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派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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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派经济学(radical economics)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主要在美国形成的一个经济学流派的理论。或称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该学派提出一些大体上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为依据或与之相接近的论点，来批判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特别是广为传播的主流派经济学）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事实上，观点属于这个流派而具有相当影响的，还有一些老一辈经济学家，如P.A.巴兰(1910～1964)、P.M.斯威齐(1910～ )等,人们习惯地把他们称为“老左派”,而把60年代后期出现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称为“新左派”，这是当前西方“左派经济学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他们正式打出“激进”旗号，是1969年在美国成立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当时，在美国各大城市爆发的黑人抗斗争，美国人民反对侵越战争的浪潮和美国大学中兴起的进步运动，促使美国部分人民的思想趋向革命化。于是，在美国西部以加利福尼亚大学为基地，不少具有激进思想的大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等组织起来，成立了这个组织，其宗旨是“研究发展和应用激进政治经济学作为美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最初，他们与黑人斗争和学生运动相结合，采用群众运动的形式，在大学校园或市区广场上宣讲自己的激进观点或散发传单和小册子。不久,他们的作品流传到全国,联盟有些成员成为较有影响的大学教师，编写了教材和论著出版。联盟迄今还定期出版《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季刊和不定期的附刊。到70年代，联盟有成员2000多人。

　　联盟成员在政治上批判资本主义，一般都推崇马克思主义。他们的基本观点是：

　　①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经济制度不是以人类本性或技术特点为基础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而后者在不断演变之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根本的变化；

　　②任何具体存在的“社会－经济环境”又以“社会－经济阶级”的特殊结构为其特征。而在过去和现在几乎所有社会中这种“社会－经济阶级”结构是极不平等的；

　　③为了走向更符合人性的社会秩序，必须对这种环境进行根本改造。仅仅抑制其中不合理处是不够的。因此，激进政治经济学者在政治上将尽力支持被支配阶级所发动的改革运动。

　　据美国激进经济学家T.E.韦斯科普夫的介绍，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成员对于研究经济现象的方法有下列共同认识：

　　①对于人的经济行为，不能通过概括普遍性的人的倾向并在形式上用最优化模式来进行分析，而必须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

　　②在经济活动中,个人、家庭和企业都不是最主要的决策单位,决定经济成果的关键是形成相互冲突关系的人群或阶级所产生的集体力量；

　　③不能从基础结构以及各种经济运动趋于均衡的假设出发，制订反映一个社会的经济过程发展的模式，相反，应该在“社会－经济阶级”的相互冲突中考察基础结构的不断变化，并用动态的不均衡模式来探索经济过程发展中的辩证的和矛盾的特点。以上三点在有些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著作中可能也有所体现，但他们与激进经济学派的不同之点，在于后者着眼于促进基本社会变动所需要的政治运动，而前者并不提出这种主张，因而两者在选择研究课题、提出问题的性质等方面都大不相同。 　　

　　激进派的共同立场和基本观点实际上反映了激进经济学家对主流派经济学的不满。有人把激进经济学家评论主流派经济学的理论缺陷，概括为下列五点:

　　①对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性重视不够,并用边际生产率、供需模式等方法来分析这个问题，回避了在各阶级间分配收入的基本问题；

　　②用消费者爱好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而消费者爱好又被看作已知的或特定的；

　　③不注意人们的生活质量问题，只重视在数量上分析每个人如何根据自己的爱好对消费品和闲暇的选择所得到的满足，并不考虑劳动群众的劳动条件如何，生活环境是否恶化，以及集体福利的供应是否充分；

　　④重视在经济制度下的边际变动，不注意较大的数量上的变化,更不研究整个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变动问题;

　　⑤忽视经济与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回避经济中权力分配问题,主流派经济学摒弃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所用的“政治经济学”名称，并自诩采用与政治脱离的较具有“科学性”的“经济学”名称。但激进经济学家坚持把这门经济学科称作“政治经济学”。激进经济学家认为这门学科应着重研究社会上收入、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不平等的根源，在微观和宏观背景下阶级冲突的机制，当代阶级社会走向危机的趋向，以及一种“社会－经济体系”向另一种“社会－经济体系”的过渡问题。

　　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成员对具体的理论问题或现实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这些看法和主张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而有所变动。至今，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思想可以说还没有定型，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自联盟成立后的十多年来，激进经济学者已发表了不少论著，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对美国当前的一些经济问题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值得注意的个人看法。

　　例如： ①H.金蒂斯(1940～ )的《异化和权力》一文，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异化论为基础，对美国广大工人的异化感作了具体的调查，并指出这种异化感的日益发展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是阶级矛盾尖锐化的表现；

　　②R.爱德华兹的《谁在福利国家获得好处？》一文，对美国各级政府的福利开支作了详细的调查，指出政府的福利项目并不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福利补助并没有改变全国人民收入不均的状况，福利开支有一部分来自贫苦阶层所缴纳的税金，总之，福利制度只是使贫究者避免陷入过度贫穷状态，也就是不使贫穷者起来反抗；

　　③H.J.谢尔曼(1931～ )、韦斯科普夫、A.沙依赫 (1937～　)等综合过去左派学者试图解释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如何发生的三种论点，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劳动后备军消失论和现代工人阶级消费不足论，引用利润率的升降、投资额的增减等大量统计数字来考察导致资本主义周期各阶段交替的机制，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工作;

　　④S.H.海默（? ～1974）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种质变，因为它意味着资本的跨国化、资本积累的跨国化，因而导致国际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还有一些激进经济学者进一步发挥海默的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发展还意味着垄断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不同过程的一体化，从而国际分工也趋于两极分化。

　　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成立后，大部分由主流派经济学家组成的美国经济学协会，于1970年12月举行第83届年会，在小组讨论经济学现状时，激进经济学家与主流派经济学家间曾展开讨论。总的看来,美国许多主流派经济学家轻视激进派学说,认为它仅是政治态度的表达而不是认真追求真理，但也有一些主流派经济学家认为激进派提出的一些论点可以作为传统经济学的补充。激进经济学家则认为在美国经济学界对激进政治经济学作敌意的攻击的，大多数人是由于不同的世界观，或者是既得利益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