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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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分類就是根據特定的需要和標準，通過比較，把人類的全部知識按照相同、相異、相關等屬性劃分成為不同類別的知識體系，以此顯示其在知識整體中的應有位置和相互關係。

　　當代有不少學者,在追溯知識分類歷史時總認為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是最早對知識進行分類的人。事實上,我國有記載的知識分類要比西方早得多,漢語中的範疇概念來自於上古文獻《尚書·洪範》。其中的“九疇”就是按知識的用途將其劃分為天文、地理、農事、國政、人倫日用等部類的早期方式。在殷周時代,我國已出現了禮、樂、射、書、御、數的六藝分類法。儒家的傑出代表孔子在講學時已經採用了分科(分為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授徒的方式,並把六藝作為基本內容實施普遍教育。儒家的知識體系也充分體現其經世致用的思想特色。

　　知識起源於人們的日常生活需要。“古代科技文明最先發展起來的是與人們的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學科或技術,其特點是經驗性、技術性、實用性,其目的和價值就是滿足當時人們最朴素的生活和生產的需要”。知識的原始分類實質上就與知識的起源密切相關。“許多現存的專門學科是從日常生活的實際關註中發展出來的,對此沒有嚴重異議:幾何學發源於土地測量和勘定;力學產生於建築和軍事技術中提出的問題;生物學起因於人的建康和家畜飼養問題;化學肇始於冶金和印染工業提出的問題;經濟學髮端於家政和政治管理問題,等等”。

　　當今的專業知識有許多都是隨著社會的自然分工而自然形成的。英國科學史家W·C·丹皮爾也說:“常識性的知識和工藝知識的規範化和標準化,應該說是實用科學的起源的最可靠的基礎”。

　　在當代,這種以知識效用為核心的知識分類方法,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知識經濟社會理論。例如:奧地利出生的美籍經濟學家弗里茨-馬克盧普根據知識的實用價值把知識分為五類:實用知識、學術知識、閑談與消遣知識、精神知識、不需要的知識。他的分類有著明顯的經濟學目的,主要是為“知識產業”尋找立足點,在確定知識範疇的基點上把知識產品區分為三種形式,把知識產業劃分五大部門,從而奠定了他的知識經濟學理論。

　　受知識經濟發展的影響,近年來企業界紛紛開始了知識管理活動。為了突出知識的實際效用和價值,管理者也常常把知識分為五類: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內部知識和外部知識、個人知識和組織知識、實體知識和過程知識、核心知識和非核心知識。這種分類方法的好處在於用動態的知識觀看待知識,它“意味著將註意力更多地集中於知識的共用、創新、適應、學習、運用和溝通這一動態過程,意味著把知識看成是一個充滿不斷轉變,融合、合併的動態體”。它鼓勵參與和協作溝通,為知識的交流、創新和運用提供條件。

　　按照科學研究的對象對知識進行分類,也是一種具有悠久傳統的知識分類方法。其原則就是以研究對象的性質來決定知識的類型。比如:以自然界為研究對象的知識成果就是自然科學,以人類社會為研究對象的知識成果就是社會科學。這種分類方法最早由德國哲學家威廉·狄爾泰提出,他在《人類研究導論》中,明確地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範疇區分開來。他認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種種典籍及其制度和習慣都體現了人的生命和精神,因此又把社會科學稱作“精神科學”。這種劃分後來被人們稱為現代知識體系誕生的標誌。

　　繼狄爾泰之後,德國哲學家文德爾班對這種兩分法提出了自己的新見解:“對於這些旨在認識事實事物的學科,現今流行的分類是把它們分為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我認為這種方法並不恰當”。他主張使用自然科學與歷史科學兩個概念來取代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的對立。前者是“規律科學”,後者是“事件科學”,前者是制定法則,講的是永遠如此的知識,後者是描述特征的,講的是一度如此的知識。其最大區別在於利用事實來構成知識時,前者追求的是規律,後者追求的是形態。它們的研究方法也有不同,“在自然研究中,思維是從確認特殊關係進而掌握一般關係,在歷史中,思維則始終是對特殊事物進行親切的摹寫”。

