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購統銷

用手机看条目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統購統銷(unified purchase and sale)

目錄

什麼是統購統銷

  統購統銷指對某些與國計民生關係重大的商品,實行統一收購統一供應分配的一種購銷形式,是中國現階段的一項重要政策。

  中國從1951年1月起實行了棉紗統購,1953年11月起實行了糧食、植物油料統購統銷,1954年9月起實行棉布、棉花統購。統購統銷是中國過渡時期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實行統購統銷對於穩定市場價格,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應,有著重大作用。隨著生產的發展,物資的豐富,統購統銷的範圍將有所改變。

統購統銷政策的實施 [1]

  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始,出現了全國糧食供銷矛盾嚴重的問題。由於城鎮和工礦區人口猛增,1953年城鎮人口達7826萬人,比1949年增加2061萬人,致使城鄉糧食供應面迅速擴大,對商品糧食的需求量急劇增加。但是,分散的小農經濟增加生產和提高商品率的能力有限,小農餘糧戶又有待價惜售心理,加之東北等產糧地區受災,造成1953年國家糧食收購量減少,有的地方收購量未達到計劃的1/3,而當年銷售量卻比上年增加31%,情況十分嚴重。糧食形勢一緊張,一些地區出現糧食脫銷,糧食市場開始動蕩,私營糧商同國家爭奪糧食的鬥爭就十分尖銳。1953年9月4日,北京一些糧商在兩小時內把市場上能搶購到的糧食搶購一空。他們猖狂投機,企圖操縱糧食市場。當時主持財經工作的陳雲指出:糧食紊亂時間要提早到來,範圍也要擴大,從鄉村一直到大城市。其結果是物價必然波動起來並使國家建設受到嚴重影響,擾亂民心。

  面對嚴峻的糧食購銷形勢,國家必須改變光靠市場收購糧食的辦法,而採取新的購糧辦法和新的糧食供應辦法。當時經過對可能採取的八種方案進行研究,仔細斟酌權衡,反覆對比篩選,排除了前七種方案,1953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在農村實行糧食徵購,在城市實行糧食定量配售的辦法,即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簡稱統購統銷。10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11月19日,政務院發佈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12月初開始,全國城鄉(除臺灣、西藏外)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基本內容是:

  (1)在農村向餘糧戶實行糧食計劃收購;

  (2)對城市居民和農村缺糧戶實行糧食計劃供應,即實行糧食的定量配售;

  (3)國家嚴格控制糧食市場,對私營糧食工商業進行嚴格管理,並嚴禁私商經營糧食購銷;

  (4)在中央統一管理下,實行由中央和地方分工負責的糧食管理政策。這個政策的實行,初步緩解了糧食供應的緊張狀況,取締了市場投機,保持了糧價的穩定,保證了“一五”期間大規模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在此前後,中共中央於1953年11月15Et作出計劃收購油料、食油計劃供應的決定;此後,又於1954年9月實行了棉花的計劃收購和棉布的計劃收購與供應,同時,城鄉開始憑布票供應棉布。

  統購統銷政策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完善和發展。針對1954年購了過頭糧引起的緊張,1955年減少徵購總量,實行了“定產、定購、定銷”的辦法,消除了農民的不滿;同時,規定城鄉居民口糧的供應,實行按人分等定量供應的辦法,開始發行糧票。

  統購統銷政策的實行,一方面促進了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互助合作、糧食徵購成為相互聯繫、相互促進的對農民進行改造的兩大戰略措施;另一方面嚴禁私商自由經營糧食購銷,從一個方面切斷了資產階級同農民的經濟聯繫,這實際上是對私營糧食行業的改造,並帶動了對其他私營工商業的改造,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社會主義改造中重要的一步。這個決策在當時是一個必要的正確的選擇,這是新中國在財經戰線上繼打擊投機資本、穩定物價後的又一個重大戰役。

統購統銷政策的產生及其影響 [2]

