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X效率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银行X效率是指除规模和范围影响之外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是关于银行整合技术、人力资源及其他资产用来生产既定产出的经营管理水平的测度。

　　传统理论认为银行效率来自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但国外经济学家研究表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在银行业中并不显著。目前X效率被认为是决定金融机构经营绩效至关重要的因素，银行效率的研究范围也由最初的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发展到目前以研究X效率为主。X效率是除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之外的所有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总和。X效率的判断标准认为，如果银行没能以最节省成本的方式生产既定产出，那么它处在X无效率状态，它或者浪费了使用的投入，或者在生产时使用了错误的组合，即技术无效率或配置无效率。

　　在早期对银行效率的研究中，人们(Beston，1965，1972；Bell和Muephy，1968)基于新古典理论中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侧重于使用估计的线性对数成本函数对银行的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进行度量。后来，Beston，Hanweck和Humphery(1982)又利用超对数成本函数形式对原来的线性对数函数形式的不足进行了修正，他们认为银行存在着U型并向上倾斜的成本曲线和最优的规模效率。

　　但是，Ferrier和Lovell(1990)对上述研究给予了致命的一击，他们指出那种认为银行总是处在效率边界上进行生产的假设是错误的，因为银行同Leibestein的企业一样会偏离效率边界，在效率边界之外测定规模效率就会包含了X低效率。只有在控制了X低效率以后，才能有效地分析规模效率的大小(Allen和Rai，1996)。他们的论述引起了金融理论界的重视，并拉开了对银行X效率研究的序幕，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Berger，Hunter和Timme(1993)对美国商业银行X效率的考证。他们通过实际测算后发现，银行X低效率确实存在，而且X低效率导致的效率损失大约占银行总成本的20%和利润的50%，而规模和范围无效率只占了不到5%。至此，人们将银行效率分解为三类：银行规模效率、范围效率和X效率，并逐渐把研究重点从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转移到银行的X效率上来，庸以研究放松监管、银行并购、金融机构倒闭、不良贷款产生、市场结构与银行绩效、银行支付体系和跨国经营等因素对银行效率的影响(Berger和Humphrey，1997；Pilloff和Santomero，1998；Maudoset.al.，2002)。

　　随着时间推移，银行X效率的定义也在不断演化。Berger，Hunter和Timme(1993)以及Lovell(1993)将银行X低效率理解为银行偏离效率边界的程度，体现了银行的投入、产出或者投入与产出的组合，其实际值与最优水平之间的差距。而Baueret.al.(1998)干脆将银行X效率等同于边界效率(frontier efficiency)，并将其定义为银行决定投入、产出以实现成本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的经营管理能力；相应的，X低效率就反映了在相同的市场条件下一家银行同本行业边界效率最高的银行之间绩效的差距。从中可以看出，银行X效率是一种相对的效率范畴。Frei，Harker和Hunter(1998)进一步赋予了银行X效率更广的内涵；他们将银行业的X效率(或overall efficiency)概括为“除规模和范围影响之外的技术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和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是关于银行整合技术、人力资源及其他资产用来生产既定产出的经营管理水平的测度”。

　　现代金融中介理论对银行存在的价值及其所发挥的功能提供了合理的解释。目前，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银行中介具有识别厂商、分散风险、动员储蓄、积累资本、配置资源、减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发生、降低交易成本等重要功能(Levine，1998)。但是作为资金供求的中介渠道，商业银行生产的是信息密集型的金融产品，它能否实现上述功能不仅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有效地运作，还要考虑到经营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外部效应，因此商业银行不能简单地与一般企业相提并论，银行X效率的内涵和外延也与一般企业的X效率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对此，我们还必须从多重维度加以理解：

　　1、信息生产者与代理人的维度

　　早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忽视了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的重要性。例如MM理论的关键假设就在于：无交易成本和无套利机会。在Arrow Debreu Mackenzie所描绘的完美世界中，银行中介甚至没有存在的必要。而Akefiof(1969)的柠檬市场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产权制度和企业内部结构安排的不同，将导致微观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的上升和不确定性的增加，从而使金融中介有了存在的微观基础。

