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工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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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村工業化是位於農區的工業的興起與發展並推動整個農村經濟和社會進步的過程。有人將農村供工業化涵蓋至農村工業之外的建築業、交通運輸業、商業、飲食服務業等，包括所用非農產業。

　　農村工業化是本世紀30年代因為農民的失業、流民的大批涌現，為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這一大社會問題而提出的。當時有多種主張，如振興農業，讓農民回到土地；又如強調“都市集中”的“重工”理論。在眾多方案中，有一種主張走第三條路的觀點提出實行農村的工業化。農村工業化強調的是“農村工業”的特點，而“重工”學派張培剛、吳景超、陳序經、袁聘之等人強調的是“工業化”的特點，走歐美的古典式發展道路。所謂農村工業(當時又稱鄉村工業、鄉土工業、家庭工業)主要是指小手工業生產，誠如費孝通先生所言，“在農閑基礎上用來解決生計困難的工業”(《費孝通選集》第295頁)，農村工業實則是一種“副業”經營狀態，當然既名“工業”也不排斥機器的使用。

　　當時主張農村工業化的代表人物是經濟學家鄭林莊先生。他在1935年1月發表了“我們可走第三條路”的文章(《獨立評論》第137號)，最終使“第三條路”成為引人註目的理論流派。他認為，中國不宜立即由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而“應該有個過渡時期來做引渡工作。換言之，我認為我們所企望的那個工業經濟，應該由現有的這個農業經濟蛻化出來，而不能另自產生。”他認為都市工業雖可以增加就業，但崗位有限，非一時能夠辦到。“在農村裡面有了農業與工業相併進行，失業的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從對提出農村工業化的歷史背景考察中，我們也許能更好的理解作為一種發展道路的農村工業化。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鄭林莊雖然對農村工業化的內容的限定和概括過分狹隘，但是做為解決農民出路與農村貧困問題的道路選擇卻是具有創新意義的。

　　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鄉鎮企業的崛起，農村工業化再度成為一個理論熱點，學者們不約而同地將中國農民的這一獨創上升到了農村工業化理論層面來思考，而且，由於鄉鎮企業的飛速發展，農村工業實踐的不斷豐富和深化，理論研究的視野、題材、成果也有了空前繁榮。儘管這時已不再討論農村工業化道路能不能行得通的問題，儘管這時農村工業產生髮展的背景已大有不同(計劃經濟和農村公社制度的終結、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實行)，儘管這時研究的方法(如以劉易斯最初提出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為依據)及對實際經濟生活的影響(如小城鎮建設)大大超過了30年代，但這兩個時期討論的實則是同一個大問題，也是至今仍然沒有完善答案的老問題，即農村工業化問題，當然，這個大問題之下理所應當地包括：中國工業化道路的選擇、農村工業化的緣起、地位、作用及成功之路。

　　綜合前人在兩個歷史時期的不同論述，我們在這裡可以為農村工業化做如下“操作性定義”：農村工業化是指藉助資金、土地、人力等資本要素使機械化生產在農村能夠普遍實現，工業化操作的勞動人口在農村人口中占絕大比重，農民最終從土地中解放出來。顯然，這裡所定義的農村工業化是發展經濟學意義上的新範疇，強調藉助於要素市場，含有農村工業化與市場化不可分的意思，同時還強調農民最終走出土地。這一新的定義已經與張培剛先生所定義的工業化(實則是城市工業化)概念相去甚遠，這裡強調的是“農村工業化”五個字的不可分，或者至少是“農村工業”“化”，而不是“農村”“工業化”，即“農村”概念與以往“工業化”概念的簡單相加。

　　這正如陳錫文先生的觀點：“中國的鄉鎮企業確實是或主要是農業、農村農民的問題，他們之間那種千絲萬縷的聯繫還非常緊密。”“如果要把鄉鎮企業和它所處的特殊環境、特殊行業，以及生活在其中所有的人的關係分開，就可能會給鄉鎮企業的存在和發展帶來一些困難。因為鄉鎮企業和當地產業的發展，和當地居民的收入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他舉例說，辦在城市街道的企業和辦在村裡的企業與當地居民的關係大不一樣(陳錫文，《面對複雜的鄉鎮企業》，《經濟學消息報》1998年4月4日)。只要城鄉二元體制不打破，“農村工業”的特殊性還將繼續存在下去，同理，農村城市化也只是一句空話。

　　原來所謂的工業化，多數情況下指的是城市工業化，這已約定俗成。至於這兩年又出現的“農村工業化”、“農村城市化”那已經是後來的現實發展之後才提出來的事。實踐正在表明，在中國，只有農村工業化才預示著真正的國家工業化。這個路子是農民自己走出來的。80年代中期以前，誰也不會想到鄉鎮企業將成為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然而，鄉鎮企業的崛起絕不僅僅是一個工業經濟問題。

　　農村工業化是改革期間推動國民經濟和工業化的主要動力

　　80年代初，我國農村工業的增長對工業增長的貢獻不足20%。然而經過80年代中期以來的快速發展，到1992年，農村工業對工業增長的貢獻上升到71.15%，1978年以來，中國農村工業對工業增長的貢獻份額多年平均高41.16%。1997年鄉鎮工業完成增加值12500億元，占全國工業增加值的50%，成為我國工業經濟的半壁河山，形成與國家工業化並駕齊驅的新格局。1994年，山東省的農村工業增加值就已占到本省工業增加值的67%。20世紀90年代，江蘇省蘇、錫、常地區的鄉村工業產值已超過蘇、錫、常三市的市區工業產值。

　　農村工業化是改革期間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因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其他非農產業的發展在經濟增長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非農鄉鎮企業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由1978年的4%迅速上升到1998年的27%左右，同期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占到了GDP增長率的36%。同時，農村工業與區域國民經濟的總體發展水平的密切程度也越來越強，農村工業總產值與國民生產總值的相關係數由1988年的0.16656上升到1994年的0.17685。表明農村工業化越發達，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就越高。

　　農村工業發展在對外貿易中做出了巨大貢獻

　　1986年，鄉鎮企業外貿出口額僅占全國出口額的91.19%，到1997年，鄉鎮企業完成出口額7000多億元，占全國出口交貨總額的40%以上。“八五”期間，全國出口商品交貨額凈增量的45%來自鄉鎮企業。1992年，生產出口產品的鄉鎮企業已達10475家，生產涉及國民經濟40個行業近千種產品，其中占全國同類產品出口量較大比重有：服裝占89.17%，工藝品65.14%，輕工產品也達5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