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評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媒介批評(Media Criticism)

　　媒介批評是指人們有意識地對大眾傳媒和大眾文化進行批評的一種特殊活動：是一種道德批評和理論反思活動；是一種受階級意識影響和制約的活動：還是一種多重標準的批判活動。

　　關於媒介批評的起源，根據對相關資料的查閱，我認為應該從兩方面來闡述，一個是媒介批評的實踐源頭，另一個就是媒介批評的理論源頭。目前，我國學界對於“媒介批評”概念眾說不一，同樣，對於媒介批評的實踐起源也存在著一些爭議。

　　(一)媒介批評的實踐起源及發展

　　王君超教授認為，“據西方有關史料介紹，媒介批評的實踐最早萌芽於1923年3月3日美國《時代》創刊號所闢的《報界》小欄。”當時該欄內有一條簡訊披露：紐約市有哪些報紙報道了一著名廣告商的兒子鋃鐺入獄的消息，而又有哪些報紙未作報道。

　　劉建明教授則認為，“媒介批評並非起源於西方，更不是西方當代傳媒發展的產物。新聞批評和新聞起源一起出現，媒介批評和媒介誕生同時面世。”個人而言，我比較認同劉建明教授的觀點。任何一種媒體從誕生之日起，就是面向一定的受眾，刊發所面向受眾群體感興趣或需要或和他們密切相關的信息，受眾在接受這些信息的同時必然會產生相關評價和意見，這些評價肯定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這些評價以及所提出的各種意見，就可以被視為是受眾對媒體產生的一種自發的批評，是媒介批評的萌芽。

　　“我國是世界新聞批評活動開展最早的國家，因為我國是世界上報紙最悠遠的故鄉。” 就媒介批評而言，我國古史上早有明確的記載，邸報的出現及對邸報的評論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唐末人孫可之(孫樵)在《經緯集》中評述《開元雜報》，有“系日條事，不立首末” 的描述，也有“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雲”的評價。這裡對《開元雜報》的真實性作了肯定，對其“不立首末”的形式作出說明，這恐怕是世界上最早的媒介評論。宋代出現《小報》，對其批評或贊揚更是一時風起雲涌。 《海陵集》中《論禁小報》一文對小報的罪名覆述有加，將這種報紙上的新聞斥之為“浮言胥動，莫知從來”，“往往以虛為實，以無為有”；並提出“此以害治，雖若甚微，其實不可不察” 。近代，我國報刊登上政治舞臺，報紙成為不同黨派的輿論工具，因此，媒介批評一度成為不同黨派公開論證的一部分。20世紀初是階級鬥爭激烈的時代，報刊刊載媒介批評的文章，評論新聞活動的非理性現象， 日漸多起來，但也不乏優秀的媒介批評思想。1901年12月，梁啟超在其主編的《清議報》第100期發表《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的長文，首次提出了衡量新聞媒體質量好壞的四條標準： “校報章之良否，其率何如?一日宗旨定而高，二日思想新而正，三日材料富而當， 四日報事確而速。若是則良，反是則劣。” 這四條標準成為人們衡量新聞媒體質量好壞的標準，梁啟超在具體的新聞實踐和新聞批評活動中，基本上也是遵循自己提出的這些標準對媒體及新聞現象進行分析和評價的。

