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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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Media Criticism)

　　媒介批评是指人们有意识地对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进行批评的一种特殊活动：是一种道德批评和理论反思活动；是一种受阶级意识影响和制约的活动：还是一种多重标准的批判活动。

　　关于媒介批评的起源，根据对相关资料的查阅，我认为应该从两方面来阐述，一个是媒介批评的实践源头，另一个就是媒介批评的理论源头。目前，我国学界对于“媒介批评”概念众说不一，同样，对于媒介批评的实践起源也存在着一些争议。

　　(一)媒介批评的实践起源及发展

　　王君超教授认为，“据西方有关史料介绍，媒介批评的实践最早萌芽于1923年3月3日美国《时代》创刊号所辟的《报界》小栏。”当时该栏内有一条简讯披露：纽约市有哪些报纸报道了一著名广告商的儿子锒铛入狱的消息，而又有哪些报纸未作报道。

　　刘建明教授则认为，“媒介批评并非起源于西方，更不是西方当代传媒发展的产物。新闻批评和新闻起源一起出现，媒介批评和媒介诞生同时面世。”个人而言，我比较认同刘建明教授的观点。任何一种媒体从诞生之日起，就是面向一定的受众，刊发所面向受众群体感兴趣或需要或和他们密切相关的信息，受众在接受这些信息的同时必然会产生相关评价和意见，这些评价肯定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这些评价以及所提出的各种意见，就可以被视为是受众对媒体产生的一种自发的批评，是媒介批评的萌芽。

　　“我国是世界新闻批评活动开展最早的国家，因为我国是世界上报纸最悠远的故乡。” 就媒介批评而言，我国古史上早有明确的记载，邸报的出现及对邸报的评论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唐末人孙可之(孙樵)在《经纬集》中评述《开元杂报》，有“系日条事，不立首末” 的描述，也有“樵后得《开元录》验之，条条可复云”的评价。这里对《开元杂报》的真实性作了肯定，对其“不立首末”的形式作出说明，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早的媒介评论。宋代出现《小报》，对其批评或赞扬更是一时风起云涌。 《海陵集》中《论禁小报》一文对小报的罪名复述有加，将这种报纸上的新闻斥之为“浮言胥动，莫知从来”，“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并提出“此以害治，虽若甚微，其实不可不察” 。近代，我国报刊登上政治舞台，报纸成为不同党派的舆论工具，因此，媒介批评一度成为不同党派公开论证的一部分。20世纪初是阶级斗争激烈的时代，报刊刊载媒介批评的文章，评论新闻活动的非理性现象， 日渐多起来，但也不乏优秀的媒介批评思想。1901年12月，梁启超在其主编的《清议报》第100期发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的长文，首次提出了衡量新闻媒体质量好坏的四条标准： “校报章之良否，其率何如?一日宗旨定而高，二日思想新而正，三日材料富而当， 四日报事确而速。若是则良，反是则劣。” 这四条标准成为人们衡量新闻媒体质量好坏的标准，梁启超在具体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批评活动中，基本上也是遵循自己提出的这些标准对媒体及新闻现象进行分析和评价的。

　　真正意义的媒介批评出于现代，但也主要表现为新闻批评的形式。新闻学术刊物的产生，为新闻批评创造了前提。在“五四”运动前后，政治类报刊增多，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新闻学期刊先后诞生，为新闻批评的深入开展提出社会需要和思想准备，也提供了物质条件。当时，媒介批评成为思想斗争的一面镜子。19l9年8月3日《南开日刊》上刊载于鹤年对《益世报》的批评，一言一语都十分愤慨： “我们怎样对付这报馆中的败类呢?我想最好的法子，就是宣布他们的秘密，教大家都知道鄙视他们，不买他们的报，他们还能作怪吗?”这类批评凌厉冷峻，带有抨击、叫阵的气势。在政治斗争激烈的时代，对媒体立场的拥戴或揭露，成为媒介批评的焦点。此时对新闻作品形式的分析难以产生社会影响，因为这类声音远离政治漩涡的激荡，并不是受众和新闻界迫切关心的目标。随着新闻学术刊物的陆续创办，媒介批评有了园地，批评随之繁荣起来。1919年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出版的《新闻周刊》和1924年创办的北平《平民大学新闻系级刊》、1927年发行的《新闻学刊》、1928年的《报学月刊》等，是我国最早一批研究新闻学的杂志，发表了大量新闻批评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促进新闻学研究，一批新闻刊物创办出来，《人民日报》的《新闻工作》副刊于1950年i月4日创刊，同年l2月21日出至第26期，与该报《图书评论》专栏合并，改出《书报评论》周刊，承担了评论新闻的使命。1952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通讯《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记者声称：此文运用“一般人能够体会的合理想象”，描写了黄继光牺牲前的心理和细节活动。通讯一发表，立即在新闻界和读者中间引起争议， 《新闻业务》发表文章对这种“合理想象论”提出严肃批评。这是一次反响强烈的新闻批评活动。到20世纪末，公开发行的新闻学报刊有五十余种，影响较大、新闻批评稿件较多的有《中国记者》《新闻战线》等期刊。