  一、統購統銷政策的產生

  1.嚴峻的糧食供求矛盾, 是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最直接原因

  新中國建立後, 國家逐步解決經濟困難。首先利用政治上的優勢, 成功地取得了“糧棉之戰”、“銀元之戰”的勝利, 擊退了不法資本家的猖狂進攻, 控制了通貨膨脹, 百姓的生活日趨穩定。但是, 到了1953 年下半年, 全國糧食緊缺問題極其嚴重。從1952 年7 月至1953 年6 月, 國家糧食收購數量是273.5 億公斤, 而同期糧食銷售量卻高達293.5 億公斤; 為了滿足需求, 平抑糧價, 國家只能動用庫存糧20 億公斤。同時, 1953 年上半年, 全國災情嚴重。河南、江蘇、安徽、遼寧、吉林等產糧區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旱災、霜凍等影響, 受災面積達到了35 463 萬畝, 占全國各種作物種植面積的16.47%。僅小麥一項, 預計減產35 億公斤。此外, 由於工業生產需要大量的棉花、麻類等農產品作為原料, 國家鼓勵農民種植工業原料作物, 相對地減少了糧食作物的種植面積。農民因災害而有糧惜售, 也使糧食的市場供給量有所減少。

  糧食供給危機日趨嚴重, 而同時期的糧食需求卻不斷增加。1952 年底, 國民經濟恢復任務基本結束, 1953 年全國將轉入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隨著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和加快工業化步伐, 城鎮人口快速增長。1953 年城鎮人口比1952 年增加663 萬, 增長9.3%; 非農業居民的消費水平比1952 年增長32%。除了城鎮人口自然增長之外, 一批工礦企業紛紛開工建設, 眾多農民離開農村進入城鎮從事工礦業, 這既減少了農業勞動力的投入, 又增加了吃商品糧的人數。此外, 土改後農村糧食產量雖有大幅度的提高, 1952 年達到了創記錄的16 392 萬噸, 但是, 由於農民生活的改善, 增加的糧食相當一部分被農民自己消費了。“過去山區農民一年只吃上十頓的白麵, 現在則每個月可以吃四五頓、七八頓, 麵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這是國家收購小麥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農民消費的增加, 就意味著所提供的農產品商品率和絕對量在短時期內不會有較大幅度的增加, 也就不能滿足國家快速工業化對資金和農產品的需求。在社會主義改造之前, 國營商業、國家資本主義及合作化商業和私營商業並存於我國商業中的批發和零售領域, 而私營商業占據著相當重要的地位。1952 年, 私營商業占全國商品批發額的36.3%和零售額的57.2%。糧食銷售市場基本是自由市場, 農民除了繳納農業稅(公糧)外, 糧食可以自由上市。這樣, 在全國糧食供求矛盾尖銳之際, 國營商業企業無力調控市場, 很多私商趁機大搞投機活動, 抬高糧價, 從而影響整個物價穩定。“糧販子大肆活 動, 特別是糧食少的地方, 糧販子的活動更厲害。從事這種活動的, 有的是農民, 有的是集鎮上的小販, 數量達幾十萬人。有些原來不做糧食生意的, 也收買囤積糧食。只要糧價一波動, 搞糧食投機的人一個晚上就可以增加幾十萬; 如果波動兩三個月, 糧販子就可以增加幾百萬。”“當時私商活動頻繁的地區, 糧食市價一般高出牌價20%—30%。”糧價的大幅度波動, 不僅威脅著百姓的日常生活, 而且“如果放任這種波動, 就會引起人心不安, 社會震動, 大規模經濟建設就很難進行。”

