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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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濟學（Moral Economics）　

　　道德經濟學是以道德經濟為研究對象的科學，是揭示勞動者的道德意識和道德括動與生產、交換、分配、消費行為及其效果之間的內在的必然的聯繫的科學。^[1]

　　E．P．湯普森是一位以理論建樹而著稱的英國曆史學家，除了舉世聞名的“階級形成理論”外，他還於1971年系統提出了“道德經濟學”(the moral economy)概念。這一概念最初是針對英國18世紀的糧食騷動提出的，但不久就被其他學者用來分析、解釋其他地區、時段和領域的民眾抗議，成為有關社會轉型研究的一個重要概念。圍繞著道德經濟學這一概念，學術界還進行了長期的爭論，出現了一批相關論文與專著，舉行了一場以此為主題的國際學術演討會。 道德經濟學概念的國際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道德經濟學”這一概念雖然在名稱上與經濟學、倫理學有直接關聯，但其提出、發展與完善卻不是經濟學界、倫理學界的功勞，而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主張關註下層、強調“從下往上看”的新社會史的興起有密切聯繫，是史學界對英國社會轉型時期民眾糧食騷動研究所取得的一項重大理論成果。

　　具體而言，道德經濟學概念是對糧食騷動研究不斷深人的結果。對於民眾為什麼進行糧食騷動，一些學者將其歸因於外在的經濟因素，認為是民眾對糧食供給不足與糧價過高所做出的一種被動反應。如貝洛夫在《公共秩序與民眾騷動》一書中認為，糧食騷動的爆發是由於失業和糧價過高造成的；阿什頓在《18世紀英國的煤炭工業》一書中則認為糧食騷動是“肚皮造反”；與上述觀點相類似，威爾遜在《英國的學徒期：1603-1763年》一書中認為，18世紀上半期的一些糧食騷動是與失業、工資季節性變動、由收成與戰爭導致的短期糧價波動有關。

　　應當承認，上述對糧食騷動的經濟解釋是有事實依據的。據史蒂文森對溫莎的個案統計，市場上的糧食供給不足及其糧價飛漲，與糧食騷動有密切的對應關係。至於糧食供給不足及其糧價飛漲的原因，也的確與自然災害、戰爭災難、糧食歉收有關。1709年，冬季嚴寒，第二年夏天又異常炎熱，致使每誇特小麥的價格在l8個月內從27先令3便士漲到8l先令9便士。1740年，糧食歉收，緊接著冬季嚴寒，牛津的小麥價格隨之上漲，兩年之內從每誇特20先令2便士上漲到59先令。1756年，七年戰爭爆發，軍需糧食劇增，緊接著糧食歉收，隨之到1757年年中，小麥價格從幾個月前的22至26先令上漲到67至72先令。正因為自然災害、戰爭災難、糧食歉收對糧食供給與糧價有如此大的制約關係，所以在自然災害與糧食歉收的年份，也一般是糧食騷動的多發之年。

　　但上述這種過分強調經濟因素的解釋模式有一個嚴重的不足，就是嚴重低估了非經濟因素在糧食騷動中所起的作用。市場上的糧食供給不足與糧價上漲只是民眾進行糧食騷動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民眾所以進行糧食騷動，也同樣取決於他們對糧食供給不足及糧價上漲的認識。糧食騷動作為一種比較複雜的社會抗議方式，既取決於糧食匱乏或糧價過高這些外在因素，更取決於民眾對這些外在因素的認識，取決於他們的認識結構。

　　基於這種認識，另外一些學者改從民眾觀念角度對糧食騷動的原因進行了探討。正是這種從非經濟因素探討糧食騷動的過程中，逐漸出現了道德經濟學的概念。

　　1963年，E．P．湯普森出版了《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該書雖然主要探討l78O一1830年間英國工人階級階級意識的形成，但書中有一段關於糧食騷動的重要論述。湯普森認為英國18世紀有兩種不同的騷動形式，其中之一就是某種程度上由大眾自發的行動，這不是騷動一詞可以概括的，但這種形式還未得到應有的關註。這方面最常見的例子是糧食或價格騷動。糧食騷動很少只是表現為不受約束的搶劫行為，騷動者的抗議行動被古老的道德經濟學賦予一種合法性，認為哄抬糧食價格或謀取暴利都是不道德的。在18世紀的最後幾年裡，人們最後竭盡全力恢複舊的家長制道德經濟學，以對抗自由市場經濟學。正是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中，道德經濟學這一術語第一次被用來說明糧食騷動。 但此時湯普森並沒有對道德經濟學做出細緻界定。1964年，魯德在《歷史上的民眾》一書中指出，糧食騷動是一種有自我約束與高度儀式化的抗議，在騷動中，民眾是按他們認為的“公平”或“合理”價格買糧，大都遵循一套很固定的價值觀念。但民眾抗議背後的這套觀念是什麼，魯德並沒有做出明確說明，更沒有將這套觀念概括成道德經濟學。

