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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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

目錄

什麼是集體記憶[1]

  集體記憶又稱群體記憶,這一概念由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在《記憶的社會性結構》一文中首次提出,並將其定義為“一個特定社會群體之成員共用往事的過程和結果,保證集體記憶傳承的條件是社會交往群體意識需要提取該記憶的延續性”。從廣義來看,集體記憶指的是一個具有自己特定文化內聚性和同一性的群體對自己過去的記憶。從狹義來看,集體記憶專指非歷史學的對歷史的記憶。

  簡單來說,集體記憶指的是一群人記住過去的方式。集體記憶可以由一個家庭、一個企業、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國家組成,共同的記憶可以關於事實也可以關於解釋。對於任何我們所屬的重要的社會群體,每個人都有集體記憶。家庭成員可能會記住他們的經歷或者一個特定的事件,比如一家人在充滿異國情調的勝地度假。

  集體記憶是20世紀社會科學領域內一個新興的研究主題。1925年,法國社會學家莫裡斯·哈布瓦赫首次明確提出集體記憶的概念,開闢了社會科學研究的新領域。一般認為,記憶是一種屬於個體的心理感官行為,但是哈布瓦赫認為,記憶是一種集體社會行為,現實的社會群體都有其對應的社會記憶,或曰集體記憶。

  人們對集體記憶如此感興趣緣於兩個原因:第一,從學術發展的歷程來看,對群體現象的研究歷史由來已久,集體意識、集體表徵、集體心理、集體記憶等一直是眾多學者所感興趣的重要主題;第二,從情感角度上講,對於群體延續和發展的追問、思考以及展望,是人類存在的一種責任,集體記憶的研究是關乎群體過去、現在與將來的一個重要命題。

集體記憶的內涵[2]

  20世紀20年代,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由法國社會學家莫裡斯·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首次明確提出。如今,集體記憶已被很多學者作為自己的研究主題。雖然他們對集體記憶內涵的解釋各異其趣,但也有較為一致的觀點:所謂集體記憶是各種各樣的集體所保存的記憶,它是關於一個集體過去全部認識(實物的、實踐的、知識的、情感的等)的總和,可以在文化實踐活動(比如儀式、風俗、紀念、節日等)或物質形式的實在(比如博物館、紀念碑、文獻圖書資料等)中找到集體記憶的存在,可以在我群體與他群體的互動中感知到集體記憶的力量。集體記憶研究指向時問維度,聚焦於集體層面上的過去,重視記憶的傳承延續與發展變化,關註作為整個大我群體的記憶如何被選擇與建構。集體記憶體現出整個群體較為深層的價值取向、情感表達以及心態變化等方面。由此形成的群體意識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對於群體的凝聚和延續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迪爾凱姆先前所指出的,每一個社會都具有這種延續自身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群體認同、道德與宗教,是個人對社會的體驗,是比個人更大的力量,又是需要人們維護的意識。

集體記憶的兩種研究範式[3]

  “集體記憶”概念被提出之後,人類學、社會學和民族學的學者們對眾多歷史事件進行了深入研究,逐漸分成了“集體記憶”研究的建構主義和功能主義兩種範式

  建構主義範式。建構主義範式認為集體記憶是現在對歷史的重建。哈布瓦赫也有“集體記憶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的論述引。而美國社會學家彼得·諾維克沿承了哈布瓦赫理論中的建構主義思想,認為“集體記憶”的核心特征是非歷史性,甚至反歷史性的。“記憶並沒有完結,而是在現實中得到延續,‘集體記憶’是一個不斷制度化的過程” 。韋爾奇(James Wertsch)也從建構主義的範式出發,將“集體記憶”分為三種類型:同質型集體記憶、互補型集體記憶和衝突型集體記憶,它們是同一集體內成員建構記憶的不同結果。

  功能主義範式。功能主義範式認為集體記憶最重要的功能是集體整合。哈布瓦赫對集體記憶的功能也進行了探討。在概念化“集體記憶”的過程中,他始終強調集體記憶的一個顯著功能就是維持群體的穩定和完整。亨利·羅素(Henry Rousso)發展了哈布瓦赫的思想,論述道“與個體記憶一樣,集體記憶也支持著各種認同。它在情景中跨越了個體的邊界而進入集體領域,它支持了族群認同、國家認同、市民認同以及其它認同” 。

  建構主義註重集體記憶的因變數特質,而功能主義則強調它的自變數身份。為了在紛繁複雜的歷史事件中找到兩種範式的契合點,大多數學者在研究時往往採用過程分析法

集體記憶實現的基礎[3]

  集體記憶實現的基礎是集體認同。在哈布瓦赫的理論中,形成記憶的個體因素如語言、思維、邏輯都不會單獨存在,而是特定生活場景下個體與他人互動產生的綜合體。“人們通常正是在社會之中才獲得了他們的記憶的。也正是在社會中,他們才能進行回憶、識別和對記憶加以定位”。

