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倫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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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倫理學是管理學和倫理學之間的一門交叉學科。現代管理學家認為，由於現代社會是高度組織化的社會，管理早已超越了企業的範圍而具有廣泛的社會意義，因此現代管理不應停留在傳統的組織技術方面，而應著重研究反映現代人性的人文價值，建構組織系統的價值模式和考察現代人的行為價值邏輯。管理同哲學、價值、政治、文化、語言、意識形態有著緊密的聯繫，應力圖“尋求使管理獲得一種價值行動的意義”，從而尋找管理學與倫理學之間的結合點。管理倫理學就是研究管理的倫理特性及其運行機制的科學。《公司戰略與追求倫理》一書指出：“追求卓越就是追求倫理”。管理學家在評價《追求卓越》一書時更是進一步指出：“優秀企業的秘訣在於懂得人的價值觀和倫理，懂得如何把它們融合到公司戰略中。”“這場卓越革命的基本倫理是對人的尊重。這是企業關心顧客、關心質量背後的根本原因，也是理解優秀企業難以置信的責任感和業績的關鍵。”

　　管理學與倫理學的結合，不像有的人所理解的那樣，是一種“1+1=2”的機械湊合，更不是把倫理學理論看作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絕對性的原則應用於管理領域的結果。管理學與倫理學之所以能夠結合，關鍵在於企業的管理活動本身具有倫理性質。一方面，企業管理作為一種社會活動，就需要考察它如何體現人的價值和給人帶來了何種價值。一部人類文明史，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一部人類的管理史，即人類從“最初動物式的本能勞動”到“專屬人的勞動”，不斷擺脫馬克思所說的“單純的偶然性和任意性”，不斷實現自身價值，從必然走向自由的歷史。因此，是否體現人的價值追求，是管理得以存在的價值根據。另一方面，企業管理作為一種對社會資源(包括人力資源、物質資源、財力資源、精神資源和信息資源等)的有效配置方式，錶面上看來是一種純粹經濟性質的活動，其實有著明顯的倫理性質，如管理活動所體現的人與人的關係，事實上就是如何對待人。如何對待人本質上是一個倫理問題而不是一個經濟問題。再如管理中的契約關係，任何一種契約都內在地包含著某種道德原則，如公正原則、守信原則、責任原則，都是權利和義務的統一。這些道德原則是人們在長期的管理實踐中逐漸形成並確立起來的，它標志著人們對交往活動及人與人之間關係規律的自覺遵守，是人的自由意志的體現。因此，管理學與倫理學的結合，是管理活動本身的內在要求，而不是人們主觀的強加。

　　管理倫理思想也許從人類的管理活動產生之日起就萌芽了，但真正使全社會關註管理與倫理之間的聯繫，並將管理的道德問題放在“管理倫理”的名稱下加以專門研究，則主要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從20世紀70年代起在美國，80年代起在歐洲，管理倫理成為人們的熱門話題，並迅速發展成為一門學科。其直接的起因是20世紀80年代集中暴露出的一系列經濟醜聞，如飛機採辦中的行賄受賄、化學工廠中有毒氣體的大爆炸、對河流和海洋的大批污染、食物污染、汽車走私、非法武器出口、內部貿易、證券公司和大額投資者的非法活動等。一談到“醜聞”、“腐敗”，許多人便開始註意到“倫理教育”方案的重要性，認為只有發生倫理觀念上的變革，才能把這些問題真正解決。