　　德國哲學家李凱爾特又繼承和發展了文德爾班的思想,他進而提出了兩種知識分類方法。他說:“由於科學既可以從它所研究的對象的角度,也可以從它所採用的方法的角度而相互區別。因此,既可以從質料的觀點,也可以從形式的觀點來對科學進行分類。這兩種分類原則是一致的”。他主張通過把一切實在都當作歷史的實在使自然和歷史統一起來。但在對歷史實在的理解上,他又試圖設立新的標準,以避免狄爾泰等人在這方面過分的主觀主義傾向。他說:“事實上,我相信從自然和精神的對立出發進行的分類研究,不能達到理解經驗科學之間實際存在著的區別,然而問題首先取決於這種

　　區別”。“更為重要的是,用自然和精神這樣一種唯一的對立,根本不能從方法論上把專門科學的多樣性劃分開,在這裡面臨的問題比人們通常想象的情況要複雜得多。在我看來,方法論在劃分專門科學時必須以下麵兩對基本概念去代替自然和精神的這一種區別”[6]由於歷史的對象是人的社會活動,社會活動及其價值又都可溶合為文化,因此他把歷史科學又稱為文化科學,使用自然與文化相對的新概念取代自然與歷史相對的概念。

　　知識屬於認識的成果。從認識論出發來觀察知識,知識的屬性極其複雜。西方古代哲學家柏拉圖認為,知識是人心靈的產物,他以人的心靈為基礎,把知識分為4種狀態:理性、理智、信念和表象,前兩者是“本質的理性的認識”,後兩者是“關於派生的易逝的東西的意見”。與這4種狀態相應的是知識的四個等級。

　　亞里士多德拋棄了柏拉圖的唯心主義理念論,改造併發展了柏拉圖的知識分類法。他從人類的實踐活動出發把知識分為理論之學、實用之學和創造之學三大類。理論之學是純粹理性,包括數學、幾何、代數、邏輯、物理學和形而上學;實用之學是關於人類行動的學問,包括倫理學、政治學等;創造之學是關於創作、藝術、演講等學問。他的知識分類方式一直沿襲到15世紀。在教育學界,教育家為了更好地實現教育目標,更是重視知識的屬性特征,以便於對它們進行分門別類的傳授。尤其在現代教育中,人們把知識分為四類:事實性的、概念性的、程式性的和元認知性的知識。事實性知識指獨立的、特定的知識內容,如關於專有名詞等;概念性知識相對於事實性知識要複雜、更有組織性,如關於理論、模型、結構的知識等。

　　這兩類知識都是指有關什麼的知識。程式性知識是指如何去做的知識,如關於技能、方法的知識等;元認知知識是指個體認知方面的知識,如關於策略的、任務情景和自我認知的知識等。這種分類方法是當代教育領域里取得的新成果,有助於教育者更好地實現教育的具體目標。

　　所謂知識形態,一般分為兩種概念來表達:即知識的主觀形態和客觀形態;或稱為主觀的知識與客觀的知識;也有人稱其為言傳知識和意會知識。把知識劃分為主觀知識和客觀知識兩種形態的代表人物是奧裔英籍哲學家波普爾。20世紀70年代,他在《客觀的知識》一書里創造了三個世界理論:“第一,物理客體或物理狀態的世界;第二,意識狀態或精神狀態的世界,或關於活動的行為意識的世界;第三,思想的客觀內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學思想、詩的思想以及藝術作品的世界”。“我的第一個論點涉及到兩種不同意義的知識或思想的存在:(1)主

　　觀意義上的知識或思想,它包括精神狀態、意識狀態,或者行為、反應的意向;(2)客觀意義上的知識或思想,它包括問題、理論和論證等。這種客觀意義上的知識同任何人自稱自己知道完全無關;它同任何人的信仰也完全無關,同他的贊成、堅持或行動的意向無關。客觀意義上的知識是沒有認識者的知識:它是沒有認識主體的知識”。他的重大貢獻還在於把世界3客觀化於世界1中,通過世界2作用於世界1,使三個世界之間各自獨立存在,又相互作用。

