，从而给公司更高的市场定位，并且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融资渠道。
(2)雄厚的财务资本有利于知识资本协同的实现。例如：企业良好的前景与雄厚的财力有利于并购后核心人力资本的保留，并且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信息系统等基础结构资本的协同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才能实现等。
2．知识资本协同是职能层协同的基础
经过并购双方知识资本、金融资本及实物资本之间的协同作用以及不同类型资本之间的互动作用，企业的资本存量有可能增加。在更多的资本投入下，并购企业通过管理、研发、市场营销、生产运营等多种职能层面的协同作用，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知识资本协同与职能层协同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因为职能层协同是以资源层协同为基础和支撑的。四类知识资本协同共同决定和支撑着四类职能活动协同的实现。
(1)人力资本是知识资本的核心，生产运营、销售等职能活动和知识价值的实现必须通过人的行为才能完成，因此四类职能协同的实现及其效果都是由人力资本协同引发和决定的，实际上，管理职能中本身就包含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容。
(2)企业的价值归根结底是其客户关系等市场资本价值的总和，因此市场资本协同直接影响企业价值的实现，它决定了销售协同的效果。
(3)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拥有的市场与其拥有的技术水平直接相关，产品开发及创新能力、生产技术等技术资本协同直接影响研发协同和生产运营协同的实现。
(4)基础结构资本协同是支持其他协同的“基础平台”，其他知识资本协同、财务资本协同以及四类职能协同只有在结构资本的保证下才能顺利实施。
知识资本协同的机制[2]
郭俊华(2002)认为每个企业都是有“个性”的系统，而个性(差异)的综合表现就是企业独特的要素——知识资本。因此，并购双方实现协同效应的关键就是两个知识资本系统的相互作用。她将知识资本协同作用分为共享、学习、转移、替代、互补、冲突消除和创造七种机制，并分别对运作机理进行了分析。
a．共享机制
协同产生的先决条件是知识资本的交流与共享，而知识资本能在现有的资源配置者的指导下进行有效地复制是知识资本共享的基础。并购中常见的共享方式及可能获得的协同优势主要包括人力资本共享、商誉资本共享、技术资本共享、市场资本共享和基础结构资本共享五个方面。并购后，并购双方都可以通过共享管理经验、企业家能力以及员工培训来提高组织经验和员工的个人素质，增强战略规划能力；可以通过共享企业形象、品牌和商标来提高双方的企业形象和产品形象，获取品牌的客户忠诚度；可以通过共享研发和创新能力、产品界面设计、技术诀窍和专利，获得更高水平的研发平台和技术创新能力，加强技术竞争壁垒和进入壁垒，降低产品或工艺设计成本；可以通过共享营销网络、供应网络、服务网络和顾客关系来拓宽市场和增加销售，降低采购和营销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可以通过共享信息技术、金融关系和政府关系、业务流程以及企业标准，来获得更高效的信息系统与信息沟通质量，提高员工士气和团队精神等。因此，如果共享的效益大于共享的成本，并且这种共享使竞争对手难以模仿和匹敌，并购后就可以通过知识资本的共享创造出竞争优势。
b．学习机制
并购后知识资本的积累可以通过组织学习来完成。郭俊华建立了并购中知识资本学习的过程模型(见图5)，她认为并购后组织的知识学习是一个闭环控制循环过程，并购双方知识资本的差距越大，互补性越强，潜在的学习(协同)机会越大。当知识资本的类型不同时，采取的学习模式也不相同，对隐性和显性知识的学习可以选取内化、外化、思考、扩展、灌输等不同的学习模式。另外，学习过程中消化和吸收知识资本的效果与组织的适应能力、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创造的新知识程度均成正比例关系。总之，知识学习是多阶段的动态循环过程，只要存在学习机会，企业就会不断地重复上述过程，随着学习的延续，企业之间的知识资本差距将逐渐缩小，知识资本存量得到提高。
c．转移机制
并购为知识资本进行企业“内部化”转移提供了良好机遇。在收购方组成的价值网络中，知识资本的转移可能会引起无形价值的增加，因此沟通和转移的有效性将决定价值创造的关键因素。郭俊华根据Sveiby(1996)提出的E-I-E结构(即知识资本的个体能力、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将知识转移的途径分为9种，分别是：
