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便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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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便車問題（Free rider problem），也稱“免費搭車”

　　搭便車理論首先由美國經濟學家曼柯·奧爾遜於1965年發表的《集體行動的邏輯：公共利益和團體理論》(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一書中提出的。其基本含義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

　　搭便車問題是一種發生在公共財產上的問題。是指經濟中某個體消費的資源超出他的公允份額，或承擔的生產成本少於他應承擔的公允份額。指一些人需要某種公共財產，但事先宣稱自己並無需要，在別人付出代價去取得後，他們就可不勞而獲的享受成果。是常指巨集觀經濟學中的公共品的消費問題。

　　在財政學上，免費搭車是指不承擔任何成本而消費或使用公共物品的行為，有這種行為的人或具有讓別人付錢而自己享受公共物品收益動機的人成為免費搭車者。

　　免費搭車現象緣於公共物品生產和消費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

　　免費搭車行為往往導致公共物品供應不足。

　　搭便車行為妨礙市場的自動調節過程。因此，一個成功的意識形態必須能夠剋服“搭便車”行為，這是各種意識形態的一個中心問題。在諾思看來，意識形態是一種行為方式，它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而使行為決策更為經濟。

　　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可找到搭便車的例子，例如許多輪船公司不肯興建燈塔，他們可以獲得同樣的服務，此種搭便車問題會影響公共政策的順利制定及有效執行。

　　德國的高福利政策也是搭便車問題的例子，高收入者支付的高額稅收對同樣享用高福利（醫療、教育）的低稅收貢獻者來說是被後者“搭了順風車”。

　　公共物品消費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使得公共物品的消費和生產具有自己的特點，同時給市場機制帶來一個嚴重的問題——搭便車問題。搭便車問題往往導致市場失靈，使市場無法達到效率。

　　一個擁擠的十字路口，由於沒有紅綠燈的控制，每輛車都急於通過路口，從而導致路口變得更加擁擠，每輛車都無法通過。設置一個紅綠燈的成本為50，000元，一年該路口通過100，000輛汽車，每輛汽車由於能夠順利的通過路口而節約的成本為10元。由於節約的成本1，000，000元大於50，000元，設置紅綠燈是有效率的。

　　市場會提供這個有效率的結果嗎，可能性比較小。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使得通過市場交換獲得公共產品的利益這種機制失靈。對於紅綠燈提供者而言，他必須能夠把那些不付錢而享受紅綠燈的人排除在消費之外，否則他將無法彌補生產成本。而對於一個消費者而言，由於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公共產品一旦生產出來，每一個消費者都可以不支付就獲得消費的權力，每一個消費者都可以搭便車。消費者這種行為意味者生產公共產品的廠商很有可能得不到彌補生產成本的收益，在長期中，廠商不會提供這種物品，這使得公共物品很難由市場提供。

　　由於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導致市場在公共物品供給上是無效率的，因此，公共物品的供給主要是由政府來提供的，但也有私人提供的。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並不等於政府生產全部公共產品，單純由政府生產和經營公共產品，由於多種原因往往缺乏效率。因此，政府的職能應該是提供公共產品，而不是生產公共產品。特別是對準公共產品，政府常常通過預算或政策安排給企業甚至私人企業進行生產。還有政府也可能通過對生產公共產品的企業進行補貼的方式來鼓勵公共產品的生產。公共物品提供的方式主要有如下幾種：

　　1、政府提供。政府直接向公民提供各種公共物品，這是現實生活中最普遍的方式。如國防、安全、公共道路、給排水等。

　　2、政府與私營機構簽訂合同。國家與企業簽訂經營公共產品，這是最普通、範圍最大的一種形式。適應這一形式的公共產品成本，主要是具有規模經濟的自然壟斷性產品，如大部分基礎設施。如國家允許私人企業以建設——經營——轉讓（BOT）的方式參與公共基礎設施及服務的提供，即政府允許私人企業投資建設公共基礎設施，並通過若幹年的特許獨家經營，等到收回自己的投資並獲得利潤後，再由政府接收該公共基礎設施。如廣西的馬江至梧州高速公路。

