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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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型福利(Developmental Welfare)

　　發展型福利強調個人責任的重要性，鼓勵個人要在取得福利受益資格的同時履行個人職責。發展型福利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產生的一種積極的社會福利政策，它是在維護社會公平，滿足人們生活需要的同時促進經濟發展的社會福利體系，這種理論思想深深影響了當代許多國家的福利體制改革。

　　20%世紀90%年代以來，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以及人口老齡化、結構性失業等問題的加劇，西方福利國家面臨的新的社會風險和挑戰也在增多。在這種情況下， 以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和美國社會福利學者米奇利為代表的社會學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發展戰略和福利思想。吉登斯提出建設一種能增強社會包容性， 但又不限制個人對自己風險的責任， 鼓勵個人積極創造的福利制度改革方向。這是一種積極福利政策， 通過改變福利國家開支的方向， 從福利消費支出， 改為教育、培訓、創造就業機會等社會投資支出。除此之外，米奇利也提出了發展性社會福利政策， 即把社會福利和經濟發展整合起來的福利思想。上述福利思想的產生與完善對西方國家的社會政策實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傳統福利國家紛紛採取了積極應對新型風險和危機的措施， 改革原福利體系，將其與經濟發展相結合， 推動積極福利政策的發展與完善。

　　發展型福利強調個人責任的重要性， 鼓勵個人要在取得福利受益資格的同時履行個人職責；要求政府加大人力資本投資，通過培訓和教育來增能， 解決因教育缺乏產生的社會排斥問題； 要求建立工作導向型福利政策，政府通過人力資源投資提高勞動者就業能力； 強調社會公平與經濟效率並重， 實現社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平衡與雙贏。發展型社會福利體系是能夠幫助社會成員解決實際生存發展問題的制度化、專業化服務體系，是一種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動態的、可持續的福利體系， 在解除社會成員後顧之憂的基礎上促進生活質量不斷提高， 並帶來實質性的滿足感， 增進其幸福程度， 也是讓全體人民共用國家改革發展成果的基本途徑。

　　養老制度是社會福利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對社會福利的研究則一直被不同的範式所驅動。規範性視角下的社會福利政策可分為制度型(Institutional)和剩餘型(Residual)兩類，學者們常將制度型模式與西歐國家相聯，將剩餘型模式與美國相聯。實踐證明，在不斷追求經濟發展以及尋求社會與經濟政策相整合的發展中國家，這兩種模式並不適合。發展型福利模式由此作為一種折中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方法出現，它顛覆了社會政策是單純支出的傳統觀念，將再分配功能與生產性的社會投資功能整合，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得到迅速發展。　

　　1.協調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關係

　　發展型福利理論的最大貢獻是突破了傳統社會福利政策孤立地看待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弊端，揭示出二者間相互依存的關係。長久以來，社會政策一直被視為經濟政策的附庸，它只是通過再分配手段平衡經濟發展中所產生的公正和平等問題，這種政策割裂的弊端已逐漸凸顯。聯合國早於1969年便由此提出社會和經濟協同發展的理念，隨之發展起來的發展型福利理論則集中反映了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整合狀態。社會政策並不意味著單純性的支出，它也是生產力的要素之一，對經濟發展有促進作用。這一觀點最有力的論證莫過於Lindert的專著《增長的公共開支：18世紀以來的社會支出與經濟增長》，Lindert用數據和事實顛覆了成說，其研究結果表明社會轉移支付的凈國民成本為零，即純再分配性質的社會性支出對於經濟增長而言是“免費的午餐”。西方發達國家的這一歷史經驗對於發展中國家走出社會公平與經濟增長的兩難困境極具借鑒意義，同時也使發展型福利理論散髮出迷人的魅力。

　　需要特別指出，Lindert在書中基於嚴格的計量分析後發現，人口老齡化容易使社會達成增加社會性支出的共識，Lindert認為這種年齡效應(Age Effect)源於老年人口比其他年齡階段人口容易獲得社會福利的更多支持。尤其在中國，其傳統文化中孕育著濃厚的尊老成分，即所謂的“孝文化”和“崇老文化”。儘管這一文化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受到衝擊，卻仍然主導中國的主流社會價值。家家都有老人，人人都會變老。在老齡化的背景下合理、有序地增加相關的社會性支出，將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相整合，不僅無礙於中國的經濟增長，也將給所有社會成員以信心。

　　2.強調社會福利的生產主義轉型

　　對“生產主義”的強調是發展型福利理論及其相關社會政策的特色之一。不同於用來描述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生產性社會政策(Productivist Social Policy)，這些政策往往直接以服務經濟發展為戰略導向，將福利給付與勞動責任相聯繫，強調社會政策作為促進勞動和就業政策的工具價值，因而無法滿足失業、非正式就業以及喪失勞動能力的群體的福利需求。而發展型福利的“生產主義”則更多通過投資人力資本、增進社會資本來實現，並試圖將服務對象涵蓋整個人口。按照Taylor Gooby的觀點，“既然充分就業、通過再分配提供高水平的普遍福利已經不再可能，那麼社會福利只有用於人力資本的投資和增加個人參與經濟的機會才具有可行性。”這種生產主義的發展型福利模式為促進經濟增長、避免社會福利“抽乾”經濟發展成果提供了有力保障，並擴大了能夠提高社會成員“可行能力(Capabilities)”的社會投資。　　

　　3.促進福利主體的能力發展

　　傳統社會福利模式的基本思路是通過再分配手段將社會資源用於減輕人們的不幸，並保障其基本生活，這是一種事後補償方式，其本身不能防止問題的發生。發展型福利則改變了傳統社會福利模式對福利主體的維持性救助形式，其基本思路是致力於消除或減少那些會使人們陷入不幸或困境的因素，試圖促使福利主體的自立自強，將社會福利的被動接受者變為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主動參與者，而不是在風險成為事實後再向他們提供生活保障。與之相對應，發展型福利模式的對象也不再局限於現實中的“問題人群”，而是試圖尋求一種促進全體社會成員能力發展的社會資源再分配機制。有學者認為，對於老人、兒童、殘疾人等弱勢群體，發展型福利政策促使福利主體自立自強的做法，不僅“遠水不解近渴”，且會因對象的特殊性而喪失其有效性，因而矯治性或補缺性的福利項目永遠是社會福利的重要組成。

　　必須說明，發展型福利模式並不否認社會總是需要救濟性和以維持生存為目的的社會政策，它只是認為傳統的福利模式過於強調福利供給和收入補助，而這些措施並不能促進人們對經濟過程的參與以及對經濟成果的分享。尤其對於一個追求可持續性的養老制度體系而言，它不是簡單地使用社會資源對老年人施以救助的過程，更不是盲目地延長退休年齡或鼓勵所有老年人參與經濟活動。老年人群體有其自身的特點，只有綜合運用救助性和發展性的福利工具，將老年人的養老問題融入家庭能力發展、社區功能完善的過程之中，全面增加老年人及其家庭抵抗養老風險的能力，才能真正詮釋“發展”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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