　　直到70年代初，道德經濟學才作為一個學術概念被系統提出。1971年，湯普森在《過去與現在》雜誌上發表了《18世紀民眾的道德經濟學》一文，在這篇論文中，湯普森對民眾糧食騷動的行為方式進行了細緻的解讀，認為糧食騷動有它自己的一套“秩序”與“規則”，大都遵循一套固定的儀式，其抗議的目標是傳統的權利與習慣，而這些傳統的權利與習慣源於都鐸時期有關市場如何運作的家長製法律模式：糧食應運往市場交易；讓窮人在商人批量購買糧食前優先廉價購買；嚴懲倒買倒賣、囤積居奇行為等。在這樣深入分析的基礎上，湯普森第一次系統、全面地闡述了他的“道德經濟學”概念：“糧食騷動雖然是由糧價上漲、商人的不法做法或饑餓所引發，但這些不滿是在一個關於銷售、磨面、做麵包等做法什麼合法、什麼不合法的民眾共識中發揮作用。而這又依據一套與社會規範與義務、共同體內各方經濟職責相關的長期沿續下來的傳統觀念，可以說這一切構成了貧民的道德經濟學。”對這些道德觀念的傷害，同實際剝奪完全一樣，是糧食騷動的直接動因。

　　勞動者的道德意識是勞動者在其生活的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中逐步形成的並影響其生產經營和生活行為的具有善惡意義的思想觀念。勞動者的道德活動是勞動者在其思想觀念的支配下產生的可用善惡標準來評價的行為。勞動者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行為既是一種經濟活動行為，又是一種道德活動行為。如勤勞與懶墮，貨真價實地交換與短斤少兩地買賣，按勞取酬與多吃多占，愛惜勞動成果與隨意糟踏浪費等。

　　具有善的道德價值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行為一般會產生好的積極的經濟效果。具有惡的道德價值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行為一般會產生較差的甚至是很壞的經濟效果。勞動者積極進步的道德意識會產生善的積極進步的道德活動，推動社會向前發展。善的積極進步的經濟行為終將產生好的經擠效果，促進生產力發展；惡的消極落後的經濟行為終將產生壞的經濟效果，制約甚至破壞生產力發展。一個國家，一個企業，一個家庭堅持用善的積極進步的道德教育和要求自己的勞動者．其經濟就可能振興和繁榮，其社會就可能團結、穩定和進步。反之若用惡的消極落後的道德教育和要求自己的勞動者，其經濟就可能逐步衰敗，其社會就可能走向沒落。發展道德經濟是國家、企業和家庭從當時為善的積極進步的道德教育和要求其勞動者，從而獲得較高的經濟教益，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發展我國的道德經濟是以卓有成效的“三個代表”為核心內容的社會主義道德教育提高經濟工作人員的社會主義道德素質，用社會主義道德規範企業、家庭和個人的經濟行為，建立和培養道德高尚的生產經營模範企業、模範家庭和模範個人，並以此帶動各行業經濟發展，促進我國道德高尚，競爭有序，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雙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蓬勃發展。

　　道德經濟學是介於倫理學和經濟學之間的邊緣性科學，它的產生和發展對現代倫理學和經濟學都將發生重大的影響。它的主要任務是揭示道德與經濟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的規律，科學論證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國”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聯繫，闡明法治經濟與德治經濟的聯繫與區別。總結歷代以德治經濟的經驗與教訓，批判當前存在的反對“以德治國”，忽視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思想傾向，為發展道德經濟推動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理論指導和方法論。

　　道德經濟學是以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和政治經濟學為指導的綜合性科學，它的主要內容是：

　　第一、以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揭示道德和經濟這對孿生姊妹來到世問後互相影響互相促進，共同推動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