　　3、政府授予私營機構經營權。政府將現有的公共基礎設施以授予經營權的方式，委托給私人公司經營，如自來水公司、供電等。此外，還有很多的公共服務項目也是由這種方式經營的，如政府將城市衛生管理、綠地維護、市政設施維護等委托私人管理。

　　4、政府給提供公共物品的私營機構提供補貼。例如，補助津貼、優惠貸款、減免稅收等，政府提供財政補貼的主要領域是科學技術、基礎研究、教育、衛生保健、住房、圖書館、博物館等。

　　5、私人提供。以廣播節目為例。廣播節目是公共物品，既無競爭性，也無排他性。但卻有私人提供。如私人電臺，或者私人辦的節目。在中國的官辦電臺里，一些節目也承包給私人。提供廣播節目的私人，如私人電臺或承包官辦電臺的節目的個人或者企業，雖然不能從廣播節目的消費者中收取費用，但卻可以向廣告發佈者收取廣告費。一些海上燈塔也是有私人經營的，經營者雖然沒有辦法向使用燈塔的船隻收費，但卻可以向港口收費，因為如果港口不交費，燈塔經營者就關閉燈塔，從而船隻也就不能來你這個港口了。這與廣告商願意交付廣告費是同樣的道理。這兩個例子涉及到複雜的合約安排問題，希望詳細瞭解的讀者可以學習《新制度經濟學》中的合約理論。

　　假設在一條街道有25名住戶，並且本街道即將進行衛生設施改造，改造的費用為$2500。因此分攤到每個住戶的改造費用為$100。雖然設施的改造 會使得所有住戶都可以受益，但當費用是自願支付時，肯定會有一部分的住戶拒絕交納。這部分住戶盤算著其它住戶會分擔改造費用，而此種衛生設施肯定會投入使用。

　　解決方法是使得25名相互獨立的住戶作為一個整體支付這筆費用，即集體意志代表個人意志。在此情況下，住戶可以通過投票決定是否進行設施改造。如果投票的結果認為應該進行改造，則所有住戶都必須交納費用。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一些公共服務，如國防、公共治安等，就必須由政府組織提供。

　　當然，僅僅通過投票決定還沒能把問題解決。住戶們還需要對費用的分攤比例進行討論，因為一種平均分配費用的原則又顯得無法公平的反映用戶之間的差異。

　　為了迅速普及和推廣一個品牌，很多企業都選用與品牌相適應的明星來代言，這種“名人效應”從某一方面來講，也是一種“搭便車”。

　　TCL為了打造“ 國產手機第一品牌”的國際化形象，斥巨資1000萬元聘請“南韓第一美女”金喜善，並力邀國際級導演張藝謀擔綱廣告片的拍攝。金喜善美麗、高貴、大方，符合產品本身的特質，同時她的國際化背景和對中國年輕時尚群體的巨大感召力也是TCL品牌可以搭便車的重要因素。在金喜善出演的TCL手機品牌形象的廣告中沒有一句臺詞，金喜善只是利用自己的肢体語言和表情表達出她對TCL手機的喜愛和信賴。這部廣告片在中央電視臺的黃金時段進行了投放，取得了很好的傳播效果，TCL手機“中國手機新形象”的傳播語傳遍全國。應該說，邀請金喜善的策略對於迅速打響TCL手機品牌而言是正確而有效的。

　　在圖書市場上同樣存在搭便車的例子：比如，前幾年有一本《誰動了我的乳酪》暢銷，市面上立即出現了《我該動誰的乳酪》、《誰也不能動我的乳酪》等一系列跟風書；又如《絕對隱私》一書，跟風的“隱私”一片，脫得光光追著讓你看，哪有“隱私”可言。書倒都暢銷了，手法卻千篇一律。

　　善於投機的企業總是可以充分利用外部性坐收漁翁之利。同時也正是由於便車的便利性的存在，行業的先導者在大張旗鼓地進入某個領域的時候，也應該儘量減少投機者利用自己的宣傳聲勢所形成的便車的機會。“搭便車”與“反搭便車”的鬥爭就像一場貓與老鼠的戰爭，其中的妙義就在於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誰的手法更為天衣無縫，巧奪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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