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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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New Marxist Urban Theory）

　　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成過程中，馬克思等人雖然對資本主義工業化時期城鄉對立及城市階級鬥爭進行了論述和總結，但城市問題並不占據中心地位，在他們看來，城市只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重要環境條件而不是動因。而20世紀60年代以來，伴隨著資本主義國家城市危機的出現，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重新發現城市問題，併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

　　20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出現了一場城市社會危機，這場社會危機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

　　第一，城市中心區的衰敗。二戰後的四、五十年代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相對繁榮時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城市地區普遍經歷了擴張和蔓延，郊區化成為城市發展的一個普遍趨勢。伴隨著人口郊區化，工業和許多服務業也隨之遷出城市中心區，結果就使得大城市中心區雇佣就業機會減少，稅收減少，零售商業和社會服務減少，公共設施和服務下降，這一切均對大城市中心區的生存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第二，城市重構與城市財政危機。20世紀60年代以來，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全球城市的發展日益受到全球資本主義力量的影響，工業資本大量從老的工業城市流向新興的城市化地區，使城市的發展從老工業城市轉向了那些過去只經歷了很低城市化水平的新興城市地區。工業資本拋棄老工業城市不僅使老工業城市就業機會減少，失業增加，還使得這些城市的工廠廠房和其它固定資本貶值，城市稅收減少，不少城市甚至出現財政危機。可以說，資本流向哪個城市，這個城市就會繁榮興旺，反之就會一片蕭條。許多城市為了爭取資本不得不向商業利益屈服，特別是向跨國公司屈服。

　　第三，城市階級鬥爭和社會運動不斷。作為城市社會危機的具體表現，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城市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矛盾、衝突和鬥爭，騷亂不斷，各種政治鬥爭和社會反抗運動如火如荼。在歐美城市中，各種社會階級、社會團體為爭奪城市資源和維護各自利益而發生的競爭和衝突，各種罷工和抗議，各種鄰裡組織的反抗活動等層出不窮。這一切使得城市裡的階級和種族不平等、社會衝突和社會運動倍受人們的關註。

　　面對城市社會裡發生的這些變化、衝突和危機， 一些學者開始紛紛求助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試圖對城市問題做出新的理論同答，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在此背景下逐漸形成，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列菲弗爾(Henri Lefebvre)、卡斯特爾(Manuel Castells)、哈威(David Harvey)等。

　　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淪主張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理論框架下去考察城市問題，著重分析資本主義城市空間生產和集體消費，以及與此相關的城市社會階級鬥爭和社會運動，力圖揭示城市發展如何連接、反映和調節著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以及如何體現出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

　　1．空間資本主義殖民化與城市空間生產

　　新馬克思主義之前的城市理論把城市空間當作一種客觀、獨立的研究對象，而新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空間，它看起來同質，看起來完全像我們所調查的那樣是純客觀形式，但它卻是社會的產物。空間的生產類似於任何種類商品的生產。”即城市空間並不是客觀、獨立的，而是一種社會產物。

　　那麼，作為社會產物的城市空間是怎麼生產出來的呢?新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是資本作用的產物。哈威指出，城市空間的本質是一種建構環境(build environment)，是包含許多不同空間元素的複雜混合商品，是一系列的物質結構，它包括道路、碼頭、溝渠、港口、工廠、貨棧倉庫、下水道、住房、學校教育機構、文化娛樂機構、辦公樓、商店、污水處理系統、公園、停車場等。城市空間組織就是由各種各樣的建構環境要素混合構成的一種人文物質景觀，是人為建構的“第二自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城市建構環境的生產和創建過程是資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結果，是資本本身發展需要創建一種適應其生產目的的人文物質景觀的後果。哈威將馬克思對工業資本生產過程的分析稱為資本的第一迴圈(primary circuit)，而資本第一迴圈中存在的內在矛盾就是資本過度積累所形成的危機。哈威認為，馬克思雖然指出了資本主義存在的這種矛盾和危機，但他並沒有看到資本豐義已經開始有了對付這種內在過度積累危機的辦法。資本主義的應付辦法就是當由：工業生產中的第一迴圈產生的危機逼近時，投資轉向“第二迴圈(secondary circuit)”，即資本投資於城市這個建構環境。總之，城市建構環境的形成和發展是南T業資本利潤無情驅動和支配的結果。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城_市空間建構和再建構就像一架機器的製造和修改一樣，都是為了使資本的運轉更有效、創造出更多的利潤。