  2.配合對個體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是實行統購統銷政策的深層次原因

  1953 年, 國家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同時, 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 即多種經濟成分並存、計劃與市場共同發揮作用的管理體制還有存在的必要性。國家工業化的發展需要大量的價格低廉的農產品, 需要龐大的資金積累。而作為市場主體的個體農民和私營商業者, 則希望農產品的價格充分地反映市場的價值規律, 農業的資金積累主要用於農業和輕工業本身, 而不是用於國家所希望的重工業上, 這就與國家的經濟發展目標不一致。因此, 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是從排斥市場機制入手的, 實行國家對經濟和市場的直接管理, 把農業的生產和銷售計劃完全納入到國家的統一計劃之中,從而完成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

  統購統銷政策是政府第一次採取行政手段來控制過去主要由市場機制調節的地域廣大、人口眾多的農村, 使農民和農業與市場完全割裂開來, 主要農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是國家的事情, 與生產者沒有更多的聯繫。同時, 通過農業合作化鞏固了國家對農民的控制, 從而從根本上挖掉了商品經濟和市場發育的基礎。

  二、統購統銷政策的影響

  1953 年11 月,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通過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同年12 月初, 除西藏以外, 全國城鄉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後來, 又實行了對食用植物油、棉花等主要農產品的統購統銷。1985 年1 月, 國務院頒佈了《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十項政策》, 用合同定購政策代替統購政策。在30 多年間, 以糧食為主的統購統銷政策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統購統銷政策推動了我國工業化的進程

  1953 年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突出了國家工業化的核心地位。中國的工業化並沒有沿用世界上通行的類似英國的“圈地運動”那樣的資本原始積累模式, 而是借鑒蘇聯經驗, 優先發展重工業。新中國這樣做的原因: 一方面,1929—1933 年世界性經濟危機, 暴露了西方工業化模式的弊端; 另一方面, 蘇聯20 世紀三四十年代工業化所帶來的經濟繁榮, 對中國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優先發展重工業則需要大規模的資金積累。1952 年底, 農業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56.9%, 輕工業產值占整個工業總產值的64.4%,而其中以農產品為原料的產值又占輕工業產值的87.5%。面對這樣一個畸形的產業結構, 我國不可能依賴工業為國家工業化的發展提供資金積累和國民儲蓄。儘管當時我國農業也十分落後, 但相比起來它卻是國民經濟發展的最主要部門, 是唯一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資金積累的部門。因而, 農業成為能夠為工業化建設提供國內儲蓄和投資的重要來源。

  統購統銷政策實行後, 農業對工業化提供的資金積累主要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實現。在我國, 剪刀差可分為比價剪刀差和比值剪刀差。比價剪刀差到1958年就已經被消除; 而比值剪刀差是真正反映剪刀差的實質, 一直存在到現在。1957 年, 剪刀差差幅為0.64;1978 年, 差幅為0.71; 1987 年差幅為0.154[7](P67)。據統計,1953—1981 年間, 國家通過價格剪刀差的方式從農民手中籌集工業化資金共7 000 多億元, 加上農業集體組織內 部的積累1 000 多億元, 總計約8 000 多億元, 相當於同期我國積累基金15 000 多億元的50%以上; 而國家在此期間對農業的投資總計只有800 億元左右。顯然, 即使扣除農民應負擔的一部分國防、行政、文教費用, 農業提供給國家和工業的剩餘產品也大大多於他們從國家和農業得到的剩餘產品[8](P63)。此外, 國家對棉花等幾種主要經濟作物實行了統購統銷, 使輕工業有了一個穩定的、成本低廉的原材料來源, 獲得了保護性發展。國家從輕工業中獲得的大量利稅又被投入到重工業當中, 從而推動了重工業的發展。統購統銷政策降低了工業生產中的勞動力成本。建國之初, 我國工業一直採用粗放型經營模式, 勞動力的大量投入是主要表現。因此, 勞動力的成本即工人的工資, 對工業品價格的高低和工業利潤的多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實行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統購統銷後, 國家控制了糧食的收購和銷售, 以較低的價格從農民手中收購糧食, 又以較低的價格銷售給城鎮居民。一直到80 年代初期, 我國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繫數都在50%以上。1957 年, 全國農民家庭人均生活費支出為70.68 元, 其中食品支出為46.49 元, 恩格爾繫數達到65.9%。1978 年, 全國農民家庭人均生活費支出為116.06 元, 其中食品支出為78.59 元, 恩格爾繫數達到67.7%; 全國城鎮家庭人均生活費支出為311.16 元, 其中食品支出為178.92 元, 恩格爾繫數達到57.5%。如此高的恩格爾繫數決定了城鄉居民購買食品的支出占家庭總消費支出的絕大部分, 而食品價格的高低影響到家庭 消費質量的高低。城鎮居民用較低的價格獲得糧食和以糧食為原料的食品, 從而降低了城鎮居民基本生活消費的開支, 工人在較低的工資水平下能夠滿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這樣, 低工資帶來了勞動力成本的降低, 直接促進了工業利潤以相對較高的速度增加。