　　正如Diamond(1984)所说，获得企业信息是需要较高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transaction and information cost)的，最有效的方式是委托一个特别的经济人——银行来承担这种任务。因为银行在贷款发放和定价的过程中会形成专有性质的信息，而这些专有性质的信息又抑制了贷款的市场交换性。Diamond(1984)进一步把银行中介生产借款人信息的能力称作银行监督(bank monitoring)。Gale和Hellwig(1985)，Williamson(1986)，Stiglitz和Weiss(1981)，Bester(1985)，Clemenz(1986)，Hellwig(1991)，Freixas和Rochet(1998)等学者基于对银行监督的不同理解，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这一方面的研究。在他们那里，银行监督可以被理解成为包括事前筛选、事中谈判、事后监督的综合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成本，也相应地分为三个部分：其一，事前交易成本——交易前搜寻、评估、核实企业或项目信用质量的成本；其二，契约成本——洽谈交易、订立合同的成本；其三，事后交易成本——执行交易、监督企业的成本。由此可见，作为金融中介，商业银行扮演着信息生产者和代理人的双重角色，而且它在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上的优势是其作为金融中介的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而不同银行在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上的差异恰恰体现了银行监督效率的高低。

　　随着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理论的发展，Leibenstein(1978，1987)也进一步修正了他对X效率的认识，他认为X低效率来源于企业内部由于生产计划的决策和执行上的偏差或滞后、信息传导上的扭曲、企业员工的惰性以及不确定性因素所导致的效率损失。因此，作为解决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失灵而产生的银行中介的x效率，首先体现为银行的监督效率。具体而言，在信息生产过程中，银行如何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有形资产和信息技术消除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反映了银行的配置效率；与此同时，银行基于信息生产所进行的信贷资金配置和金融服务效率也就体现了银行中介的技术效率。

　　但是，银行X效率不仅取决于银行在获取企业信息上的效率，还体现在银行信息内部传导效率和信息决策效率两个方面。对于商业银行来说，银行获取企业信息越准确可靠，内部信息传导越顺畅便捷，信息决策下达与执行越及时有效，交易成本就会越低，信贷资金使用效率就会越高，信用风险就会越小。当然，银行获取借款人信息的效率是银行中介信息生产效率的基础，并最终决定和影响着银行贷款的数量与质量。另一方面，作为储户和股东代理人的银行，它的X低效率还来自其内部和外部的委托代理关系，后者制约着银行运用信息、支配投入资源的效率。我们可以将这种代理关系划分为三个层次：银企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银行内部层级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银行经理层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链条发生问题都会产生额外的交易成本，影响着银行经理层或员工的工作热情，并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进而对银行X效率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把银行生产信息的效率称作监督效率的话，那么银行代理关系则体现了谁来监督“监督人”以及监督“监督人”的效率。这两种效率是互相作用的关系，代理成本的大小(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激励机制的完善)影响着银行信息生产三个层面的效率；反过来，信息生产效率提高(比如组织机构的优化、信息技术的进步)，也会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减少银行内部和外部的摩擦。总之，单纯从信息生产的维度或者从代理成本的维度讨论银行X效率都是不完全的。

　　2、效率和效果的维度

　　银行X效率不仅体现在银行把事情做正确(do the thing right)的效率范畴上，更体现在银行是否做了正确的事情(do the right thing)的效果范畴上。换句话说，在衡量银行X效率时不能仅仅以银行产出的数量作为标准，还必须考虑银行投入、产出过程中所承担的风险以及银行所提供的金融产品的质量(例如不良贷款的产生)。一般的，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数量会由于贷款的价格、支付期限、风险结构、信息透明程度、抵押品数量和类型、信贷契约的法律效力等因素的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因为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着银行发放贷款、监督借款人、控制风险的成本。如果银行是厌恶风险的，而且政府部门设定了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就会导致银行经理人不愿意承担相应的成本，由此容易导致贷款萎缩。相反，过度的风险偏好虽然短期内可能增加产出，但是却可能引发新增不良贷款和潜在的效率损失。