　　真正意義的媒介批評出於現代，但也主要表現為新聞批評的形式。新聞學術刊物的產生，為新聞批評創造了前提。在“五四”運動前後，政治類報刊增多，各種社會思潮風起雲涌，新聞學期刊先後誕生，為新聞批評的深入開展提出社會需要和思想準備，也提供了物質條件。當時，媒介批評成為思想鬥爭的一面鏡子。19l9年8月3日《南開日刊》上刊載於鶴年對《益世報》的批評，一言一語都十分憤慨： “我們怎樣對付這報館中的敗類呢?我想最好的法子，就是宣佈他們的秘密，教大家都知道鄙視他們，不買他們的報，他們還能作怪嗎?”這類批評凌厲冷峻，帶有抨擊、叫陣的氣勢。在政治鬥爭激烈的時代，對媒體立場的擁戴或揭露，成為媒介批評的焦點。此時對新聞作品形式的分析難以產生社會影響，因為這類聲音遠離政治漩渦的激蕩，並不是受眾和新聞界迫切關心的目標。隨著新聞學術刊物的陸續創辦，媒介批評有了園地，批評隨之繁榮起來。1919年北大新聞學研究會出版的《新聞周刊》和1924年創辦的北平《平民大學新聞系級刊》、1927年發行的《新聞學刊》、1928年的《報學月刊》等，是我國最早一批研究新聞學的雜誌，發表了大量新聞批評文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為促進新聞學研究，一批新聞刊物創辦出來，《人民日報》的《新聞工作》副刊於1950年i月4日創刊，同年l2月21日出至第26期，與該報《圖書評論》專欄合併，改出《書報評論》周刊，承擔了評論新聞的使命。1952年12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通訊《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黃繼光》，記者聲稱：此文運用“一般人能夠體會的合理想象”，描寫了黃繼光犧牲前的心理和細節活動。通訊一發表，立即在新聞界和讀者中間引起爭議， 《新聞業務》發表文章對這種“合理想象論”提出嚴肅批評。這是一次反響強烈的新聞批評活動。到20世紀末，公開發行的新聞學報刊有五十餘種，影響較大、新聞批評稿件較多的有《中國記者》《新聞戰線》等期刊。

　　從2O世紀後期到新世紀，廣電事業及網路媒體迅速發展，電子媒介幾乎發展到了無孔不入的狀態，對人們生活的影響日益擴大，在享受媒介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便捷和享受的同時，人們也開始更加理性地審視媒介，同時提出各種質疑。此外，媒介批評成了近幾年學界非常關註的一個課題。媒介批評的實踐範疇也從以前僅局限於新聞批評的範圍邁向了更為寬闊的領域。

　　(二)媒介批評的理論起源及發展

　　雖然我國媒介批評實踐的歷史由來已久，但是，作為理論上的一個概念， “媒介批評”這個詞語卻是以“舶來品”身份出現在我國。

　　根據雷躍捷在《新聞理論》一書中講述，媒介批評是與本世紀30年代興起的、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傳播批判理論聯繫在一起的。法蘭克福學派的傳播批判理論主要從這三個角度進行研究：哲學的批評，報章的批評和學術的批評。依照這一思路，媒介批評理論走過了這樣一條路：從30年代流於空洞的泛論的“哲學的批評”，到5O年代“受利用”而流於形式的“報章的批評”，到70年代基於學術的理論與方法的“學術的批評”。在這一過程中，20世紀40、5O年代可謂媒介批評的第一高峰，美國有十幾家新辦刊物從事品評新聞機構的工作，王君超稱之為媒介批評的先驅。1961年，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創辦的《哥倫比亞新聞學評論》把批評上升到了一個縱覽全局、系統的水平上。臺灣學者黃新生則認為，真正的媒介批評理論興起於本世紀70年代，其特征是基於學術的理論與方法的批評，泛稱“學術的批評”。它是在對30年代興起於歐美的“哲學的批評”和5O年代的“報章的批評”揚棄的基礎上，藉各種理論的指引與分析方法的運用，從而確定自己的方向—— 瞭解與詮釋大眾媒介在人類文化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所潛攝的意義。

