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可迴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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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經濟可迴圈度，是指在某一特定空間單位主體（企業、農村社區、城市甚至國家）在經濟上最優地迴圈利用某種“廢棄物”規模占該空間單位主體所產生的該 “廢棄物”總量的比重。

　　經濟可迴圈度既可以小於1，也可以大於1。如果經濟可迴圈度大於1，意味著該空間單位主體經濟上迴圈利用的某種“廢棄物” 超過本空間單位主體所產生的規模，而迴圈利用了該空間單位主體以外的“廢棄物”資源。用公式表述為：

　　式中：Q₀——“廢棄物”總量

　　q ^* ——最優的利用廢棄物的規模

　　某種“廢棄物”的經濟可迴圈度取決於很多因素，包括迴圈利用的技術、取決於所節省資源的價格水平、取決於迴圈利用的工藝以及迴圈利用的地點。從成本收益角度考察，某種“廢棄物”的經濟可迴圈度由該“廢棄物”的價值密度、變動成本以及固定成本三個因素綜合權衡決定的，而市場需求變動、技術進步和生產組織的改進等外部條件都會影響到“廢棄物”的價值密度、變動成本和固定成本，從而最終影響其經濟可迴圈度大小。

　　（1）價值密度

　　所謂“廢棄物”，或者是失去原有必要使用功能或功能過時而被淘汰的物品（包括生產廢棄物、消費廢棄物），或者是生產、生活過程中產生的一些不願產生但又不得不產生的伴生“排泄物”（如工業廢水、廢氣和廢渣以及生活污水等）。從理論上講，這些“廢棄物” 儘管已經失去原有的使用價值或伴隨原有產品使用價值發揮而產生“負使用價值”，但從更大範圍的物質迴圈和新陳代謝系統來看，任何物品包括“廢棄物”都具有某種使用價值，都含有能夠被利用的有價值材料或能量。價值密度是指單位“廢棄物”（如體積、質量等）中所含有的有用材料或能量的價值量。由於“廢棄物”迴圈利用往往也需要投資和成本，也要消耗資源（能源），甚至還可能產生二次污染。如果“廢棄物”的價值密度太低，“廢棄物”迴圈利用就可能得不償失，也就難以被迴圈利用。因此，含有足夠高的有用材料或能量是“廢棄物”能夠被迴圈利用的前提。

　　“廢棄物”價值密度的高低除了自身的自然屬性以外，還取決於三個因素：

　　一是迴圈利用的工藝過程，一般來說，“廢棄物”的價值密度會隨著工藝過程複雜程度的提高而提高。

　　二是替代品的市場需求和價格，“廢棄物”所包含的有用材料或能量的價值量會隨著替代品市場需求的增大而提高，隨著替代品價格的升高而提高。

　　三是相關產業的銜接程度，相關產業銜接程度越高，“廢棄物”成為有價值物品的可能性就越大，價值密度就會越高。

　　（2）變動成本

　　“廢棄物”迴圈再利用一般要經過收集、運輸、分離和再加工四個環節，與這四個環節相對應的變動成本分別是收集成本、運輸成本、分離成本和再加工成本。

　　①收集和運輸成本

　　許多“廢棄物”迴圈利用往往需要專門的場所和較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不可能處處布點。“廢棄物”必須能夠集中到某一個空間點，才能夠被分離出有用的材料或被迴圈利用。要將“廢棄物”集中到某一個空間點又需要兩個環節：首先是將相對分散的同類“廢棄物”集中到一定規模（這個過程中可能會對“廢棄物”進行簡單的分類和篩選）；然後將一定規模的同類“廢棄物”運送到特定地點進行迴圈利用。與這兩個環節相對應的變動成本為收集成本和運輸成本，統一稱為集中成本。收集和運輸成本對“廢棄物”的空間分佈特征比較敏感，隨著“廢棄物”迴圈利用規模的增加，其來源範圍會不斷擴大，空間分散程度可能會提高，邊際收集和運輸成本會不斷增加。