　　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她們互動發展的一般過程是：原始的全道德經薪發展階段一非人權半道德經濟發展階段一弱人權重道德經濟發展階段一半人權弱道德經濟發展階段一全人權半道德經濟發展階段一全人權全道德經濟發展階段。全道德經濟是基本或完全以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設為手段來發展的經濟。低級形態的全道德經濟是原始社會的經濟，高級形態的全道德經濟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經濟。半道德經濟是既以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設為手段來發展經濟，又必須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來促進經濟發展的經濟。非人權半道德經濟是否定勞動者的人身自由權利，同時以道德教育道德建設和經濟的法律的手段來發展的經濟，如奴隸主的莊園和作坊經濟。弱人權重道德經濟是承認和保護勞動者的小部分人身自由權利，著重以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設為手段來發展的經濟，如封建社會農民租種地主土地的小農經擠。半人權弱道德經濟是承認和保護勞動者基本的人身自由權利，同時以道德教育道德建設和經濟的法律的手段來發展的經濟。如資本主義企業承認和保護勞動者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但其自由平等對勞動者來說具有很大的虛偽性，故其企業經濟為半人權弱道德經濟。全人權半道德經濟是勞動者享有真實的民主自由權利，同時以道德教育道德建設和經濟的法律的手段來發展的經濟，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全人權全道德經濟是勞動者享有完全真實的民主自由權利，並基本或完全以道德為手段來發展的經濟，如共產主義社會的產品經濟。

　　第二、科學分析政治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設，公共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設，職業道德教育和道穗建設在不同歷史時期對經濟發展的不同作用，以及同一時期內對不同企業經濟發展的不同作用。

　　政治道德是政黨、政府、軍隊和司法執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正常履行職責的行為規範及其相應的心理意識和行為活動的總和。公共道德是人們在公共場所的行為規範及其相應的心理意識和行為活動的總和。職業道德是同人們的職業活動緊密聯繫的、具有自身職業特征的行為規範及其相應的心理意識和行為活動的總和。一般來說，政治變革時期政治道德對經濟的作用相對較大，政治穩定時期政治道德對經濟的作用相對縮小；同時它對軍工企業經濟的作用一般大於對民用企業經濟的作用。

　　第三、全面闡述我國社會主義道德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作用。

　　我國社會主義道德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道德精華相結合的產物，是以“三個代表”為核心內容的道德。它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作用是：(1)“三個代表”的道德思想為我國經濟工作人員剋服重重困難，搞好本職工作和知識創新提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動力。(2)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道德心理為我國經濟工作人員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生產的巨集觀目的與企業微觀經濟利益之間的關係，突破狹隘的小我眼界，確保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強大的精神力量。(3)以“三個代表”為核心內容的，以民主集中製為基礎的政治道德使我國經濟工作人員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互相協作、互相支持為全國經濟建設有條不紊地迅速發展創造優良的工作環境。(4)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職業道德使我國經濟工作人員在各自的企業或家庭中團結協作，克盡職守，任勞任怨地出色完成各項工作任務，促進本企業或家庭經濟迅速發展。(5)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婚姻家庭道德使我國經濟工作者正確處理家庭關係，加強家庭成員的團結，提高他們的艱苦奮鬥精神，促進家庭經濟的繁榮。

