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福利社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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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福利社會化是以社會共同責任本位為理念基礎，通過社會福利主體的多元化、籌資渠道的社會化和服務隊伍的社會化，實現福利對象的公眾化，即動員社會各部門力量，為有需要的社會成員提供專業或志願服務，以最大限度滿足社會成員的福利服務需要。

　　社會福利社會化本質是以 “福利多元主義”或社會共同責任本位為理念基礎的福利改革實踐。社會共同責任本位倡導國家(或政府)、企業、個人及社會共同承擔社會福利責任，主張不同責任主體之間的分工與, 合作。福利多元主義四維分析框架下的社會福利社會化至少蘊含著如下價值理念：

　　(一)福利目標——由最低標準到社會質量

　　社會福利社會化改革以前，我國的社會福利是指民政部門代表國家提供的針對弱勢老人、殘疾人、孤兒和優撫對象提供的收入和服務保障，保障標準是其基本生活。相應地，我國社會福利事業主要由兩大部分組成：一是民政部門興辦的社會福利生產企業，其目的是幫助殘疾人和優撫人員解決生活和就業困難問題；一是民政部門興辦的社會福利服務機構，如敬老院、孤兒院、精神病人福利院、兒童福利院等，其福利對象主要為喪失自謀生計能力的“三無”人員、殘障人士和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病殘人士，社會福利機構為其所提供的福利僅限於滿足其基本生活需要或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

　　一方面，最低標準的社會福利僅能從治標的層面幫助社會福利對象暫時緩解困境，使社會福利對象的生存狀態始終在低水平徘徊，無法從根本上幫助福利對象擺脫困境、改善生存狀況。另一方面，最低標準的社會福利僅僅面向社會上極貧極弱的“三無”人員及孤寡殘疾人士等極少數社會成員，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廣大社會成員則很難享受基本的社會福利服務。由此可見，提高社會福利水平、擴大社會福利服務受益面，由保障最低標準向追求社會質量轉變是社會福利社會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所謂社會質量是指“民眾在提升其福祉和個人潛能的條件下，能夠參與社會的社會經濟生活的程度”。追求社會質量意味著：首先，人們必須有機會獲得社會經濟保障，以便使其免於貧困和其他形式的物質剝奪，這就要求社會為其成員提供充分的就業、收入、教育、健康照顧、社會服務、環境、公共衛生和個人安全等各種經濟與社會保護；其次，社會必須儘可能地減小對其成員尤其是弱勢群體的社會排斥，併為其融入社會創造條件；再次，社會必須賦予其成員充分的自主性及一定的權能，以便使其在急劇的社會變遷面前，有能力全面參與經濟與社會生活。

　　在以追求社會質量為目標的社會福利體制下，一方面，弱勢群體不僅可以得到社會經濟保障，從而有效抵禦社會風險、擺脫社會困境；另一方面，社會福利將儘可能惠及更多的有服務需要的社會成員，從而有效實現社會福利對象的公眾化。

　　(二)福利對象——由被動受助者到能動主體

　　由於改革前的社會福利僅為弱勢群體提供基本的收入和服務保障，故這種社會福利被刻上了很深的社會救助烙印。在社會救助意識占主流的背景下，社會福利對象只能作為被動的受助者。作為被動受助者，改革前的大部分社會福利對象具有如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一是普遍陷入污名化(stigmatization)處境。中國自古就有“君子當自強不息”、“貧者不食嗟來之食”和“道不外求”的警世格言，這些格言體現了中華民族“自強、自立、自尊”的傳統救助觀。受這種傳統救助觀的影響，“萬事不求人”和不背人情債是一般人生活的基本信條。這意味著，除非萬不得已，人們是不會也不應去求助於他人的。而對於那些依靠社會福利度日的人，社會往往給他們帖上“懶惰”、“無能”、“生理缺陷”、“性格怪異”、“與家人水火不容”等各種各樣的標簽，從而使其陷入污名化的處境，並給其造成心理上的傷害。

　　二是主觀的弱勢心態。如前所述，傳統的社會福利對象多為孤寡殘疾幼人士，他們要麼是年齡或性別上的弱勢群體，要麼是生理或心理上的弱勢群體。這種弱勢身份往往強化其弱勢心態，即往往強調“我是弱勢群體的一份子，我需要政府和社會的幫助”，較少考慮如何通過自身的努力去擺脫困境、改善生活現狀。

　　三是客觀的無能為力。由於政府和社會僅為弱勢群體提供基本的收入和服務保障，傳統的福利對象往往無法在政府和社會的有效支持下提升個人的人力資本或社會資本，以從根本上擺脫困境，因而往往不得不繼續靠政府救濟度日。