　　“廢棄物”收集和運輸成本大小與其物理性質（主要表現固相、液相、氣相還是混合相）、空間豐度有緊密的關係：一些“廢棄物”產生的數量大且空間分佈比較集中，其收集和運輸成本可能會比較低；另一些“廢棄物”產生的數量小且空間分佈比較分散，其收集和運輸成本往往就相對較高。

　　②分離成本

　　分離環節是將“廢棄物”的有用價值與其他成份相分離的過程。對於不同的“廢棄物”或同一“廢棄物”的不同迴圈利用方式，分離環節的重要性程度可能會存在明顯差異。有些“廢棄物”可以不通過將其有用價值與其他成份分離而能夠被直接迴圈利用，分離成本很小甚至為零。而對另一些“廢棄物”來說，如果不能將其中的某一有用物質通過物理或化學等手段與其他物質有效分離出來，這些價值比較高的物質就很難迴圈利用，分離環節就變得非常關鍵。對需要分離環節的“廢棄物”迴圈利用來說，“廢棄物”分離成本的高低往往取決於其物理或化學構成，“廢棄物”的物理或化學成分越複雜、越“良莠不齊”，成分之間結合得越緊密，分離成本就可能會越高。 “廢棄物”迴圈利用的分離環節往往需要專門的機器設備和工藝。在設計規模內，邊際分離成本可以認為是不變的，但如果超過設計規模，邊際分離成本可能會急劇上升。

　　③再加工成本

　　不需分離過程的“廢棄物”或從“廢棄物”分離出來的有用材料或能量，其使用價值的最終實現往往還需要再加工過程，需要消耗其他資源特別是能源，存在一定的再加工成本。“廢棄物”再加工和一般產品的加工沒有根本的差異，其成本大小往往取決於生產工藝。與分離環節一樣，“廢棄物”再加工環節需要專門的機器設備和工藝。在設計規模內，邊際再加工成本也是基本上不變的，如果超過設計規模，邊際再加工成本則可能會急劇上升。

　　（3）固定資產投資和固定成本

　　許多“廢棄物”迴圈利用項目往往需要比較大規模的專門性固定資產投資，存在比較高的固定成本。例如，江蘇省張家港市沙鋼公司僅在“十五”期間，僅對迴圈經濟、環保設施方面的投資就已超過了30億元。較高的固定資產投資意味著達到盈虧平衡的生產規模也比較大，如果“廢棄物”迴圈利用不能達到投資規模所要求的最低生產規模，就不會形成有效的迴圈經濟固定資產投資，也就難以有效發展迴圈經濟，“廢棄物”就只能是廢棄物。

　　較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和相應較高的固定成本需要“廢棄物”的數量能夠有效地集中到一定規模並能夠持續性供應。但是，許多“廢棄物” 往往是空間分佈比較分散，要將這些分散的“廢棄物”集中起來需要邊際遞增的收集和運輸成本。由於“廢棄物”收集和運輸成本大小與其空間分散程度正相關，如果“廢棄物”空間分佈分散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出現因為收集和運輸成本太高而導致“廢棄物”迴圈利用失去經濟競爭力。因此，較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使得許多 “廢棄物”的空間集中程度成為其能夠經濟迴圈利用的關鍵性條件。

　　根據經濟可迴圈度決定的靜態數學模型，可以對那些具有較高經濟可迴圈度“廢棄物”的技術經濟特征進行簡單的梳理和分類。當然，有些“廢棄物”可能會同時具備兩項以上特征，其經濟可迴圈度就更高。