第一，个体间的知识转移，是指并购双方组织间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团队活动、工作轮换等方法促进知识转移，实现知识共享的目的。
第二，从个体能力到内部结构的知识转移，主要是把凝结在个体中的能力和知识，尤其是隐陛知识转化为能被整个组织所共享的知识库。
第三，从内部结构到个体能力的知识转移，主要是通过使用系统、工具和模板来提高个体能力，其关键是改善系统的人机界面、建立模仿和交互式的电子学习环境。
第四，从个体到外部结构的知识转移，主要是通过减少公务程序、举办产品推介会等形式把雇员的知识转移到客户、供应商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第五，从外部结构到个体的知识转移，主要是帮助雇员从外部结构中学习，其关键是创造和维持组织雇员与外部人员之间良好的人际关系。
第六，外部结构之间的知识转移，主要是在顾客、供应商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架起桥梁，使他们能进行沟通并且提高能力。
第七，从外部结构到内部结构的知识转移，它关注企业如何从外部获取知识，以及如何将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的能力用于改善组织的内部结构。
第八，从内部结构到外部结构的知识转移，它关注组织的系统、过程和产品如何用于改善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的能力，其关键是使企业的系统、过程等能有效地服务于客户、外部网络、产品跟踪、电子商务等。
第九，内部结构间的知识转移，它关注如何有效地集成企业内部的系统、工具、过程等辅助性支撑。
d．替代机制
知识资本之间的替代性表现在并购双方的知识资本使得企业对其中任何一个的运用足以使对另一个的使用成为不必要。替代机制可以发生在知识资本的各个构成上，只要满足替代性条件，企业就会进行是否替代的决策。知识资本的替代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为实现同一目标和功能的同种类型知识资本之间的替代，另一种为实现同一目标和功能的不同类型知识资本之间的替代。由于知识资本从并购的一方转移到另一方需要成本，而且，企业对新知识资本的吸收需要一个较长的学习、消化及与其他知识资本有机结合的过程，另外，新旧知识资本的碰撞会引发替代过程中或大或小的摩擦成本，所以并购后知识资本的替代决策是一个艰难的、费时费力的过程。
e．互补机制
知识资本的互补性是指一个企业的知识资本对另一企业有借鉴和补充性质，从而使另一企业知识资本的发展表现出收益递增。互补性是并购的重要动机和协同实现的关键，它意味着知识资本的相关性和差异性，表明了存在知识资本的溢出效应。知识资本的独特性和异质性构成了互补的基础，当并购双方拥有更多的互补型知识资本时，通过知识资本的聚合能够形成更大的协同效应和组合优势。这种互补性既可以发生在同种类型知识资本之间，也可能发生于不同类型的知识资本之间。互补机制必须和转移、共享等其他机制相配合才能成功。此外，兼容比单纯的互补更为重要，过于雷同或者完全不同的知识资本联合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f．冲突消除机制
并购双方由于知识资本的差异性通过并购融合在一起，尽管可能具有巨大的潜在协同优势，也可能因为差异性而发生冲突。知识资本的冲突不仅会导致时间和精力的分散，还会带来很多协调成本，过于激烈的冲突甚至会导致整个并购计划的失败。因此消除知识资本融合过程中的冲突是知识资本协同演化过程中的关键步骤。知识资本的异质性可以表现在其任何构成上，只要是不相容的知识资本都可能发生冲突，其中组织文化、人力资源、信息系统、商誉资本、管理系统是最容易发生冲突的五种知识资本。并购双方可以采取暂时回避的策略、协商调解策略、渐进策略、激活竞争和协调机制策略等达到解决冲突的目的。
g．创造机制
知识资本的创造是协同作用的终极体现。并购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系统之间的差异通过对话、协同与共振逐渐转变为合力与动力，推动双方协调发展，并且创造出新的知识资本。从实体论的角度来说，知识资本的创造是在系统的个体、群体、单个企业和不同企业四个层次之间共同作用下实现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知识资本的创造是在显性知识资本和隐性知识资本的转化和运用过程中实现的。其中，隐性知识资本和显性知识资本是通过社会化、内部化、综合化和外部化四种模式相互作用实现相互转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