  2.統購統銷政策推動了我國計劃經濟體制的確立

  新中國成立後, 國家開始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 逐漸形成計劃經濟體制。在計劃經濟體制確立的過程中, 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如何解決分散的、數量龐大的農民和落後而又制約著工業化發展的農業問題, 其關鍵點是將農村中普遍存在的小農經濟納入計劃經濟的軌道之中。

  在國民經濟基本恢復時期, 還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好辦法。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 就必須將農業生產和銷售全盤納入到國家計劃管理的範疇中。這樣, 一方面能夠推動對個體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另一方面全力支持國家工業化的發展。“農業生產計劃是國民經濟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剋服農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 防止局部地區自給自足偏向的有效辦法, 是保證軍需民食、工業原料以及外銷物資的生產, 與提高人民生活, 使中國逐步走向工業化的有力手段。”

  1953 年實施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 將分散的農民控制在國家手中, 取消了覆蓋面廣的自由市場, 國家完全掌握了糧食等主要農產品, 甚至將計劃管理深入到消費領域, 這為後來建立計劃經濟制度奠定了基礎。該政策一經頒佈, 就收到了明顯的成效。據統計, 1954 年的糧食收購量為5 089 萬噸, 比1953 年超出784 萬噸[3](P26)。這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嚴峻的糧食危機。這樣, 建國以來一直難以真正實現的農業生產終於納入了國家計劃經濟的軌道。

  3.統購統銷政策暴露出很多弊端, 影響著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統購統銷政策從根本上否定了農產品作為商品的基本屬性, 不承認價值規律對農業經濟的指導作用, 不按照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來組織農業生產和經營, 其結果只能是農產品的價格嚴重地背離了市場價格, 不能真實地反映其內在價值, 而且農民進行農業生產和經營, 完全依賴行政命令,“因為統購統銷割斷了農民同市場的聯繫: 土地種什麼, 信息不是來自市場, 農民對自己的產品, 處理無自主權, 即使有餘糧, 也不能拿到市場去賣, 這就排除了價值規律對農業生產的刺激作用。”這嚴重地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限制了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 直接導致了我國農業生產長期處於落後中徘徊的局面。建國之初, 國家就試圖縮小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 1956 年我們還對蘇聯依靠剪刀差動員農民積累的方式進行了批評。“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採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 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 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但是, 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落後的農業大國, 要搞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 僅靠工業的自身積累是遠遠不夠的。這樣, 就迫不得已地要求農民多提供一點積累。在實際的過程中, 否認價值規律的作用, 農民的稅收過於沉重, 尤其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兩次大災難, 國民經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不僅沒有縮小, 反而擴大了。建國後, 農業部門每創造100 元價值, 通過剪刀差無償流失到工商部門的量為: 1952 年17.9 元, 1957 年23 元, 1978 年25.5 元, 1984 年10 元。這種價格剪刀差的長期存在,無形地推動城鄉二元體制的形成。在農村, 農民多餘的農產品被低價統購, 而在城市, 城鎮居民都能以一個較低的價格獲得農產品。國家糧食經營費用逐年增加, 長期存在購銷價格“倒掛”的現象。國家財政只能不斷地大量投入,實行各種價格補貼。1987 年為294.60 億元, 占同年國家財政總支出的12.14%; 1988 年達到了370.34 億元, 占同年國家財政總支出的13.88%。