　　80年代中期，臺灣學者開始引進西方的媒介批評理論，黃新生於1987年在臺灣出版了《媒介批評理論與方法》一書，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也於1988年主編了《媒介批評》一書，開展了較為全面的研究。但直到90年代中期，媒介批評才進入內地學者的研究領域。當時正值電視發展的一個成熟期，精華與糟粕並致，人們不得不以冷靜的頭腦反思電視帶來的一切。1994年歲末《電視藝術》主辦了“電視批評”研討會，1995年開辦“媒介批評”筆談，北京電影學院的吳迪也於這年在《北京廣播學院學報》刊發了《媒介批評特性與職責》，這是我國最早發表的介紹媒介批評的文章。 《現代傳播》編輯部朱光烈先生在1996年第2期又組織了一次以“媒介批評”為主題的學術沙龍。參加討論的除了來自新聞媒介和新聞院校的學者，更不乏文化戰線的精英。他們把濃厚的人文色彩註入了電視批評這個話題，把文學批評的特色帶入其中，從大眾文化這個角度審視媒介。媒介批評的動機之一也就凸顯出來了，即媒介傳播的社會責任問題。

　　1997年初，以劉建明教授為代表在《新聞出版社》上發起了關於建立新聞傳媒評論學的討論。其中“傳媒評論學”即有借鑒美國著名的媒介批評雜誌《哥倫比亞新聞學評論》之意，不過，這兩個專欄都是以理論探討為主。此後這一問題逐漸受到重視，夏瓊以新聞評析為題進行了研究，王君超從媒介批評的歷史與走向角度加以梳理，2000年2月劉建明為其專著《新聞批評學概論》作序，澄清新聞批評與批評報道、西方的傳媒批評／媒介批評的區別， 由此，媒介批評在學術上有了一個新的突破，這標誌其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理論構架的初步搭建。此外我國從2O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興盛起來的媒介調查到近幾年再受重視的媒介監督和新聞評閱活動，也反映出媒介批評從模糊到清晰到再模糊再清晰的不斷探索的發展過程。

　　1.西方媒介批評理論的借鑒和吸收

　　媒介批評實踐起源於歐美，已經有了較為成熟的理論，在歐美新聞體制下發揮著重要作用。如新聞業在與媒介批評的博弈中建立起來的“新聞的專業化與自律“新聞評議會”“專業協會及其章程”“新聞督察員”“新聞學評論”“媒介批評的公開性”等，雖說還不能解決新聞傳播的所有問題，但是為新聞傳播沿著相對正確的道路發展提供了形式的保證。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不斷完善以及全球一體化的發展，也同樣要求我國新聞媒體和新聞傳播體制與世界並軌，其標準中到處都滲透著歐美的新聞傳播價值體系。我國在媒介批評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上由於起步晚和對西方媒介批評理論理解偏差，加上我國新聞體制的特殊性，媒介批評的實踐和研究存在著思維混亂，理論膚淺，我國的媒介批評實踐也由於缺乏理論支撐而不能理直氣壯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建立媒介批判理論，我們既不能忽視西方價值觀，盲目照搬西方，也不能談西色變，固步自封。我國媒介批評的實踐和理論研究既要對西方媒介批評理論合理借鑒，更要結合中國的社會實際，特別是要認真分析中國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與西方的差異；既要衝破對新聞媒體批評的重重限制，又要監督新聞從業機構和人業人員的專業自律，更要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傳播指出正確的道路。

　　2.形成獨立意義上的媒介批評組織

　　新聞作為社會“公信力”對政府、政治集團、經濟集團以及社會大眾的所作所為進行輿論監督，但新聞傳播業自身也需要監督。媒介批評專業化、組織化、制度化有利於媒介批評組織擔當起媒介監督的重任。媒介批評是在“媒介是一種社會公器”的價值基礎上展開的，在本質上它是一種社會公眾對媒介行為的監督活動。媒介批評機構從目的上看，是幫助新聞界彌補不足，糾正新聞傳播中的偏差，制定新聞界的競爭標準以及新聞界恪守的責任；從形式來看，媒介批評機構也是一種受眾權益保護組織。如美國媒介批評組織AIM和FAIR，加拿大的Media Watch等都是其中的代表。