　　大量的研究发现濒临倒闭的银行往往与效率边界相距甚远，亦即存在着明显的X低效率(Berger和Humphrey，1992；Barr和Siems，1994；Deyoung和Whalen，1994；Wheelock和Wilson，1995)。其原因之一就是银行经营不善导致其在监督借款人方面存在着弊端，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贷款。早期研究认为，银行实现规模扩张可以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来分散风险。但是Winton(1999)却指出，多样化策略并不是银行规模被动的函数(passive function)，而是银行经理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自主选择的变量。如果银行发现及时有效的监督难以执行，它转嫁风险(risk shifting)的手段就是放弃监督。因为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时期，企业违约率较低，银行不进行监督可以节约成本(skimping)，这时银行更倾向于降低监督强度，并集中向规模较大、收益率高的企业发放贷款。但是，在经济遭受逆向冲击后，企业违约率上升，监督低效的银行就不得不吞下大量贷款项目失败所酿成的苦果。典型的案例是1982年，美国依利诺依州大陆银行将20%的贷款份额投资在能源部门，结果在石油价格狂跌的时候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银行X效率的高低还隐含着对银行风险偏好和贷款质量的评价，在具体分析时必须考虑银行贷款的期限结构、产业结构以及银行资产的组合情况。否则银行产出质量的异质性会导致对银行X效率的错误估计，人们会把那些支付较多成本用于确保贷款质量和安全的银行看作是低效率的。

　　3、个体效用和社会最优的维度

　　Cooper，Seiford和Zhu(2003)定义了两类X效率：

　　(1)广义的Pareto-Koopmans效率：对于任何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在不使现在的投入、产出水平变坏的条件下，当且仅当不存在改进其投入、产出水平的机会时，这个决策单元是具有X效率的；

　　(2)相对X效率：相对于其他决策单元的绩效，在不使现在的投入、产出水平变坏的条件下，当且仅当不存在改进其投入、产出水平的机会时，这个决策单元是具有X效率的。

　　广义X效率的定义实际上反映了从社会整体角度对银行X效率的规范分析和价值判断。而相对效率的概念则是从银行个体角度出发，体现的是银行自身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因而是狭义的概念。

　　从银行个体的角度，银行经理人和员工对个人效用的追求与银行成本效率或利润效率的目标并不一定是一致的。例如，配置无效率对银行经理人的个人效用或许是最优的(Fukuyama，1995)，因为这可以满足他增加隐性收入、享受在职消费、提升内部威信的欲望，结果却是产生了大量的冗员、过多的无效机构、过高的经营成本。这种x低效率相当于浪费了过多的投入资源，而且最终产生的成本要由银行的客户(企业或储户)承担，因此存在着帕累托效率改进的可能。从产出的角度，银行技术不效率又反映了银行在现有投入条件下，提供了不合理的产出数量或组合，因而容易产生较大的负外部效应。例如，相对大企业，X低效的银行往往对中小企业会采取歧视政策。因为从银行个体角度，这么做有利于银行经理人减少相应的监督成本和所承担的风险，保住自己现有的工作和社会地位。但是这种行为的后果却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产生了较大的社会福利损失，同样也存在着帕累托效率改进的可能。

　　因此，从广义的社会最优维度来看，银行X效率的外延超越了一般企业X效率理论所能涵盖的范畴，这也说明政策当局对银行监管的目标除了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等传统指标外，还要考虑到银行X低效率及其所能产生的负外部效应。

　　1、不良贷款与银行X效率

　　目前，理论上关于银行不良贷款与银行X效率的关系存在着多种解释。首先是坏运气假说(bad luck hypothesis)，这种观点认为不良贷款通常是由于不可控制的外部冲击造成的，比如说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的传染等因素(Whalen，1991；Barr和Siems，1994)。因此，为了管理这些不良贷款，银行必须支付更高的营业费用，从而导致银行X效率的下降。