  此外, 在實施統購統銷的過程中, 有些地方徵購過頭糧的現象比較普遍, 造成了農民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十分緊張。在安徽亳縣, 1958 年全縣農業人口71 萬, 糧食實產2.27億公斤, 徵購任務1.5 億公斤, 完成7 559.5 萬公斤, 占任務的50.39%, 人均負擔量106.5 公斤, 留量加回銷人均占有糧食218 公斤。糧食徵購占到實產的1/3 左右, 而留給和返銷給農民的糧食, 除去種子、飼料、社辦工業等項用糧外,農民的口糧很低。有時到播種季節還向農民逼交種子。統購統銷政策作為計劃經濟體制的一個組成部分,對國家工業化的快速發展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 該政策違背了經濟規律, 主觀地用行政手段代替經濟手段來調控農產品的生產和流通, 成為了我國農業生產發展緩慢的重要因素, 阻礙了城鄉商品經濟的開展。

國內統購統銷研究綜述 [3]

  一、統購統銷研究現狀與文件綜述

  (一)統購統銷制度的形成

  陳雲同志作為建國初國家財經工作的領導人和統購統銷制度的重要決策人之一,在其文選中多篇文章涉及統購統銷制度的形成,如1953 年的《實行糧食統購統銷》、1954 年《關於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1956 年《剋服統購包銷中的弊病》等。薄一波同志的《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捲)也對統購統銷制度的形成作了詳盡的敘述。官方的觀點認為,1953 年前後的自然災害、農民惜售、糧販哄抬糧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導致消費量增大和工業發展需要等因素是導致實行統購統銷政策的主要原因。而且,糧販哄抬物價不僅是人為導致糧食供求矛盾的主要原因,而且與當時的過渡時期總路線背道而馳,與社會主義路線背道而馳,因此必須採取措施制止之。對陳雲思想的研究者們也從不同方面證實了這一點,如唐文起結合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在江蘇的貫徹實行論述了陳雲的糧食統購統銷思想,王瑞芳的《陳雲與糧食統購統銷》通過對陳雲糧食統購統銷思想的歷史發展過程的系統敘述也對以上觀點表示認同。

  田錫全通過對河南省唐河縣的資料研究,從一個特定角度展現了統購統銷形成的歷史。羅平漢通過票證勾勒了統購統銷的歷史。

  但也有一些從其他側面來分析統購統銷政策形成原因的觀點。徐建青認為,建國前期國家運用市價和牌價的市場機制來保障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但市價與牌價的並存又導致了運營成本的抬高,同時,各個利益群體的存在及其市場行為與國家計劃目標之間產生了矛盾,這也增加了國家在市場管理和市場交易中的 成本,因此,從制度選擇上來說,國家必須選擇統購統銷制度來保障國家計劃的執行。