　　另一種將知識區分為兩種形態的分類法由匈裔英籍哲學家波蘭尼首創。20世紀中期,他把人類的知識分為言傳知識與意會知識兩種:前者是指可用書面文字、圖表或數學公式表達出來的知識;後者是指不能用語言文字所闡述的知識。而意會知識是言傳知識的基礎,言傳知識是意會知識的外顯形態。根據他的觀點,人們又把可言傳的知識稱為顯性知識,把那些不能脫離認知主體的思維智慧稱為隱性知識。這種分類方式既揭示了人的內在認識的底蘊與人類活動的關係,也把人自身的活動看作知識動態生成和表達的源泉。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1996年發表的《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報告中,以波蘭尼的知識分類為基礎,進而把人類的知識分為四大類:關於事實和現實的知識、關於自然規律和原理方面的知識、關於技能和訣竅方面的知識、關於人力資源方面的知識。前兩類為可編碼的顯性知識,後兩類為不能明言的意會知識。這種對知識的重新分類,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註。但學者們對此的理解不盡一致,有極力贊成者,也有進行補充者。

　　我國春秋戰國之際有一種五行學說,認為世界上有水、火、木、金、土這五種物質,它們相生相剋,周而複始,迴圈運動,生成萬物。到戰國末期,陰陽家鄒衍把它發揮為決定歷史上王朝興衰和制度變化的“五德轉移”說,西漢時董仲舒又把五行從“天次之序”的自然運動關係推進為“父子之序”的人際社會五倫關係,從而使五行的運動變化成為人們區別事物的邏輯基礎和思維工具,不僅在天文、曆數、醫學等方面發揮重大作用,並且還使之成為一種統攝事物的基本分類模式,由此形成了“天下萬物之理皆不出五行”的自然觀。

　　在西方,以物質的運動形式為原則對知識分類的代表人物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之一的恩格斯。19世紀中期,自然科學得到了巨大的發展,恩格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原理,批判地繼承了歷史上知識分類的合理因素,分析和概括了當時自然科學的全部成果,建立了以自然界基本運動形式為區分依據的知識分類方法。他說:“每一門科學都是分析某一個別的運動形式或一系列彼此相屬和互相轉化的運動形式的,科學分類就是這些運動形式本身依照其固有的次序的分類和排列,而科學分類的重要性也正是在這裡”[9]。他把世間的各種運動概括為機械運動、物理運動、化學運動、生物運動和人類社會運動等五種形態,按照它們的運動屬性和發展次序,來排列力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社會學等知識部類的順序。這種分類思想不僅能從科學的整體上反映知識的本質屬性及其相互關係,同時也可清楚地顯現知識的體繫結構和內在規律性。

　　英國著名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是近代科學誕生之後第一個對知識分類進行過專門研究的人,他強調應根據知識體系的結構把知識的連續性和完整性永久保持下來。他認為知識是人類的理性活動,並把人類理性能力的表現方式作為知識分類的依據,由此他把人類的知識分為三大類型:記憶能力、想象能力、判斷能力。與三大類型相應的是歷史學和語言學、文學和藝術、自然科學和哲學。他又從這三大知識部類的基礎上劃分出詳細的分支。他的知識分類思想成為近代知識分類的先聲。法國數學家哲學家達蘭貝爾十分推崇培根的知識分類思想。但他認為哲學的任務在於系統地、科學地描述各種現象,想象能力比判斷能力更複雜,因而調整了培根的三分法,把想象能力放在理性判斷力之後,使知識的順序改變為歷史、哲學(科學)和