　　由於城市空間資本土義殖民化，現代資本主義已經從一種在空間背景巾生產商品的系統發展到空間本身成為一種商品而被生產的系統，這樣一來，城市宅問的組織和變化就與資本主義體系有機聯繫起來。新馬克思主義學者十分關心城市空問組織是如何去反映、表達並影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本矛盾的。在他們看來，城市空間並不僅僅是一種“容器”，空間和社會行不是相互分離和獨立的實體，社會組織和空間過程不可分離地交織在一起。因為城市空間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和形成的。因此它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的一種表現。因此，當資本主義被再生產時，城市窄間形式也被再生產；當資本主義經濟結構調整以對面臨的危機作出反應時，其城市空間也將被重構調整。不過，現有的城市空問安排也會約束和塑造資本主義再生產或重構調整的方式，因為奪間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固定”或“凍結”在那些已經表達了以前經濟活動模式的形式中去了。故當資本主義變化時如果城市空間也發生變化，那麼它就只能是這樣一種情況，即資本主義在一種已有的城市空間佈局景觀中變化，而這種已有的空間佈局是不能簡單由一種行動意志所重翊的。索嘉(Soja，E.)將其概括為“社會空間辯證法”(social spatial dialectic)：“有組織的空間結構本身並不是具有自身獨立建構和轉化規律的結構，它也不是社會生產關係中階級結構的一種簡單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對整個生產關係組成成分的辯證限定．這種關係同時是社會的又是空間的”。這種觀點認為在劃分為統治和剝削階級的利：會結構與劃分為中心與邊緣的空間結構之間有一種對應的關係，因為二者都是由相同原因引起(資本主義)，表達了相同的事情，同時又相互塑造。這種社會空間辯證法的核心就是“社會生活的空間性是社會的物質構成的”。在這種觀點看來，表現在空間中的問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矛盾的必然表達，這種矛盾會受到現有空間安排的調節，並因當前空間模式的惰性與新經濟勢力之間的緊張而加劇。

　　2．勞動力再生產的空間單位與集體消費

　　隨著資本主義國家城市化的發展，人口日益集中到城市地區，整個社會的勞動力也日益集中於此城市在資本主義系統中成為勞動力再生產的空間單位。“城市對我而言更直接意味著與勞動力有關的過程，而不足它直接應用到生產過程中⋯⋯城市單位因而看起來是伴隨生產過程的再生產過程。”

　　在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城市社會中，一個基本的結構性矛盾就是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即勞動力的再生產與再生產勞動力必需消費品的供給之間的矛盾。勞動力再生產是在日常基礎(通過現存工人的勞動能力的再生產)和代際基礎(通過新一代工人取代已有工人的生產)上來完成的。它包括了簡單再生產(消費的勞動力再創造)以及擴大再生產(發展新的勞動能力)。這些再生產的實現手段是消費方式——住房和醫療，社會服務和學校，休閑設施及文化娛樂等。但在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勞動力的需要與資本利潤最大化需要卻存在著矛盾。儘管資本主義體制要求要有充分的勞動力再生產作為其持續生產和積累的先決條件，但單個資本主義生產者卻發現，投資於那些對於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商品的生產越來越無利可圖。卡斯特爾以法國住房建築業為例說明瞭這一點。在法國，資本發現投資建造低成本的工人階級住宅毫無利潤可圖，因此儘管有巨大的需求卻很少有企業去投資。