  (二)對統購統銷制度的研究和評價

  葛玲通過對政策演進過程中的統購統銷制度分析,認為統購統銷是一種偏向性制度設計,具有對農村的強制性和對城鎮的保障性兩個方面的特征,同時成為了1959-1961 年農村饑荒的重要制度誘因。而大多數學者認為,統購統銷制度本身的出發點是正確的,但是政策在具體執行過程當中發生了偏差,最終導致了一系列問題的出現。劉興周認為實行統購統銷的同時也要講究價值規律。劉洋認為,統購統銷政策更多的是“當時領導人全面掌握農業生產,掌握農村資源,管理和控制農業生產和經營的統治經濟思想”,而非完全為了工業發展積累資金。盧鋒認為統購統銷是新中國初期工業化需要與當時經濟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並對合作化高潮的形成及其向集體化運動的轉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並與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張樹新、費迅也認為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促成了我國計劃經濟體制的最終確立。閻偉傑認為,統購統銷政策不完全是為了工業積累,更與當時國家領導人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有著密切的關係。張學兵梳理了1953-1958 年統購統銷中的幾個重要問題,指出雖然“統購統銷的邏輯起點與意識形態無關”,決策者之所以 實行這一政策,是力圖在“國計”與“民生”之間尋求一種平衡,但其最終的結果卻在很大程度上剝奪了農民,導致這一結果的真正原因是“政策失誤、制度僵化”。徐勇認為,“將土地、產品和勞動等經濟資源賦予國家特性,並由此構造國家和農民的關係是國家整合鄉土社會的基礎性機制。”但是,國家的強制性整合很難持續,相反,農民自發的行為最終改變了國家制度。

  (三)統購統銷與基礎組織

  有部分學者對統購統銷實施過程中的政治因素作了梳理和分析,認為基層黨政機構組的成功政治動員時保證政策實施的重要因素,如黃金魁《從黨的社會動員能力看統購統銷政策順利實施的原因》、田錫全《基層黨政機構、社會組織與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推行——以1953-1957 年的河南唐河縣為中心》、徐向東《建國初期糧食統購統銷中的政治動員》、張濟順《上海裡弄:基礎政治動員與國家社會一體化走向(1950—1955)》等,同時,他們還認為,基層組織的組織和推動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國家和社會的一體化。

  (四)統購統銷與糧食流通體制

  關於統購統銷政策對糧食流通體制的影響,學者們大多認為統購統銷政策嚴格控制了糧食的流通,一方面推動了工業化的發展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另一方面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嚴重影響了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生活的提高,是一把雙刃劍。這方面的專著和論文主要有:陳廷煊《建國以來糧食流通體制的演變》、崔小黎《糧食購銷體制變遷與改革》、蘭錄平《中國糧食流通政策分析》、陳國慶《建國初期糧食流通體制的探討》、李延東《建國初期我國糧食統購統銷糧食供應體制研究》等。

  (五)統購統銷對農業和農民的影響

  關於統購統銷對於農業和農民的影響,各方學者的看法基本一致,認為這一政策嚴重影響了我國農業生產基礎,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

  高瑛、李岳雲認為,國家使用行政力量導致糧食價格長期扭曲,市場機制在糧食供需調節上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使得糧食產銷各主體間利益關係嚴重失衡,影響了糧食生產者的積極性,進而對我國的長期糧食安全造成了威脅。

  陸雲航則通過回歸分析發現政府通過統購統銷制度將集體化農業內部的餘糧都收購了以後,以很難在集體化農業內部對勞動投入形成有效的激勵,從而證明瞭統購統銷制度對農業和農民的損害。

  張軍認為,“國家和農民的利益從根本上是一致的,但也有衝突的地方”,糧食統購是國家與農民間的利益博弈的產物,但由於這一政策的實行依靠的是國家強制力,因此,其結果只能是導致農民的不幸。

  (六)統購統銷與工業化

  相當部分學者認為,建國初,政府通過統購統銷為主的一系列政策對工農業產品交換中採取的剪刀差政策迅速積累發展工業所需要的資金,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工業的發展,也就是說,以犧牲農業來換取了工業的發展。如張培剛、方齊雲《工業化進程中的中國農業》、巴志鵬《建國後我國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分析》、範子英《工業偏向、食物獲取權與饑荒》、焦金波《統購統銷:中國工業化資本積累的主要形式》、許經勇《對我國工業化過程中資金積累問題的深層思考》、楊桂紅利用經濟學理論以雲南省為例對農業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的數量進行研究等都支持了這一觀點。