　　1．較高的價值密度

　　有些“廢棄物”經濟可迴圈度比較高是由於其價值密度比較高，迴圈利用可以獲得比較高的收益。因為“廢棄物”的成本一般比較低，如果其價值密度比較高，其迴圈利用就可能具有比較強的市場競爭力，甚至還會產生出專門回收和再加工 “廢棄物”的企業。隨著原料的日益昂貴，刺激著“廢棄物”迴圈利用水平的提高。如江蘇春興公司是我國目前最大的再生鉛生產企業，針對我國鉛資源十分緊缺的現狀，該企業構築了“廢鉛回收－冶金精練－鉛合金加工－鉛產品再生”的迴圈體系，每年回收利用20萬噸廢舊鉛酸蓄電池，緩解了我國鉛資源供需緊張矛盾，企業效益也非常好。江蘇南通回力橡膠有限公司是我國目前最大的廢舊輪胎橡膠回收再利用生產企業，3噸再生橡膠可替代1噸天然橡膠，近幾年該公司再生膠年產量已超過3萬噸，年銷售收入達2億元，並且年出口再生膠3600噸，創匯200萬美元。

　　2．較低的分離成本

　　許多“廢棄物”迴圈利用的分離成本是比較低的，甚至不需要分離而只是通過自身的化學和物理作用就能夠自然迴圈利用，因為分離成本較低，這些“廢棄物”經濟可迴圈度比較高。如生態農業中的農產品“廢棄物”和畜牧產品“廢棄物”；冶金、化工行業的能量梯次運用以及酸鹼廢液中和等。與此相反的是，在實際生活中，高分離成本成為許多“廢棄物”迴圈利用的瓶頸，一些具有較高價值密度的“廢棄物”往往是由於分離成本太高而難以被迴圈利用，如所謂的電子垃圾和含有大量具有利用價值無機物或有機物的工業廢水。

　　3．“廢棄物”產生規模大、空間分佈集中

　　對於那些“廢棄物”產出量大且空間集中的空間單位主體，“廢棄物”產出規模足以支撐較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並且“廢棄物”空間分佈的集中也使得其收集和運輸成本比較低，這大大提高了“廢棄物”的經濟可迴圈度。“生產排泄物，即所謂的生產廢料再轉化為同一個產業部門或另一個產業部門的新的生產要素……也是大規模社會勞動的結果。由於大規模社會勞動所產生的廢料數量很大，這些廢料本身才重新成為商業的對象，從而成為新的生產要素。”

　　在相對集中的空間內產生大規模的“廢棄物”，既可以在空間單位主體內部實現，也可以通過不同空間單位主體的聯合實現：

　　一方面，一些空間單位主體自身所產生的“廢棄物”規模比較大，能夠滿足規模處理的需要，因而可以滿足其內部迴圈利用的規模要求，甚至還可能在消化完自身產生的“廢棄物”後，需要從外部購買一些同類“廢棄物”，“廢棄物”經濟可迴圈度超過1。

　　另一方面，雖然有些空間單位主體自身產生的“廢棄物”難以達到規模處理，但如果將相類似的空間單位主體集聚起來，就可能滿足“廢棄物”迴圈利用的規模要求，“廢棄物”經濟可迴圈度就可以大大提高。

　　4．專門化固定資產投資較低。 “廢棄物”迴圈利用一般需要一些專門化的固定資產作為集中、分離和再加工利用的物質基礎，固定資產既提高了“廢棄物”迴圈再利用的能力，也提高了迴圈再利用的成本和門檻。一些“廢棄物”的迴圈利用所需要的專門化投資比較小，並可以就近取材，從而提高了“廢棄物”迴圈利用的程度。因此，較低的固定資產規模往往應用在“廢棄物”產生規模較少、迴圈利用生產工藝相對簡單的空間單位主體，如家庭、小規模農業，其產生的某些“廢棄物”迴圈利用簡便、易行，勞動力的機會成本也比較低。

　　目前，我國迴圈經濟尚處於試點和探索階段，全社會性的迴圈經濟還沒有真正建立，與世界發達國家還存在較大差距。根據一項內部研究資料（國家能源領導小組辦公室，2007），中國廢鋼占粗鋼產量比重為26%，世界平均水平為43%；中國再生鋁占鋁產量比重為21%，世界平均水平為40%；廢紙占造紙原料比重為33%，而日本達到60%。我國發展迴圈經濟的相對落後表明我國具有發展迴圈經濟的巨大潛力，但需要在遵循“廢棄物”迴圈利用內在經濟要求的基礎上，探索出提高經濟可迴圈度的有效途徑。