　　3.媒介批評實踐應形成獨立的批判力量

　　由於社會公眾都可以廣泛參與媒介批評，他們可以代表各自不同的社會利益，因此，媒介批評在公眾廣泛參與下具有社會普遍性。同時，媒介批評又需要在獨立和公正的基礎上達到媒介批評的專業性、深刻性，需要建立機構健全、設施完善的媒介批評組織。一方面，公眾的媒介批評主要是代表社會公眾的利益，因此要求它必須儘可能少的受政府利益或媒介自身利益的干擾，從而保持批評主體和批評實踐的獨立性；另一方面，公眾的媒介批評往往具有公開性的特點，它的批評能夠引起社會公眾的註意，因而它的批評會更加關照公正性因素。

　　儘管我國媒介批評理論還不成熟，但媒介批評實踐已經廣泛開展。為了更好地凸顯媒介批評的重要性、必要性與實效性，使媒介批評健康地發揮作用，就要認真總結我國媒介批評實踐中的得失成敗，借鑒西方媒介批評的成功經驗，揚長避短，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媒介批評理論和操作體系，在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巨集觀背景下，使新聞媒介準確把握國內國際脈搏，在和諧、發展、富強的中國之路中發出自己負責任的聲音。

　　鑒於我國批評實踐層次不高、理論明顯滯後的局面，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媒介批評學刻不容緩。因為媒介批評的建立和完善，正是社會主義傳播事業健康有序、繁榮發展的內在要求。因此，我國媒介批評的發展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努力：

　　1、幫助大家正確認識“媒介批評”的概念。這一點至關重要， 目前大部分人對“媒介批評”的概念認識還比較狹隘，通常對“批評”二字過於敏感，簡單的將其等同於“否定”。實際上，對媒介而言，合理的媒介批評可以幫助其及時認識自身不足並加以改進，從而促進其良性運轉，順利發展。對公眾而言，在現代社會裡社會大眾處在眾多的媒介包圍下，往往思想意識容易受其左右。通過媒介批評，能產生一種開放的、健康的、有效的免疫機制。不讓大眾的主見和思想輕易喪失在一些淺層次的、無主流的輿論引導之中。

　　2、構建完整的理論體系。首先，應該明確媒介批評的基本概念，確定媒介批評的主體，媒介批評的對象，完善批評的標準與規範，改進批評的方法，並制定相關的傳播政策和媒介批評方針，構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從而使媒介批評實踐得到良好的指導和保障。

　　3、建立專門的批評機構或組織。只有建立起專門並相對獨立的媒介批評機構或組織，媒介批評才有可能達到客觀準確，並產生一定的效力。建立健全的運作機制和制度，並以深厚的媒介批評理論基礎作堅實後盾。同時也必須接受來自其他力量的監督，形成相互制約相互督促的局面，避免因權力帶來腐敗。

　　4、加強媒介從業者的專業教育、職業道德教育以及公眾媒介素養教育。這點尤為重要。首先，媒介從業者的素質高低通常影響媒介為公眾服務質量的高低，媒介從業者專業素質得以保證，一方面為公眾所接受的媒介服務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將有助於媒介行業建立自律機制，雖然媒介不可能做到完全的自治自律，但勿庸置疑，高素質的從業者將有助於行業健康發展。其次，公眾媒介素養教育同樣至關重要，通過提高公眾媒介素養，讓公眾學會如何正確接觸媒介，使用媒介，分析媒介以及理性地看待媒介給生活所帶來的利弊。媒介所面向的最廣大受眾群體是公眾，公眾對媒介所提出的批評或建議也是最具實際意義的，因此，我們應該培養公眾的批評意識和評判能力。同時還值得一提的就是，我國新聞媒介角色定位是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所以，媒介在接受黨和政府的檢查的同時，也應該接受人民的監督，而且要讓這種監督真正發揮作用，因此要改變受眾面對媒體時所處的弱勢地位，儘力還給受眾平等的話語權，給受眾提供暢通的媒介批評通道。

　　5、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學習西方媒介批評理論和方法，借鑒媒介批評實踐經驗，加強我國“本土化”媒介批評理論研究，推動我國媒介批評實踐活動蓬勃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