  但也有不同的聲音。崔小黎認為,從1953 年前後的文獻資料和統計數據來看,中國的統購統銷政策首先不同於蘇聯的義務交售制,而且並沒有為工業積累超額資金,由於城市化水平並不高,中國“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始終可以兼顧農業”。武力通過對剪刀差的歷史追溯和具體的數據進行分析,認為從1953 年到90年代初,“國家通過剪刀差從農民手中拿走的農業剩餘也沒有許多人估計的那樣多”,農民收入增長過慢和收入水平太低的主要原因是“國家限制了農民的農業生產自主權和發展非農產業”。

  (七)統購統銷與城鄉二元化社會

  學者們大多認同統購統銷政策不僅改變了我國的糧食流通體制,而且造成了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體制,這種在保障人民生活名義下產生的制度,最終卻導致嚴重阻礙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並且帶來了極其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後果,至今這個影響還存在於我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造成這一切的原因是優先發展重工業、軍事工業,以及計劃經濟。這方面的論文主要有:劉星航《糧食統購統銷與戶籍制度的聯繫》、佟明中《論我國的城鄉二元體制與城鄉一體化道路》、武力《1949-2006 年城鄉關係演變的歷史分析》、肖冬連《中國二元社會結構形成的歷史考察》、謝敬《五十年代城鄉隔離的背景》、周作翰、張英洪《城鄉二元體制的建立:農民與市民的制度分野》等。

  值得註意的是,崔小黎從分析經濟基礎入手,深入解剖了新中國的城鄉關係,認為“新中國城鄉關係演變的主線是工業化與城市化”,但是不能“單純地從工業化發展戰略的需求”和“經驗不足”的角度解釋,而應著眼於當時建立的超前的生產關係。這為我們從更深層次上認識新中國建國以來的城鄉關係演變進程提供了更加開闊的思路。

  劉應傑運用社會學的結構功能分析方法來研究建國以來城鄉關係的演變過程,認為二元經濟結構與二元社會結構相互依存,社會結構以經濟結構為基礎,又對經濟結構有反作用,戶籍制度、統購統銷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城市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制度共同構成了中國城鄉的二元結構。他認為中國社會城鄉二元格局的形成是特定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的的必然選擇。

  湯水清也認為糧食計劃供應制度是城鄉二元社會制度形成的關鍵因素,這一制度切斷了城鄉之間的市場聯繫,動員農民回鄉,第一次從制度上確立了城鄉之間的身份差別,並最終導致了城鄉二元社會制度化的分離。

  (八)統購統銷與票證制度

  田錫全系統梳理了票證制度在河南的實施歷史,認為票證制度在保證統購統銷政策的貫徹實施的同時也成為了統購統銷制度的一部分,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糧食購銷倒掛等弊端出現,糧票逐漸成為“第二貨幣”,進而淪為不法分子投機的對象,同時票證也是統購統銷時期城鄉隔離的標誌之一。萬典武認為雖然票證制度的實行在當時來起了穩定物價和社會的作用,但其一直持續了30年,所帶來的弊端也是十分明顯的,比如背離價值規律,損害農民利益,影響糧棉油加工廠的積極性,在城市影響了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造成機構臃腫,並引發了其他票證的興起和持續。張學兵認為,票證制度的確立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票證對統購統銷進行制度安排,二是通過各種規章對票證制度本身進行制度性安排,另外,票證制度對人民的生存狀態、思想意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焦連志以票證社會來指稱中國傳統社會主義社會,認為票證制度導致了對中國傳統社會主義的制度性和體制性的修正和 對社會關係的型塑,票證社會的維繫與運轉依賴於制度安排下特有的資源提取與分配機制和意識形態,因其本身固有內在困境導致了人民的抵制,因此票證社會最終必然解體。