　　1．加強產業耦合，大力發展範圍經濟

　　“廢棄物”的經濟可迴圈度除了受自身物理、化學特性制約外，還要受到社會經濟大系統物質運行技術、經濟條件的影響。迴圈經濟強調不同產品、不同生產環節間的代謝和共生關係，只有這樣，某個企業或生產環節所產生的“廢棄物”才能夠被其他企業或生產環節充分吸收和轉化。這種相互依存的代謝和共生關係，需要社會生產的各個企業、各個部門或各個環節等經濟活動主體存在互補性的緊密技術經濟聯繫，形成封閉的生態迴圈產業鏈條。互補性的技術經濟聯繫使得生產總成本大大低於各自獨立生產所需要的成本簡單疊加，表現出明顯的範圍經濟（範里安，1998）。範圍經濟不僅可以提高“廢棄物”的價值密度，還可能降低各種迴圈利用的成本費用。

　　範圍經濟可以在社會經濟大系統的不同層面實現：

　　首先，大型企業在其內部實現範圍經濟。如大型火力發電廠的粉煤灰處理、脫硫處理，大型化工企業或冶金企業的餘熱梯度利用等。這些企業不僅生產的各個環節之間聯繫緊密、產品縱向一體化特征明顯，有很強的資源綜合利用能力；而且這些企業自身所產生的“廢棄物”規模比較大，可以在企業內部滿足迴圈利用的規模要求，甚至有些企業在消化完自身產生的“廢棄物”後還要從企業外部購買一些同類“廢棄物”，“廢棄物”經濟可迴圈度超過1。江蘇沙鋼集團通過建立企業內部的資源迴圈和再生利用系統，每年從中直接獲利9000多萬元，迴圈經濟對企業效益的貢獻率超過了35%，生產廢水接近零排放，取得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雙贏”。

　　其次，園區層面實現範圍經濟。單一的企業可能難以具備迴圈利用其“廢棄物”所要求的範圍經濟或最低規模，存在發展迴圈經濟的困難。如果能夠在空間相對集中的工業園區內促使生產上相互銜接的相關企業集聚、實現產業集群，則可以很好地解決“廢棄物”迴圈利用問題，也符合專業化分工的效率原則（張文紅，2003）。江蘇省常州市經濟開發區將其園區的熱電廠與印染企業聯合最為典型。熱電廠在生產中會產生大量煤渣和含有二氧化硫的煙氣，這些煙氣需要用鹼中和，脫硫達標後才能排放。而印染廠在生產中需要排放大量鹼性廢水，鹼性廢水需加酸中和後，才能進行生化處理。兩類企業進行聯合實現以“廢”制“廢”，印染廠降低了廢水中的色度和懸浮顆粒物，COD指標下降了50%，大大節約了廢水處理的成本；熱電廠因用鹼水對煙氣進行脫硫，降低了二氧化硫排放量，每年少繳排污費30多萬元，也減少了熱電廠自身的用水量。

　　最後，社會層面實現範圍經濟。由於受到空間制約，某些“廢棄物”在園區內也難以被迴圈利用，這時可以通過市場聯繫在更大的空間範圍實現迴圈利用（王丙毅，2006）。迴圈經濟環狀迴圈是更多地表現在物質運動形態上，從資源配置角度看，社會經濟運行要受到價格和信息等經濟信號的引導，“廢棄物”迴圈利用的資源配置完全可以突破環狀封閉的限制，變環狀迴圈為網狀迴圈，依靠市場機制，藉助中介組織和信息，通過信息流引導物流，將不同企業、不同社區甚至不同區域的同類“廢棄物”進行整合、調劑餘缺，大大提高其迴圈利用水平。江蘇南通啟東市王鮑第二磚瓦廠利用上海挪亞公司的造紙廢水代替內燃煤處理污泥，年節約煤 500噸，節省粘土約1萬方，全年新增效益30萬元。