　　与之相反，经营不善假说(bad management hypothesis)却认为不良贷款是由于可以控制的内生变量引起的。在这里，银行X低效率是因，而不良贷款是果。因为一家银行X效率不高体现了该银行日常经营管理能力的低下和经营成本控制能力的不足。在这样的银行里，业务人员的信用评级水平较差，因而发放的贷款中净现值较低(甚至为负)的比重偏高；而且在对借款企业抵押品价值的评估上，通常存在着经验和技术上的缺陷；此外，经营不善的银行还往往对借款企业的事后监督不力。上述这些X效率低下的行为特征易于导致银行呆坏帐的积累和倒闭的风险上升。Berger和Humphery(1992)，Cebenoyan，Cooperman和Register(1993)以及Wheelock和Wilson(1995)的实证研究发现，银行的X低效率与银行破产比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Barret.al.(1994)还证明，X效率的下降通常是银行最终破产的先导指标。

　　还有一种理论被称作成本节约假说(skimping hypothesis)，它认为银行配置给监督企业方面的资源的多少共同影响着银行的贷款质量和X效率。在经营决策过程中，银行经理人通常要在短期的经营成本和长期的盈利能力以及稳定性之间进行权衡。如果出于短期利润最大化的动机，银行决策层可能采取缩减短期成本的策略，于是就会减少对银行监督所必需的资源。结果，在事前筛选、事中评估、事后监督借款人方面的成本节约，立竿见影地起到了提高短期经营绩效和成本效率的效果。虽然这么做暂时不会影响不良贷款的存量，却换来了未来一段时期更低的X效率、更高的不良贷款比率。

　　可以说，不良贷款与银行X效率关系理论具有着极强的政策涵义：1、如果坏运气假说成立，那么银行监管部门应当注意对商业银行风险敞口的监管，比如限制贷款的期限结构和贷款投向的集中程度，鼓励较低的贷款资产比例，减少流动性负缺口，从而可以有效降低银行遭遇外部冲击的风险和潜在的损失；2、如果经营不善假说成立，那么说明银行中介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于银行内部，政策部门除了传统上的安全性指标外(呆坏帐损失、信用风险等)，还应当注意对银行X效率指标的监测，促使问题银行完善其经营管理水平；并进一步提升其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3、如果成本节约假说成立，同经营不善假说相似，表明银行内部因素是影响银行长期稳健性和安全性的源泉，但是银行监管侧重点应该放在商业银行贷款审批和监督流程在内的风险控制体系上，比如说抵押和质押贷款比率，呆坏帐准备金覆盖率等指标。

　　2、银行业市场结构与X效率

　　目前，世界范围内银行之间的并购浪潮此起彼伏，使人们对市场结构的集中度(concentration)这一古老的话题重新展开了讨论。其实，市场结构与X效率的关系也是X效率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Leibenstein一直强调垄断市场结构对企业X效率的负面影响。不过，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垄断是否一定会影响银行X效率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1)市场势力假说(MP，market-power hypothesis)

　　市场势力假说中，流传最广的是结构一行为一绩效假说(SCP，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产业组织理论最初关注银行业市场结构是基于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派的一种基本理念，即市场竞争强度的增强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相反，任何市场力量(垄断)的存在都会导致对市场效率的偏离。在结构一行为一绩效范式下，关于银行业市场结构与银行X效率的关系理论又被称作平静生活假说(QL，quiet-life hypothesis)。其实，平静生活假说最早起源于Hicks(1935)的观点，即如果银行具有市场势力(或者是占有较大市场份额或者是由于市场过度集中)，银行经理人并不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而只是关注如何通过设定较为有利的价格水平，籍此享受一种平静的生活(Rhoades和Rutz，1982；Clark，1986)。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有市场势力的银行会限制贷款数量，并拒绝那些有潜在价值的贷款项目，从而导致单位资产的产出或利润降低，从而导致X效率的下降。在实证方面，Berger和Hannan(1998)，Berger和Mester(1997)曾经证明，在缺少竞争的环境中，银行经理人出于对平静生活的向往，的确有动机将银行的资金投向那些风险更低的投资组合中。另外Demirguc-Kunt，Laeven和Levine(2003)利用77个国家的银行数据，也发现银行市场的垄断结构对银行效率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2)效率结构假说(ES，efficiency-structure hypothesis)