  (九)統購統銷制度在各地的實施情況

  陳漓林《從湖南看糧食統購統銷政策》、黃耿陽、陳益元《統購統銷與農村社會重構——以1953-1957 年湖南省醴陵縣為研究個案》、思宇《四川桐油購銷簡史》、湯水清《上海糧食計劃供應制度的建立(1953-1956)》、徐臘梅《1953 年-1955 年江西實行糧食統 購統銷出現的問題及其解決》、曾偉《統購統銷制度在廣東歷史的所起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張闖《1953-1955 年河北省糧食統購統銷述論》、朱丹《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在湖北的實施及其影響》等為我們展示了各地統購統銷的實行情況。

  二、對統購統銷政策的綜合評價

  綜上所述,學術界對於統購統銷在歷史上所起的積極作用和帶來的一系列弊端有著比較統一的看法,學者們在肯定統購統銷對於穩定社會,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促進工業化、城市化的推進方面曾經起過巨大的作用的同時,都認識到由於當時國家對經濟基礎認識上的有限性和對體制設置的不完善,導致了計劃經濟對價值規律的長期背離,對城鄉發展的長期阻隔,並最終阻礙了經濟與社會的正常發展。對於統購統銷政策,我們應該一分為二地看待,不能一味地強調其負面後果,應該綜合考慮中國共產黨人在進行決策時所處的環境、決策的出發點、以及政策對國家發展、人民安定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同時,在中國共產黨今後的決策中,應該從統購統銷制度中吸取經驗教訓,從而為今後作出更為科學的決策提供參考。

相關條目

參考文獻

  1. 何沁.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05.
  2. 陳國慶.統購統銷政策的產生及其影響〔J〕.學習與探索,2006年第2期,(總第163期):207—209
  3. 程源.國內統購統銷研究綜述〔J〕.法制與社會,2010年第2月:93—95
本條目對我有幫助12
MBA智库APP

扫一扫,下载MBA智库APP

分享到:
  如果您認為本條目還有待完善,需要補充新內容或修改錯誤內容,請編輯條目

本条目由以下用户参与贡献

Tears~,Yixi,jane409,连晓雾,方小莉,Mis铭,Tracy.

評論(共3條)

提示:評論內容為網友針對條目"統購統銷"展開的討論,與本站觀點立場無關。
222.85.118.* 在 2015年3月8日 18:52 發表

儘是廢話!一句話即可概括完所有分析論證內容,那就是:統購統銷政策死完全錯誤的。如果說那是根據當時情況沒辦法而為之。那麼,中國幾千年,改革開放幾十年並沒採用兩統政策,中國不是照樣在發展,在前進嗎? 歷史上,或遇災有餓死人的情況,但是兩統以後的所謂三年困難時期,中國不是餓死了很多人嗎?所以,雙統政策乃最壞的一個政策。他的直接後果是,將中國人分為了兩等公民。

回複評論
117.136.94.* 在 2017年9月15日 08:58 發表

那個年代啊!種地的老百姓可害苦了。畝產糧就不夠納糧的挨打啊

回複評論
117.136.50.* 在 2018年6月30日 11:47 發表

222.85.118.* 在 2015年3月8日 18:52 發表

儘是廢話!一句話即可概括完所有分析論證內容,那就是:統購統銷政策死完全錯誤的。如果說那是根據當時情況沒辦法而為之。那麼,中國幾千年,改革開放幾十年並沒採用兩統政策,中國不是照樣在發展,在前進嗎? 歷史上,或遇災有餓死人的情況,但是兩統以後的所謂三年困難時期,中國不是餓死了很多人嗎?所以,雙統政策乃最壞的一個政策。他的直接後果是,將中國人分為了兩等公民。

幾千年來中國最大的工業化浪潮是什麼?不就是兩統政策時期。你舉的中國古代幾千年還在發展的例子根本不適用於工業社會,單純的農業生產和小手工業生產與兩統政策有任何關係?農業社會能和工業社會相比較嗎?沒有剝削農民來完成的工業化,你拿什麼改革開放?你國家連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都沒有,你拿什麼和歐美競爭?

回複評論

發表評論請文明上網,理性發言並遵守有關規定。

打开APP

以上内容根据网友推荐自动排序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