　　四是社會責任感的不足。根據需求層次理論，個體只有在低層次的需求得到滿足後，才會轉而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對於傳統的社會福利對象而言，他們除了生存的需求外，可能還潛存著“兼濟天下”的自我實現需求。然而，在傳統社會福利僅保障其基本生活甚至是最低生活時，他們的生存需要尚未得到有效滿足，是很難產生服務社會的自我實現需要的。因而，社會責任感不足也是傳統的福利對象普遍存在的問題。

　　社會福利對象的被動狀態與社會福利權利與義務適度結合的原則是相悖的，它不利於提高社會的整體福利水平。因此，社會福利社會化改革要致力於將被動受助的福利對象轉化為能動的社會主體。所謂能動的社會主體是指，作為社會福利對象，個體不再一味依靠政府或社會來解決其問題，而是充分利用政府和社會的幫助，增強自身權能，在通過自身努力提高生存能力、改善生活狀態的同時，建立起對社會的責任感，為社會福利發展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三)福利主體——由獨力支撐到多元合作

　　在二元分割體制下，無論是國有部門，還是非國有部門，都存在著福利主體單一化的問題。對於城市國有部門而言，“政府包辦企業”、“企業包辦社會”的普遍事實表明，政府實質上成了社會福利的唯一責任主體，社會、社區和家庭和個人未能承擔相應的責任，市場的力量則微乎其微；對於非國有部門而言，家庭和社區成為社會福利的主要責任主體，政府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市場力量亦未發育成長。可見，在改革前，在我國社會福利事業的不同部門，均存在單一主體獨力支撐社會福利的問題。

　　社會福利社會化的四維分析框架主張不同社會福利主體的多元合作，一方面，國家、市場、民間社會和社區均應承擔相應的責任，發揮相應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福利主體應視其性質有不同的角色分工，並與其他部門有相應的合作。

　　首先，國家在任何時候都是社會福利的最主要責任主體。作為國家的代表，民政部門、教育部門、醫療衛生部門等在制度建設、事業規劃、標準制定、服務監管、人員培訓和機構協調、價值導向、經費資助等方面的責任首當其衝。政府部門不僅要積極出台和完善社會福利政策，而且要合理規劃社會福利事業；不僅要充分動員社會力量制定社會福利標準，而且完善福利服務的運行監管機制；不僅要在觀念層面加強對社會福利社會化意識的倡導，而且要在福利運行層面加大對社會福利事業的經費投入和社會福利機構的政策扶持與服務引導；不僅要為其他福利部門的獨立運行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而且要在機構協調方面承擔重要職責。此外，民政部門、教育部門、醫療衛生部門等所屬的福利院、學校和醫院等機構在標準制定、服務示範、人員培訓、事業規劃、機構協調等方面亦應發揮重要職能。

　　其次，作為市場力量代表的營利部門是社會福利的直接服務者。作為社會福利社會化的重要載體，營利部門一方面需要政府部門在服務示範、經費資助和政策扶持方面提供大量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應在福利事業規劃、標準制定等方面充分發揮建議和監督作用，同時應積极參与同政府、家庭、社區及NGO之間的協作與溝通。

　　再次，社區是以一定的地域為界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是社區居民休息和生活的主要場所。作為社會管理的中介系統之一，社區既可以藉助行政力量培育居民的自治意識與自治能力，倡導居民參與志願服務，又可以與企業合作，還可以爭取NGO、NPO等志願組織的支持，發展社會福利事業。因此，社區應充分發揮其獨有的優勢，整合社會福利力量，為社區居民提供經濟資助、生活照料、日間照顧、家政服務、情感慰藉、心理輔導、娛樂休閑、醫療衛生及文化教育等全方位的服務。同時，作為社區的一份子，每一位社區居民應該大力弘揚守望互助和尊老愛老的文化傳統，在家庭福利和社區福利方面承擔應有責任的同時，廣泛參與社會公益事業，從而在全社會形成志願服務的良好風尚。

　　最後，以NGO、NPO為代表的民間社會是現代社會福利事業中最活躍的部門。民間社會既是志願服務的直接提供者，也是社會福利事業的積極推動者。它們在為社會成員提供各種志願服務的同時，積极參与社會福利政策的制定、評估、檢討與建議，併在促進社會福利隊伍的專業化和高志願性方面發揮著首當其衝的作用。

　　(四)福利協作機制——由行政主導型轉向民主對話型

　　社會福利社會化改革以前，從形式上看，我國已形成了以政府部門為主導，以單位和社區為骨幹的多元化福利主體；然而，從各福利主體之間的關係來看，改革前我國的社會福利協作機制具有渾厚的行政化色彩，即不同社會福利主體之間多是領導與被領導關係，或指導與被指導關係，較少純粹的合作關係。首先，作為居民自治組織的社區居民委員會是一個“官辦”色彩很濃的組織。一方面，社區居委會營辦的社會福利服務項目往往是因上級規定的任務與目標而生，因而缺乏主動性和自主性；另一方面，社區居委會在福利服務項目的規劃、立項與資金支持，以及福利服務項目的具體管理與運作上均高度依賴於上級組織。因此，其主辦的老年福利服務機構實質上仍然是行政附屬組織。其次，作為“單位辦社會的”主體，國有企事業單位普遍存在“政企不分”的問題，它們既是經濟組織，更是政治組織和行政附屬組織。由此可見，改革前中國社會福利系統是一個由“主體性行政機構(政府部門)-附屬性管理機構(國有企事業單位)-行政附屬性組織(社區居委會)”構成的三分式架構體系，其社會福利協作機制屬於典型的行政主導型。