　　ES假说从银行效率的角度重新解释了银行利润率与市场份额(或银行业集中)之间的相关关系，得出了与SCP假说截然不同的结论。ES理论源自Demsetz(1973)，Peltzman(1977)，Brozen(1982)以及Gale和Branch(1982)的观点。持这种理论的学者认为，银行效率的提高是导致银行较高的利润率和更高的市场份额的根本原因，如果控制了银行效率因素，则银行获利能力与市场结构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且没有任何经济意义(Punt和VanRooij，1999)。实证上，Smidock(1985)，Timme和Yang(1991)，Berger(1995)，Goldberg和Rai(1996)曾经找到了证据，支持了上述观点。ES假说进一步包括X效率结构假说(efficient-structure-Xefficiency，ESX)和规模效率结构假说(efficient-structure scale efficiency，ESS)。ESX假说认为银行X效率的提高会带来较高的利润，并且相对于x低效率的银行来说，该银行会获得更大的市场占有率。银行利润率与市场份额之所以存在显著而无意义的正相关关系，是因为它们都是X效率的函数，而且都与X效率呈正相关。而ESS假说与ESX相似，只不过银行效率体现为规模效率指标罢了。

　　市场结构与银行X效率的研究与实证分析对一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是十分重要的。如果SCP假说成立，说明鼓励银行之间竞争，取消外部银行准入限制，建立良好的、公平的竞争环境，对商业银行效率的提高和绩效的改善具有实质性的意义；相反，如果ES假说成立，则表明政府对银行之间并购的限制是不必要的，过度的强调竞争反而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

　　3、公司治理结构与银行X效率

　　早期Leibenstein的X效率理论强调了企业组织内部契约的不完全性和人的重要价值，认为企业存在着尚未利用的机会(X低效率)往往是由于个人(经理人和员工)缺乏努力工作的动机(或所谓的惰性，inertness)造成的。换句话说，人的因素或企业组织内部的问题是产生X低效率的主要来源，这在本质上与目前方兴未艾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因为从契约理论的角度，Alchian和Demsetz(1972)就曾经将企业看作一种“团队生产”的方式。他们认为，由于最终产品是团队内成员协同生产出来的，每个成员的个人贡献不可能精确地进行分解和观测，因此不能按照每个人的真实贡献率支付报酬。这就导致了一个偷懒问题(shirking problem)：团队成员缺乏努力工作的积极性。为了减少这种规避行为，就必须让部分成员专门从事监督其他成员的工作。而监督者必须能够占有剩余权益，否则它也缺乏监督的积极性。现代契约理论将如何分配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称作企业所有权安排，这也是产权制度的广义范畴。因此，Leibenstein提出的企业X低效率的内在因素，实际上也就是如何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完善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

　　对于银行产权结构与X效率的关系，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私营银行与国有或合作制银行之间的X效率是否存在差异；一是上市银行与非上市银行X效率是否有所不同。不过实证方面，银行产权结构对银行X效率的影响并不都是一致的，而是混合的(mixed)。例如，Cebenoyanet.al.(1993)就认为所有权因素对银行X效率的影响不大。Altunbaset.al.(1994)对土耳其银行业进行调查后发现，1991-1993年土耳其国有商业银行的平均X效率与私人银行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针对发展中国家银行业，Bhattacharya，lovell和Sahay(1997)利用印度银行数据证明，国有银行的X效率甚至要高于私人银行。