　　藝術三大類。對各門具體部類的分法上仍然遵從了培根的分類方法,在每科之下列出相應的學科。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以理念的自我發展為知識分類的基本依據,把思維與存在的對立和統一作為知識研究中的重要課題,以抽象的思辨原則為基礎勾勒出一個關於自然界的知識體系。他的知識體系,從絕對精神的演化出發,經過邏輯階段、自然階段到精神階段,與此相應出現的學科是邏輯學,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其中,自然階段又分為機械性階段、物理性階段和有機性階段,出現的相應學科是數學、力學、物理學、化學、地質學、植物學、動物學等等。在精神階段,則由主觀精神階段到客觀精神和絕對精神階段,出現的學科是人類學、心理學、精神現象學、國家學說、藝術與宗教等。他用哲學的發展觀反映自然界和各門科學的內在聯繫和發展順序的方法在當今仍有積極的意義。

　　以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為依據來定義知識的類別,始於法國著名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他把所見到的現象分成天文現象、物理現象、化學現象、生理現象。按照各類研究對象的複雜化程度,從簡單到複雜,把有關它們的知識排列成一個分支系統: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和生理學等。他認為數學是各門知識的基礎,所以,數學在他的知識順序中占第一位。他因早年熱心社會政治活動,所以對各種社會現象產生的成因也很關心,為揭示這些社會現象背後的本質,他第一個提出了社會科學概念,希望研究社會的科學也應該像自然科學那樣,成為發現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

　　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實證主義創始人孔德,非常重視聖西門的縱向式知識分類體系。但作為實證方法的創始人,他更註重於研究方法對知識體系形成的影響。他指出:“實證哲學的基本性質,就是把一切現象看成服從一些不變的自然規律;精確地發現這些規律,並把它們的數目壓縮到最低限度,乃是我們一切努力的目標”。“我們的企圖只是精確地分析產生現象的環境,用一些合乎常規的先後關係和相似關係把它們互相聯繫起來”。他把知識的範圍限定在觀察到的事實的基礎之上,他說:“從培根以來一切優秀的思想家都一再地指出,除

　　了以觀察到的事實為根據的知識以外,沒有任何真實的知識”。他按照天文現象、物理現象、化學現象、生物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劃分與聯繫來排列知識的次序: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理學(或生物學)和社會學等,他第一次把新創立的社會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放在了生物學之後,稱社會學是發展在最後也是最複雜、最重要的一門科學。

　　馬克斯·舍勒是德國知識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他不僅把知識看作一般社會現象,還把知識看作是一種具體的文化現象。舍勒認為“所有知識,尤其是關於同一些對象的一般知識,都以某種方式決定社會———就其可能具有的所有方面而言———的本性。最後,反過來說,所有知識也是由於這個社會及其特有的結構共同決定的”。舍勒將知識類型分為三種:拯救的知識、形而上學知識、實證科學知識。他以此說明人追求知識的內驅力和各種情感。德國知識社會學家卡爾·曼哈姆認為,知識社會學儘管以知識為研究對象,但是不能把它看作是認識和思想的方式與成果,而是一種精神現象,其重點在於研究知識與社會的關係,思維與社會存在的相互作用。由於他的知識社會學帶有濃厚的認識論色彩,所以就有人把他的知識社會學稱為認識社會學。

　　知識研究是人類發現知識與求證知識的重要活動。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定義出不同的知識,這就是人們以研究方法來區別知識類別的原由。我國古代以墨子為首的墨家學派,曾把知識的來源歸納為三種:由傳授得到的知識稱為“聞知”;由實踐的經歷和感受得到的知識稱為“親知”;由已知推論未知稱為“不瘴”。墨家學派的這種知識分類方法,已經清楚的揭示出知識與實踐的關係。在求知的過程中,他們不僅重視親歷的直接知識,同時也很重視接受他人的認識成果。墨家學派的《墨辯》邏輯體系既是中國古代邏輯學的最高代表,也是世界三大邏輯體系之一。其《墨經》被譽為我國古代的百科全書。