  集體認同的一個作用是強化了集體記憶。集體認同可以看做是提供了一個巨大的框架,以強大的集體意識作為準則。人們生活在其中,個體的記憶會逐漸被群體同化,成為能夠被觸發的回憶的一部分。在這個過程中,個體不同的記憶會由被反對到淡化,然後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被集體所認同的意識所同化,並且通過進一步的溝通和交流,形成集體穩定的文化意識形態。

  集體認同的另一個作用是通過權力對集體記憶進行重建。現存社會秩序包含政治、經濟等方面要素,其中的權力關係很大程度上影響或決定了集體認同,進而對集體記憶的場景影響和重建。在極權主義的社會下,統治者可以用權力製造恐懼來控制人民對事件的記憶。

集體記憶的特點[4]

  集體記憶具有以下特點:

  ①社會性。它是被歷史、文化、政治等外部力量“形塑”的產物,也是記憶主體能動性建構的結果。

  ②選擇性。英國心理學家巴特萊特指出,記憶是依賴於周圍的情境而對記憶內容有選擇地加以重構。過去只有被選擇,才能被感知和記憶,這也從另一方面解釋了“集體失憶”的現象。

  ③系統性。哈布瓦赫指出,記憶只在喚起對它們回憶的心靈中聯繫在一起,因為一些記憶讓另一些記憶得以重建。集體記憶其內在是彼此聯繫的,不是分散孤立的,在不同的群體中對於同一件事的記憶會有不同的聯合方式或意義取向。

  ④集體記憶要作用於集體中的個體發揮效應。劉易斯·科瑟指出,集體記憶只是作為群體成員的個體才進行記憶。群體的記憶需要通過個體來實現,併在個體記憶之中體現自身。

集體記憶研究的視角[5]

  從20世紀80年代始, 理論界開始對集體記憶或社會記憶予以關註。不同學者分別在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中運用社會記憶理論研究和解釋發生在歷史時空中或當下情境中的事件。綜觀眾多的文獻作品, 主要是以下兩種視角出發來進行分析和論證的。

  (1)功能主義的視角

  保羅·康納頓認為,群體記憶的保存和傳播會對社會產生重要的作用。有學者甚至認為,離開社會記憶,將無法把握社會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內在機制,無法真正理解歷史必然性和規律性。腳這一點本來就無可厚非, 在漫長的人類發展之河中,人們正是通過長期的實踐和歷史積累得以傳承文明,從原始社會的懵懂到封建社會的緩慢發展再到今日的日新月異,如果沒有社會記憶在其中發揮作用是很難想象的。

  塗爾乾在對紀念儀式的分析中強調,記憶作為原始社會的一個基本特點, 是形成和維持集體意識的重要基礎。一項對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關係的考察證實,集體記憶對加強族群成員的自我認同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納日碧力戈在田野調查中也發現, 思維觀念和信仰儀式共存互生, 成為社會記憶的一部分, 通過一次又一次的操演,強化成員們的身份認同感, 保持著底層的沿續問。

  記憶是實踐的積累, 是有關過去的回憶, 是一個群體或者種族的傳統和文化積澱。如何傳承和保持這些滲透在人們內心深處的東西呢?“群體的記憶如何傳播和保持, 會導致對社會記憶作為政治權力的一個方面, 或者作為社會記憶中無意識因素的一個方面加以關註,或者兼而有之。......研究這類問題,具有無可置疑的價值。” 哈氏認為人們有關過去的形象和有關過去的回憶性知識, 是在操演中傳送和保持的。類似紀念儀式和身體實踐的行為往往成為記憶傳承的重要手段。儀式具有形式主義和操演作用兩大特征,作為一種記憶手段, 紀念儀式明確地指涉原型人物和事件,並通過重覆操演話語和姿態、手勢來使人記憶過去。另外,為使儀式有效地發揮記憶作用,必須通過操演,而操演的基礎是身體。蘊含意義深刻的集體記憶為人們所親身經歷,這些記憶在身體中積澱,人的身體實踐是傳承集體記憶的方式之一。保羅·康納頓將身體實踐劃分為兩種:體化實踐(incorporating)和刻寫實踐(inscribing)。體化實踐強調親身參與,一個微笑,一個點頭,都是為人所牢記的一種意義表達。身體語言、對文化特有姿勢的記憶都是體化實踐的例子。對於刻寫實踐,則是通過描述、記錄等媒介工具捕捉和保存信息