　　行政主導型的福利協作機制使社會福利主體的多元化徒有其名，這一方面不利於非政府部門福利功能的發揮，從而使政府部門不堪重負，另一方面無法有效滿足社會成員日益增長的社會福利需要。與行政主導型福利協作機制不同的是，民主對話型的福利協作機制意味著，社會福利事務是通過對話協商解決而不是通過權力推動，各福利主體之間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而是合作關係。每一個福利主體都是相對獨立的主體，而不同福利主體之間既相互合作，既相互監督和互相制衡。民主對話型的福利協作機制有助於最大限度地調動不同福利主體的積極性與能動性，有利於促進社會福利事務的民主化、科學化與高效化，因而是社會福利社會改革的必然選擇。

　　(五)福利政策模式——由消極被動轉向積極主動

　　吉登斯將社會風險劃分為外部風險(external risk)和人為風險(manufactured risk)。他認為，外部風險是來自外部的、因為傳統或自然的不變性和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包括生育、養老等可以預見的風險和工傷、失業和疾病或等自然發生的概率性事件；人為風險是由我們不斷發展的知識對這個世界的影響所產生的風險，是指我們在沒有多少歷史經驗的情況下所產生的風險，如大多數環境風險。相對外部風險而言，人為風險往往更難以預料。

　　吉登斯認為，傳統的社會福利主要是為應對外部風險而組織起來的，它往往用於解決已經發生的事，即為遭遇風險的社會成員提供物質、現金或服務上的援助，幫助其度過難關，防止其因遭遇風險而陷入生存危機，因而是一種消極被動的福利模式。與消極被動的傳統福利不同的是，積極的福利主要不是為了對付貧困，而是強調自我實現和責任，其目標是推動人的發展，其社會政策手段是增強人自身的生存能力，它往往採取事先預防的方法去避免人為風險的發生，而非事後的消極處理。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為風險逐漸超過外部風險成為社會風險的主要來源，因此，需要用積極的福利政策模式來取代消極的福利政策模式。

　　改革前我國的社會福利政策模式是一種典型的消極被動型或剩餘型福利模式，表現為社會福利對象主要局限於已經遭遇社會風險的困難群體，政府往往作為最後的出場者，且僅承擔有限的社會福利責任。在人為風險占主導的全球化背景下，我國的社會福利政策模式同樣需要實現從消極被動型向積極主動型的轉變，即：不僅要幫助社會成員有效處理危機，還要幫助社會成員積極面對危機和預防危機；不僅要滿足社會成員的物質需要，還應滿足社會成員的精神需要；不僅要幫助社會成員擺脫暫時的困境，還要幫助社會福利對象提升人力資本和發展能力；不僅政府要在社會福利中承擔更多責任，而且鼓勵和扶持政府以外的志願組織、慈善團體、自助組織、非牟利機構及各類企業等積极參与社會福利事業，促進國家、市場、社區和民間社會的共同參與，以增強社會的抵禦風險能力、提高社會成員的福祉。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黨和政府的重視、關懷下，我國以老年人、殘疾人、孤兒等社會特殊困難群體為主要對象的社會福利事業取得了長足進展，在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我國已經進入老齡社會，老年人口基數大，增長快，特別是隨著家庭小型化的發展，社會化養老的需求迅速增長。同時，殘疾人和孤兒的養護、康復條件也亟待改善。但是長期以來，我國社會福利由國家和集體包辦，存在資金不足、福利機構少、服務水平較低等問題，難以滿足人民群眾對福利服務需求日益增長的需要。社會福利事業的改革與發展，已經引起黨和政府及全社會的廣泛關註。為此，必須從長遠和全局出發，廣泛動員和依靠社會力量，大力推進社會福利社會化，加快社會福利事業的發展，這對於進一步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促進社會穩定和社會文明進步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推進社會福利社會化，對於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增加就業，也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推進社會福利社會化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切實可行的。全社會對社會福利需求的急劇增長，使社會福利社會化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人民群眾生活水平和道德水準的提高，為推進社會福利社會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企業“辦社會”職能分離後的資源與社會上閑置資源的綜合開發利用和置換，國內外一些社會團體、慈善組織和個人的積极參与(捐助或投資)，社區服務中養老、托幼和助殘等系列化服務的蓬勃發展，為實現社會福利社會化創造了有利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