　　从2O世纪后期到新世纪，广电事业及网络媒体迅速发展，电子媒介几乎发展到了无孔不入的状态，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日益扩大，在享受媒介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捷和享受的同时，人们也开始更加理性地审视媒介，同时提出各种质疑。此外，媒介批评成了近几年学界非常关注的一个课题。媒介批评的实践范畴也从以前仅局限于新闻批评的范围迈向了更为宽阔的领域。

　　(二)媒介批评的理论起源及发展

　　虽然我国媒介批评实践的历史由来已久，但是，作为理论上的一个概念， “媒介批评”这个词语却是以“舶来品”身份出现在我国。

　　根据雷跃捷在《新闻理论》一书中讲述，媒介批评是与本世纪30年代兴起的、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传播批判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批判理论主要从这三个角度进行研究：哲学的批评，报章的批评和学术的批评。依照这一思路，媒介批评理论走过了这样一条路：从30年代流于空洞的泛论的“哲学的批评”，到5O年代“受利用”而流于形式的“报章的批评”，到70年代基于学术的理论与方法的“学术的批评”。在这一过程中，20世纪40、5O年代可谓媒介批评的第一高峰，美国有十几家新办刊物从事品评新闻机构的工作，王君超称之为媒介批评的先驱。1961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所创办的《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把批评上升到了一个纵览全局、系统的水平上。台湾学者黄新生则认为，真正的媒介批评理论兴起于本世纪70年代，其特征是基于学术的理论与方法的批评，泛称“学术的批评”。它是在对30年代兴起于欧美的“哲学的批评”和5O年代的“报章的批评”扬弃的基础上，藉各种理论的指引与分析方法的运用，从而确定自己的方向—— 了解与诠释大众媒介在人类文化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所潜摄的意义。

　　80年代中期，台湾学者开始引进西方的媒介批评理论，黄新生于1987年在台湾出版了《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一书，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也于1988年主编了《媒介批评》一书，开展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但直到90年代中期，媒介批评才进入内地学者的研究领域。当时正值电视发展的一个成熟期，精华与糟粕并致，人们不得不以冷静的头脑反思电视带来的一切。1994年岁末《电视艺术》主办了“电视批评”研讨会，1995年开办“媒介批评”笔谈，北京电影学院的吴迪也于这年在《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刊发了《媒介批评特性与职责》，这是我国最早发表的介绍媒介批评的文章。 《现代传播》编辑部朱光烈先生在1996年第2期又组织了一次以“媒介批评”为主题的学术沙龙。参加讨论的除了来自新闻媒介和新闻院校的学者，更不乏文化战线的精英。他们把浓厚的人文色彩注入了电视批评这个话题，把文学批评的特色带入其中，从大众文化这个角度审视媒介。媒介批评的动机之一也就凸显出来了，即媒介传播的社会责任问题。

　　1997年初，以刘建明教授为代表在《新闻出版社》上发起了关于建立新闻传媒评论学的讨论。其中“传媒评论学”即有借鉴美国著名的媒介批评杂志《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之意，不过，这两个专栏都是以理论探讨为主。此后这一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夏琼以新闻评析为题进行了研究，王君超从媒介批评的历史与走向角度加以梳理，2000年2月刘建明为其专著《新闻批评学概论》作序，澄清新闻批评与批评报道、西方的传媒批评／媒介批评的区别， 由此，媒介批评在学术上有了一个新的突破，这标志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论构架的初步搭建。此外我国从2O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兴盛起来的媒介调查到近几年再受重视的媒介监督和新闻评阅活动，也反映出媒介批评从模糊到清晰到再模糊再清晰的不断探索的发展过程。

　　1.西方媒介批评理论的借鉴和吸收

　　媒介批评实践起源于欧美，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理论，在欧美新闻体制下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新闻业在与媒介批评的博弈中建立起来的“新闻的专业化与自律“新闻评议会”“专业协会及其章程”“新闻督察员”“新闻学评论”“媒介批评的公开性”等，虽说还不能解决新闻传播的所有问题，但是为新闻传播沿着相对正确的道路发展提供了形式的保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也同样要求我国新闻媒体和新闻传播体制与世界并轨，其标准中到处都渗透着欧美的新闻传播价值体系。我国在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上由于起步晚和对西方媒介批评理论理解偏差，加上我国新闻体制的特殊性，媒介批评的实践和研究存在着思维混乱，理论肤浅，我国的媒介批评实践也由于缺乏理论支撑而不能理直气壮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建立媒介批判理论，我们既不能忽视西方价值观，盲目照搬西方，也不能谈西色变，固步自封。我国媒介批评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既要对西方媒介批评理论合理借鉴，更要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特别是要认真分析中国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与西方的差异；既要冲破对新闻媒体批评的重重限制，又要监督新闻从业机构和人业人员的专业自律，更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指出正确的道路。

