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歇爾產業區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馬歇爾產業區(Marshallian District)

　　馬歇爾1890年的《經濟學原理》將產業區定義為:“一種由歷史與自然共同限定的區域其中的中小企業積極地相互作用企業群與社會趨向融合”。

　　馬歇爾(1890)是最早關註工業集聚現象的經濟學家。馬歇爾將工業集聚的特定地區稱為“產業區”，產業區內集中了大量相關的中小企業。在馬歇爾看來，這些工業之所以能夠在產業區內集聚最根本的原因在於獲取外部規模經濟。馬歇爾認為外部經濟十分重要。“這種經濟往往能因許多性質相似的企業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即通常所說的工業地區分佈而獲得”(馬歇爾，1964)。

　　馬歇爾闡述了為什麼集中在一起的廠商比單個孤立的廠商更有效率的三個主要原因：廠商集中能促進專業化供應商隊伍的形成；廠商的地理集中分佈有利於勞動力市場共用；廠商的地理集中有助於知識外溢(保羅·克魯格曼、茅瑞斯·奧伯斯法爾德，2002)。

　　有關產業集群的基本特征，最早還是來自於馬歇爾對產業區的認識，馬歇爾將產業區定義為一種由歷史與自然共同限定的區域，其中的中小企業積極地相互作用，企業群與社會趨向融合(王緝慈等，2001)。馬歇爾認為產業區具有6個特征：

①與當地社區同源的價值觀念系統和協同創新的環境；

②生產垂直聯繫的企業群；

③最優的人力資源配置；

④產業區理想的市場：不完全競爭市場；

⑤競爭與協作並存；

⑥富有特色的本地信用系統。

　　早在19 世紀末，著名劍橋經濟學家馬歇爾(A. F.Marshall) 基於英國工業生產地理集聚的觀察，創新性地提出了“產業區”的概念和理論。80多年之後，學者們發現，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經濟有活力的區域，在性質上與馬歇爾的“產業區”非常相似 。因而，就象經濟學領域復興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一樣，在經濟地理學和區域科學領域，也迅速復興了馬歇爾的“產業區”理論，並將其作為當代經濟學的“新異端”( new heterodoxy) 和以促進內生髮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 為目標的“新區域主義”區域政策設計的重要理論基礎。

　　阿弗里德·馬歇爾是公認的“新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但也是“演化經濟學”的先驅。儘管在他的巨著《經濟學原理》中，主要借用古典靜態力學的方法，將其許多正規分析建立在個人最優化和市場均衡的簡單假設之上，而把偏好、技術和市場機制視為既定，但他的主要經濟思想卻是功利主義、進化論和德意志理想主義的大融合。他認為經濟學研究的是集經濟、社會和個人變化於一體的複雜進化過程，是“經濟生態學”；限制並塑造經濟活動的體制、非正式默契和禁令，最終是內生的；隨著社會習俗、市場和生產及通訊技術的發展，每個人的能力、性格、偏好和知識也一齊發展，而對自我利益的追求普遍指引著這一進化過程 。因此，就強調經濟活動類似生物進化過程而言，馬歇爾可謂是“演化經濟學”的先驅。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英國還處於工業化過程之中。馬歇爾基於他對當時Sheffield 的刀具工業和West Yorkshire 各種毛紡織區的觀察，提出了“產業區”的概念，認為產業區作為與大企業相對應的產業組織模式，是同一產業中大量小企業的地理集中，這種集中同樣能夠獲得大規模生產的許多好處，並且這種地方產業系統與當地社會具有強烈的不可分割性 。馬歇爾認為，同一產業的大量企業的地理集聚可以產生地方化的外部規模經濟———地方化經濟(localization economies)。首先，集聚能夠產生地理接近的優勢，降低運輸和交易的成本，容易獲得專業化的投入，如勞動力、服務和技術訣竅等。其次，集聚能夠產生專業化經濟“， 企業間的勞動分工”使企業專業化於某一產品或某一特定的任務與工序，並向多種用戶提供產品，因此，產業區可以從多樣化經濟中獲得好處，能夠以不同方式生產最終產品而不損失生產效率。同時，也能通過任務的專業化從規模經濟中獲得好處。第三，同一產業的區域專業化能夠刺激外部經濟和新的企業家精神的形成，將企業融入相互依賴的地方生產系統，併為其提供必要的市場機會。

　　馬歇爾除強調產業區由集聚所產生的外部經濟的好處外，更重要的是他也強調產業與地方社會的不可分割性，並認為正是地方社會形成的社會規範和價值，對創新和經濟協調起著關鍵作用。一方面，地方社會的經濟相互依賴性、社會的熟悉性和麵對面的交流，能夠形成共有知識與相互信任，從而有助於降低地方生產系統的交易成本，方便信息與知識的流動，控制企業侵襲地方傳統的行為，維持經濟主體間競爭與合作的精巧平衡。另一方面，整個地方社會對公共項目的廣泛參與，能夠形成地方特定的“產業氛圍”(industrial atmosphere) 。這種“產業氛圍”包括基於自助、創新精神和地方歸屬感的生活道德倫理，自下而上創新的有規則流動，由於企業間勞動力流動而產生的模仿文化，以及在特定細分市場上吸引顧客和貿易伙伴的區域聲譽等，它們作為區域特定的“公共物品”，有助於勞動技能特別是意會知識和技能的形成與轉移，促進創新、創新合作和創新的擴散。可見，馬歇爾所定義的產業區和集聚經濟，一開始就具有社會與地域有機整合的特征，空間接近和文化的同質性構成了產業區形成的2個重要條件。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馬歇爾的產業區作為與大企業相對應的製造業組織模式，在當時的工業化與區域發展中占據著主導地位。但伴隨著以標準化產品的大批量生產和大眾消費為特征的福特主義的推行，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大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學術界也迎來了一個以大企業為核心的新時代，馬歇爾所定義的產業區的作用明顯下降，人們對其研究的興趣也大大減弱。但到20 世紀70 年代，社會經濟形勢發生了明顯的逆轉。資本主義“黃金”增長時期的結束，意味著大企業的福特主義生產模式已發生嚴重危機。正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增長停滯的社會背景下，人們發現，以中小型企業為主的專業化集聚區卻具有良好的增長績效。自然，作為解決資本主義失業和增長停滯的一種途徑，學術界很快發現了“馬歇爾的產業區”理論及其在區域發展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