　　青木昌彦(2001)曾经强调，组织活动在组织目标下得以协调的必要条件是某种治理机制能够产生、维持和制约参与人误用人力资产的稳定预期，这表明公司治理的实质就是要解决委托代理的效率问题，而产权制度是企业内部组织制度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公司治理就是在既定的产权制度基础之上对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进行构建。在银行内部激励机制构建方面，Jensen和Murphy(1990)，Mehran(1995)曾经提出了经理人补偿理论，证明现有银行的固定补偿机制不足以激励经理人承担足够的风险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因此应当建立以银行绩效为基础的补偿机制。不过从另一个角度，Arnould(1985)，Berger和Hannan(1998)，Hannan和Mavinga(1980)，Purroy和Salas(2000)等人却认为，银行经理人总是存在着对自己和员工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而非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经理人存在着所谓的费用偏好(expenses preference)行为，如果按照利润最大化标准衡量银行经理人在位期间的绩效和X效率显然并不合适。这些证据表明，银行中介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与一般的企业存在着诸多不同，能否运用一般企业的产权理论来解释银行中介的问题仍然存在疑问。

　　4、组织结构与银行X效率

　　影响银行X效率的代理问题还体现在银行组织结构的有效性上。Williamson(1967，1988)，Cerasi和Daltung(2000)认为，多数银行通常建立了一套上级对下级监督的层级体制，随着规模的扩大，内部层级就会越多，从而导致更高的银行经营成本和内部监督成本，这就是所谓的银行组织不经济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组织不经济不仅降低了银行内部的监督效率和信息传导效率，还容易诱发银行经理人和员工的惰性及其道德风险，从而产生了严重的代理问题和X低效率。而且这种低效率不仅体现在银行内部，同时也会产生较大的负外部性。Berger et.al.(1999)指出，大的金融中介由于组织结构无效率，因而更倾向于使用硬信息(hard information)，这会导致大银行偏好于信息较为公开和透明的大企业。相反，层级较少的小银行，在处理较为不透明的软信息方面更为有利，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效率更高(Stein，2000)。

　　5、Malmquist生产力指数和银行X效率

　　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企业总是在效率边界上进行生产，不仅忽视了X效率的存在，也没有考虑到X低效率对企业生产力(productivity)的影响，因此，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大小只是取决于产出和投入之间的比例关系，生产力的增长也就被等同于效率边界的位移(或者称之为技术变迁)。然而，这种观点是有相当大的缺陷的。因为现实生活中，除非X低效率不存在或者企业的X效率固定不变，否则就会无法准确判断企业生产力的增长是来自效率的提高还是纯粹的产出扩张，所以，研究生产力的变动必须综合考虑X效率变化的净效果和效率边界的移动幅度。

　　其实，加入效率变化的生产力指数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家Malmquist(1953)所提出的概念以及Shephard(1970)设计的距离方程(distance funotions)。后来，Cave et.al.(1982)利用Shephard的距离方程实际测算了企业的生产力变化，并形成了后人所公认的生产力Malmquist指数分析框架(F?reet.al.1985，1994)。Berget.al(1992)是最早将这种研究方法运用到商业银行的学者之一，他们测度了1980-1989年间挪威银行业生产力的增长状况，证明该国金融自由化政策实施前后，银行生产力出现了先降后升的变化。此外，Fukuyama(1995)，Grifell和Lovell(1997)也利用了相同的方法，分别对日本和西班牙商业银行的效率和生产力情况进行了相关研究。

　　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国际银行业的竞争加剧，各国银行纷纷把提高竞争力放在首位，加强了银行的管理。相应地，理论界对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由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转向了X效率。X效率被认为是金融机构经营业绩重要的影响因素。