　　第四、詳盡論證發展社會主義道德經濟的措施。

　　發展我國社會主義道德經濟的措施是在借鑒前人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形成的。它主要是：(1)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進一步研究和發展杜會主義道德經濟理論。(2)加強社會主義道德規範體系的研究，不斷完善我國社會主義道德規範。(3)黨和政府堅持以共產主義理想、愛國主義精神和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教育我國幹部和群眾，提高經濟工作人員的政治遭德素質，使他們不論在什麼經濟工作崗位上，都是一塊能產生較高經濟效益和社會教益的好鋼。(4)企業堅持把對其勞動者的集體主義教育和職業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以公司之歌、公司誓詞和公司員工形象建設為手段使他們為提高企業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奮鬥不止。(5)家庭對其成員堅持從小就加強社會主義道德教育，培養他們高尚的品質，把他們鍛煉為國家、企業和家庭經濟繁榮的生力軍。(6)在企業和家庭經濟活動過程中．對其勞動者既要通過口頭的和書面的社會主義道德教育，提高其道德認識，使之表現出推動經濟發展的行為，又要通過精神的和物質的方式及時公正地肯定這些積極進步的經濟行為。這種教育、鼓勵、再教育、再鼓勵的不斷迴圈往複．是發展社會主義道德經濟的主要方法。(7)註意發現和樹立生產、交換、分配、消費活動過程中的先進典型，以典型地區、企業、家庭和個人的高尚道德風範，帶動全國各地區、各企業、各家庭和各個人的形象建設．從而推動全國競爭有序，遵紀守法的經濟建設的蓬勃發展。(8)從小學教育開始，堅持培養人們的行為自審習慣．提高其自我教育能力，從而使其在經濟活動中自律、自勵，長期艱苦奮鬥，不斷為我國現代化建設做貢獻。(9)對經濟管理人員提出較高的道德境界要求，以他們在我國經濟活動中的道德表率，激勵其他經濟工作人員奮發進取、無私奉獻，從而不斷提高企業、家庭和個人的知識創新能力和其產品或服務項目的市場競爭力。(10)在我國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應加強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及其各組織在政治思想道德建設中的領導，並充分發揮其表率作用，加速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道德經濟學雖然至今還是一個容易引起爭議的概念，但它在學術史上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首先，道德經濟學概念的提出，在理論上衝破了“經濟決定論”的束縛，把糧食騷動中的民眾觀念置於應有的主體地位，為民眾抗議研究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分析框架。以往學界受教條主義的影響，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簡化為“經濟決定論”，忽視甚至抹殺了作為歷史主體人的主觀能動性和歷史選擇性，從而把紛繁複雜的歷史簡單化了。儘管恩格斯晚年曾對這種經濟決定論的教條做法進行了批評，說“如果有人在這裡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麼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但非經濟因素對歷史的反作用一直沒有給予一個恰當的定位。而道德經濟學的分析模式鮮明提出，觀念因素有時比經濟因素所起的作用更為直接，這一定位可以說是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史觀的重大發展。

　　其次，道德經濟學概念的提出，也從方法論上剋服了傳統實證主義研究的局限，成功地開創了一條歷史研究的文化解釋範式。傳統史學主要是一種實證分析，這種實證做法雖然使史學有了堅實的客觀基礎，但在具體分析民眾抗議時卻有其無法解決的局限。這表現在有關民眾抗議的史料主要是統治者記載的，如果讓史料自己講話，研究者就很難跳出史料記述者原有的認識框架。道德經濟學概念的提出雖然依舊離不開史料，但同傳統的實證分析相比更註重解讀史料，是對民眾抗議行為與抗議語言進行文化解釋的結果。這種文化解釋既表現在通過抗議行為中的儀式、規則去分析這些行為模式所反映的社會關係，挖掘其中蘊含的民眾觀念；也表現在通過騷動者的語言去剖析話語背後的文化邏輯，揭示話語背後的民眾思維方式與價值傾向。道德經濟學概念的提出，是民眾抗議研究中文化解釋的成功典範，是對史學研究範式的重大貢獻。

　　最後，道德經濟學概念的提出，還成功運用了“從下往上看”的研究視角，提出了社會轉型時期民眾抗議的一定合理性問題，為深入理解社會轉型時期的社會衝突提供了一個反思性的民間立場。道德經濟學作為“一套與社會規範與義務、共同體內各方經濟職責相關的長期沿續下來的傳統觀念”，從形式上與當時市場走向自由放任的時代潮流相悖，但在民眾看來，政府與商人對這一觀念的恪守，卻能夠給他們一定的“保護”，使他們在糧食饑饉時買到廉價糧食，比自由放任的糧食市場規則更有人性。因此，如果關註各階層所處的具體社會語境和感受，就不能斷言民眾所恪守的傳統價值觀念劣於以經濟人為核心的新興價值觀。因為任何價值觀都是一定主體的價值觀，價值觀的優或劣、先進或落後，首先應由持有這一價值觀的主體來判斷。脫離某一主體所處的語境，簡單地用現代價值觀念來評判他們當時的觀念，很容易遮蓋傳統價值觀念的合理性，抹殺掉它們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應有地位。可見，道德經濟學概念的提出，為我們深入認識和評價社會轉型中的民眾傳統觀念提供了一種超越現代性的批判立場，而這是其他概念所無法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