　　2.形成独立意义上的媒介批评组织

　　新闻作为社会“公信力”对政府、政治集团、经济集团以及社会大众的所作所为进行舆论监督，但新闻传播业自身也需要监督。媒介批评专业化、组织化、制度化有利于媒介批评组织担当起媒介监督的重任。媒介批评是在“媒介是一种社会公器”的价值基础上展开的，在本质上它是一种社会公众对媒介行为的监督活动。媒介批评机构从目的上看，是帮助新闻界弥补不足，纠正新闻传播中的偏差，制定新闻界的竞争标准以及新闻界恪守的责任；从形式来看，媒介批评机构也是一种受众权益保护组织。如美国媒介批评组织AIM和FAIR，加拿大的Media Watch等都是其中的代表。

　　3.媒介批评实践应形成独立的批判力量

　　由于社会公众都可以广泛参与媒介批评，他们可以代表各自不同的社会利益，因此，媒介批评在公众广泛参与下具有社会普遍性。同时，媒介批评又需要在独立和公正的基础上达到媒介批评的专业性、深刻性，需要建立机构健全、设施完善的媒介批评组织。一方面，公众的媒介批评主要是代表社会公众的利益，因此要求它必须尽可能少的受政府利益或媒介自身利益的干扰，从而保持批评主体和批评实践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公众的媒介批评往往具有公开性的特点，它的批评能够引起社会公众的注意，因而它的批评会更加关照公正性因素。

　　尽管我国媒介批评理论还不成熟，但媒介批评实践已经广泛开展。为了更好地凸显媒介批评的重要性、必要性与实效性，使媒介批评健康地发挥作用，就要认真总结我国媒介批评实践中的得失成败，借鉴西方媒介批评的成功经验，扬长避短，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媒介批评理论和操作体系，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宏观背景下，使新闻媒介准确把握国内国际脉搏，在和谐、发展、富强的中国之路中发出自己负责任的声音。

　　鉴于我国批评实践层次不高、理论明显滞后的局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媒介批评学刻不容缓。因为媒介批评的建立和完善，正是社会主义传播事业健康有序、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我国媒介批评的发展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帮助大家正确认识“媒介批评”的概念。这一点至关重要， 目前大部分人对“媒介批评”的概念认识还比较狭隘，通常对“批评”二字过于敏感，简单的将其等同于“否定”。实际上，对媒介而言，合理的媒介批评可以帮助其及时认识自身不足并加以改进，从而促进其良性运转，顺利发展。对公众而言，在现代社会里社会大众处在众多的媒介包围下，往往思想意识容易受其左右。通过媒介批评，能产生一种开放的、健康的、有效的免疫机制。不让大众的主见和思想轻易丧失在一些浅层次的、无主流的舆论引导之中。

　　2、构建完整的理论体系。首先，应该明确媒介批评的基本概念，确定媒介批评的主体，媒介批评的对象，完善批评的标准与规范，改进批评的方法，并制定相关的传播政策和媒介批评方针，构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使媒介批评实践得到良好的指导和保障。

　　3、建立专门的批评机构或组织。只有建立起专门并相对独立的媒介批评机构或组织，媒介批评才有可能达到客观准确，并产生一定的效力。建立健全的运作机制和制度，并以深厚的媒介批评理论基础作坚实后盾。同时也必须接受来自其他力量的监督，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督促的局面，避免因权力带来腐败。

　　4、加强媒介从业者的专业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以及公众媒介素养教育。这点尤为重要。首先，媒介从业者的素质高低通常影响媒介为公众服务质量的高低，媒介从业者专业素质得以保证，一方面为公众所接受的媒介服务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将有助于媒介行业建立自律机制，虽然媒介不可能做到完全的自治自律，但勿庸置疑，高素质的从业者将有助于行业健康发展。其次，公众媒介素养教育同样至关重要，通过提高公众媒介素养，让公众学会如何正确接触媒介，使用媒介，分析媒介以及理性地看待媒介给生活所带来的利弊。媒介所面向的最广大受众群体是公众，公众对媒介所提出的批评或建议也是最具实际意义的，因此，我们应该培养公众的批评意识和评判能力。同时还值得一提的就是，我国新闻媒介角色定位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所以，媒介在接受党和政府的检查的同时，也应该接受人民的监督，而且要让这种监督真正发挥作用，因此要改变受众面对媒体时所处的弱势地位，尽力还给受众平等的话语权，给受众提供畅通的媒介批评通道。

　　5、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学习西方媒介批评理论和方法，借鉴媒介批评实践经验，加强我国“本土化”媒介批评理论研究，推动我国媒介批评实践活动蓬勃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