　　关于商业银行X效率的测度

　　前沿边界分析法在国外的研究中已经比较成熟，在以DEA为代表的非参数方法与以SFA为代表的参数方法中，更多学者采用了DEA方法。在银行效率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很显著。De Yong(2001)以美国的7000家商业银行作样本，考察了美国的商业银行在1993-1999年的效率。研究发现，银行地域范围的扩张与银行效率之间不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几种在一个地区的银行与跨州银行都可能具有较高效率水平。Roberta B.Staub等（2010）针对巴西的银行在2000-2007年的数据研究了成本、技术和配置效率，用DEA法计算得到效率的分数。发现巴西的银行比欧洲和美国的银行有低水平的经济(成本)效率。巴西的银行的经济低效率的产生主要归因于技术效率低下而不是配置效率低下。国有商业银行尤其如此。没有证据显示经济效率的差异是由于银行规模类型的活动。

　　也有很多学者使用了SFA方法测度银行效率。Xiaoqing Fu and Shelagh Heffeman(2007)运用随机边界分析方法，研究了1985-2002年中国银行业的成本效率情况，运用二阶段回归模型估计了所有权结构和银行改革对成本效率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选取的样本银行平均在低于成本效率边界50.60％的水平上运营，并且股份制商业银行要比国有商业银行更具效率。Santosh Kumar Das和 Imed Drine（2011）运用傅立叶灵活函数形式和随机成本前沿方法分析了印度银行业的X成本效率。研究发现，国有商业银行是最有效的银行，然后是国内私有银行和外资银行。这点与国际上的一般看法相反。并且针对这个结论提出了两点可能的原因。

　　另外，也有学者运用其他方法对此进行研究。Yildirim and Philippatos(2007)运用自由分布分析法对中东欧12个转型经济国家的银行在1993-2000年的效率进行研究，得出这些国家的银行管理的非效率是显著的，有接近一半的利润损失由非效率所致。Leigh Drake等（2009）采用基于松弛函数的方法研究了日本银行系统的效率。结果发现不同的银行在平均效率得分，分数的离差分布、效率的比较排名三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我国的银行体系在1983年之后才逐渐形成，学术界对银行效率的研究开始于90年代后期，目前对银行X效率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

　　关于商业银行X效率的测度

　　最早的学者利用单一财务指标比较法对银行效率进行研究。赵旭，蒋振声（2001）采用资产利润率等经营指标和存款费用率等成本效率指标研究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得出我国银行效率低于西方发达国家银行效率，表现在技术进步缓慢，资源配置效率低和缺乏规模经济的结论。

　　近年的研究更多的采用了前沿边界分析法。在非参数法方面，张健华(2003)利用DEA的改进模型对1997-2001年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银行业中效率最高的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最低的是服务范围受限的城市商业银行，并且我国银行业可能还存在着X低效率。陈守东、刘芳（2006）利用1996-2005年的数据，运用DEA模型全面测度了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成本效率和配置效率，结果表明国有商业银行三种效率均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参数法方面，刘琛，宋蔚兰(2004)运用随机边界分析法，利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十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996-2001年的数据，对银行业的X非效率和技术效率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较低，上市银行的效率较高，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效率差距在不断减小；中国银行业存在着轻微的规模不经济，国有商业银行显著规模不经济，股份制银行存在规模经济。刘志新，刘琛（2004）采用自由分布方法(DFA)对我国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996-2002年的效率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较低，股份制银行中上市银行的效率较高，中国银行在国有商业银行中效率最高。王聪，邹鹏飞(2006)采用正态-半正态的SFA模型和极大似然估计技术测度了15家银行1996-2003年的成本X效率，得到中国商业银行的X成本效率总体情况较差，彼此差异较大的结论。

　　也有一些学者采用综合两种方法原理的新方法或是将同时使用两种方法进行比较研究。黄宪，余丹，杨柳（2008）运用DEA三阶段模型，考虑剥离环境和误差因素后我国13家商业银行1998-2005的X效率表现，结果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X效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其提高主要源于配置效率。周四军等（2008）利用1999-2005的数据，采用财务指标法和DEA法研究中国商业银行的效率，得出两种测度方法下国有商业银行效率均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结论。林森（2009）基于StoNED方法，对中国商业银行1996-2005年间的X效率进行了评价，发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绩效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在2002年之后绩效得到明显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