  (2)建構主義的研究視角

  記憶本身如何形成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它不僅是被歷史、文化、政治等外部力量“形塑”的產物,也是記憶主體“能動陛”的“建構”的結果。莫裡斯·哈布瓦赫在其兩部重要的著作《記憶的社會環境》和《論集體記憶》中明確提出,“集體記憶不是一個既定的概念,而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人們頭腦中的“過去”並不是客觀實在的,而是一種社會性的建構。與個人記憶的概念相區分,集體記憶是由群體或現代社會所共用、傳承和建構的。個人記憶是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因為個人對過去的回憶是對過去經歷的一種思考,而這種思考涉及個人的思想觀念體系,這種思想觀念體系是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下生成的。另外,哈氏在《論集體記憶》中指出,對重要政治事件和社會事件的記憶是按照年齡,特別是年輕時的年齡而建構起來的。舒曼和斯科特也在題為“代與集體記憶”的研究中證實,青春期的記憶和成年早期的記憶比起人們後來經歷中的記憶來說,具有更強烈、更普遍深入的影響。由此可以看出,集體記憶的建構不僅有關情境,有關時空,還跟群體的年齡有關。

  綜上所述,功能主義的視角和建構主義的視角其實代表了集體記憶研究的不同階段,早期研究者可能更多地關註於集體記憶的社會功能和作用,而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註“集體記憶是如何被建構的”這一問題。前者強調集體記憶的保存和傳播,後者則突出集體記憶的變遷,二者實際上是任何一種集體記憶研究都必須考慮的兩個方面,它們同時存在,互不矛盾,呈現出集體記憶研究的兩種不同的角度和思路。

集體記憶的相關案例[6]

  詹姆斯·維特奇(James Wertsch)是美國華盛頓大學的人類學家,曾著有《集體記憶的聲音》(Voices of Collective Remembering)一書,他和瑞迪格進行了一個大型線上調查,關於11個戰鬥民族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回憶。當他們要求人們回憶“二戰”時,美國人報告的重要事件數不勝數,但大多數人都回憶起了珍珠港事件、諾曼底登陸,原子彈轟炸日本廣島和長崎等。而當俄羅斯人被要求列出“二戰”的關鍵事件,他們大多給出了另外一組場景,比如斯大林格勒戰役、莫斯科保衛戰、列寧格勒圍城、庫爾斯克會戰等等。

  以庫爾斯克會戰為例,德軍與蘇軍共投入了約280萬名士兵,出動了8056輛坦克,空軍部隊參戰飛機超過了2000架,創下兩個紀錄:史上規模最大的坦克會戰,以及最大規模單日空戰。此次戰役導致超過100萬人傷亡,被歷史學家廣泛認為是戰爭中的一個關鍵轉折點,此戰之後,德軍完全喪失了戰略主動權,再也沒有發動大規模進攻,而蘇聯紅軍從這裡開始了收復國土的大規模的全面進攻。這場對於蘇聯人來說如此重要的戰役,在美國人看來卻不值一提。

  這兩個國家的集體記憶沒有重疊的部分,並不等於說彼此沒有關於對方的歷史知識。對於集體記憶來說,重要的不是發生過哪些歷史事件,而是那些歷史事件對於“我們”這個特殊群體的命運和生存有什麼重大的意義。因此,即使對同一個事件,也會有表現不同的意義理解的不同說法。例如,美國人稱諾曼底登陸,俄羅斯人稱“開闢第二戰線”。對於俄羅斯人來說,“二戰”甚至不稱之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是一場偉大的愛國戰爭。

  即便是在同一群體里,集體記憶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可以隨著新一代人的變化而變化。幾乎所有的美國人都把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視為“二戰”中的一個重要事件,但不同的群體又持不同的觀點。老年人(那些曾經在戰爭時期活著的人)從正面角度來看投彈(10分制的測量中大約是8分),因為原子彈結束了戰爭,他們過上了美國式的生活;而大學生眼裡這是一個負面事件(大約3分),因為原子彈爆炸導致成千上萬平民受傷和死亡,而且不管怎樣戰爭肯定會很快就結束)。2015年,奧巴馬訪問廣島時,美國的新聞提到自戰爭以來民意調查評估顯示,民眾對原子彈爆炸事件的看法發生了改變。

參考文獻

  1. 鄧樺.儀式中的民族集體記憶建構——以雲南文山富寧縣洞波西六村藍靛瑤“度戒”儀式為例[J].民族教育研究,2012(1)
  2. 艾娟,汪新建.集體記憶:研究群體認同的新路徑[J].新疆社會科學,2011(2)
  3. 3.0 3.1 牛津.集體記憶理論研究的文獻綜述[J].群文天地:下半月,2012(11)
  4. 邱娟.集體記憶視角下的檔案管理[J].中國檔案,2013(2)
  5. 李興軍.集體記憶研究文獻綜述[J].上海教育科研,2009(4)
  6. 曹玲.《法理、政治與善惡選擇:聶樹斌案再審之價值》.三聯生活周刊.2016年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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