　　管理倫理學最初圍繞企業的社會責任進行廣泛研究，諸如“利潤先於倫理”還是“倫理先於利潤”，企業是否具有道德地位等等。隨後擴展到對企業與有關的環境、社會，包括經濟制度和政府經濟政策方面的倫理問題的研究。一般而言，目前西方國家管理倫理學的研究主要包括三個層面：一是微觀層面，主要探討企業中單個人之間，即雇主和雇員、管理者或被管理者、同事、投資者、供應商和消費者這些單個人之間的倫理關係問題；二是中觀層面，主要研究各種管理組織之間，即各種經濟性組織如公司、廠家、貿易聯盟、消費者組織、行業學會、工會等組織之間的倫理關係問題；三是巨集觀層面，主要研究社會或制度層次包括經濟制度和經濟條件的形態如經濟秩序、經濟政策、金融政策、社會政策、國際商務活動以及國際商務關係等方面的倫理問題和倫理責任。

　　時至今日，西方許多優秀企業已普遍意識到管理倫理的重要作用、地位和意義。現代管理學家幾乎把倫理提到了關係企業或組織生存與發展的至高地位：“企業通過競爭煥發活力，依靠倫理而得以生存”，這種管理觀越來越成為企業界的共識。有人甚至指出，如果說泰羅的科學管理、梅約的行為科學是管理科學發展史上的兩個裡程碑，那麼，管理倫理學就是管理科學發展史上的第三個裡程碑。管理倫理造就了一批西方優秀企業。面對21世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管理倫理以其所具有的時代性、世界性意義和視野,日漸顯示其巨大魅力，我國的企業家和企業管理工作者迫切需要學習管理倫理學，在企業管理實踐中運用管理倫理學。

　　人類對管理活動中倫理要求的認識由來已久。早在公元前2700年的古埃及人就認識到了管理中公正或正直的必要，“傾聽意見對雙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是有價值的”；我國古代典籍《周禮》中已記有對行政管理制度和責任的具體敘述。但管理倫理學作為一門相對獨立學科的興起和迅速成為“顯學”則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其直接起因是20世紀80年代西方一些大企業一系列重大經濟醜聞的曝光，其學理方面的原因是社會生活各領域內在聯繫複雜性的不斷揭示所引發的各學科之間相互交叉和融合的發展趨勢。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建立的倫理學與19世紀末由泰羅開創的現代管理學的學科交緣催生了現代管理倫理學。當前，管理倫理學的研究和發展主要有兩種致思趨向：其一是從管理學的視角關註倫理，認為無論是從巨集觀角度還是微觀角度上講，道德的行為都是商業成功所必須的，“一套建立在合理的倫理準則基礎上的組織價值體系也是一種資產，它可以帶來多種收益。”其二是從倫理學的視角關註管理，認為“倫理學與管理倫理學是一般與特殊的關係、是共性與個性的關係”，要求把既有的倫理準則和規範應用到管理實踐中去。這兩種致思趨向都立足於管理學和倫理學中的某一學科，以工具型、操作性或技術性的態度對待另一學科，沒有從兩門學科價值平等、相互協作共同解決現實問題的角度來構建理論體系，因而出現了在某種程度上“不可通約”的兩種管理倫理學。管理倫理學要彰顯自身的學科特質和理論價值，就必須從哲學層面說明管理與倫理、管理學與倫理學的內在結合“何以可能”，即管理倫理學要有自身的“本體論承諾”。

　　“本體論承諾”是當代最有影響的邏輯實證主義者奎因提出的。在科學主義拒斥形而上學、懸置本體論、要求哲學科學化的思潮內部，奎因尖銳地指出“在任何程度上，接受一種作為語言事實的科學理論，也就是接受一種本體論”，“我們對於本體論的接受，與我們接受一種科學理論是同樣的道理”。這樣，奎因就把追尋世界本源和終極存在的傳統本體論問題轉換成了理論的前提和預設問題。他認為這種前提的預設是約定的，具有相對性，承認某種存在物的存在作為理論的前提和預設，也就是做出某種本體論承諾。在筆者看來，任何理論體系的本體論訴求和承諾都是必要的，但這個“本體論承諾”並不是任意的約定，而需要通過哲學的論證和批判來確立。馬克思主義對“以人為本”的科學理解和界定可以作為管理倫理學的“本體論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