　　近代以來,隨著方法論的發展,有關研究方法的理論日益成熟,以研究方法區分知識類別的思想在知識分類活動中也日益活躍。其中影響較大的有數學方法、邏輯方法、歷史學方法、實地研究方法和實驗方法等。數學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嚴謹的邏輯性和廣泛的適應性。因此自20世紀中後期以來,國際上普遍利用數學研究方法對知識分類,把是否使用數學方法用來判斷學科的成熟程度,凡使用數學方法進行研究的學科可稱為成熟的學科,反之則稱為不成熟的學科,或稱為“準學科”與“準科學”。利用邏輯學研究方法對知識分類,是根據邏輯判斷,把知識劃分為抽象的學科(數學和邏輯)、具體的學科(天文學、地質學、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介於抽象與具體之間的學科(力學、物理學)。利用歷史學研究方法進行個案研究和描述方法區分的學科有歷史學、文學、考古學、文物學、古生物學、動植物形態學等。利用實地研究方法區別知識的有中國學者洪業的分類法。他把知識劃分為從其事之時,從其事之地和從其事之類三種情況。他強調測量的重要意義,將其分為事之測量、時之測量和地之測量,用這種方法所得的知識當然會有較高的可信度。人們還根據是否採用實驗方法把知識劃分為實驗學科和非實驗學科等等。

　　按照知識內在聯繫劃分知識部類的理論,主要是三角形劃分理論和交叉、綜合理論等。這種分類有十分古老的理論來源。最先是柏拉圖的三分法,他把知識體系分成辯證法、物理學說和倫理學說三種。隨後亞里士多德將自然哲學分為理論哲學、實踐哲學和創造哲學三種。現代國際上較有影響的三角形分類法也有幾種:以前蘇聯凱德洛夫提出的三角形分類法影響最大。他把自然科學、哲學和社會科學分居三角,心理學居三角形之中,構成一個相互聯繫的整體。

　　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於1998年9月在“面向知識經濟的國家創新體系”研討會上作了題為《我們的時代和科學技術的未來》的報告中,勾勒了知識的結構體系。他把人類知識劃分為自然科學、技術與工程科學、社會與人文科學三大塊,並以哲學、數學、信息科學和系統科學等具有指導性或工具性的科學為核心;用“生命科學”和“物質科學”來概括傳統生物學、物理和化學;把生態與環境工程列為一類,顯示了兩者的內在關係;把認知科學、心理科學、行為科學、人類學、語言學等作為自然科學與社會人文科學的邊緣科學,揭示了這些學科與自然、社會的雙邊關係;把地球科學和環境科學列在一起,既突出了生態平衡和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又反映了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繫。他還反覆強調三大部類知識的交叉與綜合是造福於人類社會的共同需要,主張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當作一個整體系統來看待,其目的在於使它們能夠緊密交融,相互作用。

　　20世紀後期,隨著科學的迅猛發展,人們日益認識到任何知識分類體系都是動態的、相對穩定的,無限開放的和可以重新解構與重構的。每誕生一種新的分類思想,就可能產生一個新的分類標準,相應就會產生一種新的知識結構體系。如董光碧研究員所說“要正確認識科學學科的歷史性。任何學科都有興衰的歷史,學科的分析與綜合正在同時進行著。

　　一個註意的動向是,以某類特殊現象形成的學科正在讓位於以不同層次世界系統建立的新型學科”。金吾倫研究員也說,“學科是在科學發展中不斷分化和不斷整合形成和發展的。有的學科是科學分化產生的,有的則是兩門或兩門以上學科整合生成的”。在知識動態發展觀的影響下學界新提出了綜合式分類法、能級性分類法、群體分類法和全息式分類法等新方法,特別是錢學森教授的系統分類思想對我國的知識分類研究影響最大。

　　錢學森教授多年致力於系統工程研究,十分重視建立統一的知識體系。他認為傳統的知識分類是以研究對象為劃分的依據,而現代知識分類可以用發展的眼光從不同的角度來反映知識世界。20世紀80年代初期,他先把現代科學分為六大知識體系,4年之後隨著研究的深入,他又將現代科學技術體系分為九大體系: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數學科學、系統科學、思維科學、人體科學、文藝理論、軍事科學和行為科學,而哲學既是這些知識部類的認識基礎,也是貫穿於它們之間的橋梁和紐帶。他認為,任何學科群體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會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而發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