　　2．健全迴圈經濟的產業組織形式

　　如果某種“廢棄物”經濟可迴圈度大於零，其就具備了迴圈利用的現實生產力。但是，現實生產力要付諸實施，還要受到“廢棄物”迴圈利用的利益相關者利益分配形式的制約。迴圈經濟的主要利益相關者包括“廢棄物”的生產者、流通者、再轉化迴圈利用者。與一般的產品生產不同，對“廢棄物”生產者來說，如果“廢棄物 ”不能有效迴圈利用，它就只對生產者構成處理成本或者將該成本轉移到社會，。前面的分析都是假定“廢棄物”的產生和迴圈利用基本上都是在同一空間單位主體內發生的，但如果“廢棄物”迴圈利用的主體不是其產生主體時，就會存在“廢棄物”產生者是繼續承擔成本還是分割收益的問題。因此，“廢棄物”迴圈利用作為一種特殊的生產模式需要特殊的產業組織形式。

　　與其他產品生產過程一樣，“廢棄物”經濟可迴圈度的核心是如何內化迴圈利用的成本和收益問題（Alchian and Demsetz.，1972）。“廢棄物”迴圈利用的具體產業組織形式，要由“廢棄物”迴圈利用相關利益者的交易頻率、資產專用性程度、“廢棄物”的產出規模、交易雙方的市場力量等因素決定（Williamson，1975）。對許多“廢棄物”來說，隨著經濟可迴圈度的提高以及迴圈利用規模的擴大，“廢棄物”價值密度會不斷提高，“廢棄物”價值密度的影子價格屬性減弱，市場化程度會不斷加強。從某種意義上講，能夠市場化迴圈利用的“廢棄物”往往意味著較高的經濟可迴圈度，甚至可以產生專業的“廢棄物”迴圈利用企業。

　　3．推進技術進步

　　迴圈經濟要以技術進步為基礎。一般來說，技術進步傾向於提高“廢棄物”的價值密度，降低分離成本和再加工成本。因此，技術進步在提高“廢棄物”價值密度、降低分離成本和再加工成本上具有關鍵意義。“機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來不能利用的物質，獲得一種在新的生產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科學的進步，特別是化學的進步，發現了那些廢物的有用性質……化學工業提供了廢物利用的最顯著的例子。它不僅發現新的方法來利用本工業的廢料，而且還利用其他工業的各種各樣的廢料。”因此，應加大科研投入，提高“廢棄物”迴圈利用的技術進步水平。政府在加大對基礎性技術研究開發投入的同時，還應通過財政等各種措施激勵企業提高研究開發水平。從技術進步的重點來看，因為過高的分離成本和再加工成本往往成為許多“廢棄物”迴圈利用的瓶頸，所以，迴圈經濟相關技術進步的重點在於能夠降低“廢棄物”分離成本的再加工成本的領域。

　　“廢棄物”迴圈利用與節能降耗、環境保護密切相關。迴圈經濟技術進步要緊密與企業或行業技術結構、企業規模結構調整、改造和升級結合，統一協調形成合力，做到事半功倍。如果單純為迴圈而迴圈，不能與整個企業或行業的技術進步、工藝設備更新很好結合，“廢棄物”迴圈利用就可能難以理想，甚至事倍功半（蘇建設、顧巍，2006）。

　　4．完善各種政策措施

　　首先，因為“廢棄物”迴圈利用往往有很高的環境效益，具有正的外部性。所以，迴圈經濟要以合理的價格和稅收調節政策為杠桿。合理的價格和稅收杠桿以及市場培育可以提高“廢棄物”的價值密度、減少相關成本，從而提高“廢棄物”的經濟可迴圈度。

　　其次，通過社會管理，引導分散的消費者合理處置“廢棄物”，降低“ 廢棄物”的收集和分離成本，從而有利於提高經濟可迴圈度。

　　最後，由於“廢棄物”的空間分佈對其迴圈利用的收集和運輸成本非常關鍵，因此，“廢棄物”迴圈利用的合理佈局也是非常重要的。

　　【1】郭慶方.迴圈經濟：經濟可迴圈度及其實現條件,《工業技術經濟》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