　　新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在資本主義城市社會，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須的商品供給潛在危機是資本主義內在、同有的，這是由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本性決定的。因為消費關註的是商品的使用價值，生產關註的是商品的交換價值，資本追求的是利潤和交換價值，而勞動力要求的是需要和使用價值，這二者之間很難一致。這就導致了那些對勞動力再生產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巨大消費空白空間，而這些空白的消費品生產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對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都是必要的，並由此造成了資本主義城市社會的“集體消費(collective consumption)”的危機。卡斯特爾對“集體消費” 的定義是“問題的特點和規模使得消費過程的組織和管理只能是集體而不是別的什麼人。”，集體消費危機是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城市問題的具體表現，主要表現為住房供給短缺、醫療健康保護不夠、社會設施缺乏等方面。城市集體消費危機造成了整個城市社會新的政治緊張並帶來新的矛盾和鬥爭，國家為了維護社會穩定被迫干預勞動力再生產過程以試圖填補消費空白，結果就是越來越多的社會必要消費由同家來負責提供。卡斯特爾認為，政府對集體消費品供給的干預本質上是服務於私人資本的。

　　3. 城市社會的階級鬥爭與社會運動

　　在資本主義城市社會，伴隨著空間資本主義殖民化以及集體消費的出現．城市社會矛盾和階級鬥爭也表現出新形式，主要表現為圍繞城市建構環境的階級鬥爭和集體消費危機引發的城市禮會運動。

　　在當代兩方資本主義城市社會，階級鬥爭的焦點不同於馬克思主義時代的“工廠車間”鬥爭，當代的階級鬥爭已經超出了工作場所，對城市空間的使用成為城市階級鬥爭的重要部分。城市空間資本主義殖民化使得城市建構環境的生產負載了資本主義的邏輯和矛盾，即為了資本積累、為了剝削勞動力而生產，空間生產過程中的基本矛盾，就是剝削空間以謀取利潤的資本要求與消費空間的人的社會需要之間的矛盾，也就是利潤和需要之間的矛盾。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的政治表現就是階級鬥爭。對資本而言，城市空間的開發意味著紅利、租金、利息以及資本的獲得；但另一方面，工人是城市空間的消費者。由於資本總想試圖使利潤最大化， 因此工人從資本那裡獲得的東西就代表了一種“利潤的損失”，這樣雙方在城市空間的使用上就會出現衝突和鬥爭。由城市空間使用引發的矛盾是資本主義制度內資本家與工人階級之間階級衝突的另一種表現形式。這是一種關於生活、居住等生存條件和成本的鬥爭。圍繞著城市建構環境的生產和使用，勞動力、土地資本及租金占有者，以及那些通過生產這些商品來尋求利潤的建築商三方展開了鬥爭。

　　在勞動力再生產領域，政府對集體消費品供給的干預導致了集體消費問題的政治化。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由於政府對集體消費品供給承擔的責任越來越大，這就使得政府支付了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而私人資本獲取了這些勞動力創造的利潤。換句話說，城市政府為再生產勞動力支付了越來越多的成本，而私人資本卻將這些勞動力創造的利潤保留在自己手中。其結果是，城市政府在集體消費領域承擔的責任越多，增加社會供給越多，政府本身的財政收支就越不平衡，最終導致城市的財政危機。面對財政危機，城市政府的一個辦法就是增加稅收，但這種辦法是不可行的，因為對資本家徵稅會削弱私人部門的利潤，而在資本全球化時代，這種徵稅會使資本逃離，選擇其它國家的城市或地區；而對個人征收所得稅作用又十分有限，且從長遠看會抑制消費而起反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城市政府在維持重要但又毫無利潤可圖的公共服務中。其干預的代價就是通貨膨脹和日益增長的公共債務。面臨著通貨膨脹螺旋式上升以及日益加劇的經濟衰退，政府的反應就是削減社會開支水平和章新安排資源，從支持勞工轉向支持資本。這就導致了集體消費供給的危機，於是就出現了住房短缺、醫療保健極差、學校不夠、交通設施很差、文化娛樂設施不夠等問題，結果就會出現各種城市反抗運動，於是政府干預消費過程又再現。但這次不同的是，整個消費領域現在已經政治化，國家承擔供給社會資源的責任越多，結果日常生活就越政治化。如果說日益增長的集體供給水平的一個功能是滿足下層階級的要求，那麼隨之而來的就是這種供給水平下降所帶來的對政府本身的一股更強和更政治化組織的下層階級的反抗。

　　卡斯特爾將城市集體消費問題引發的城市社會反抗和鬥爭稱為城市社會運動，在當代資本主義城市社會，城市運動已經成為影響城市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於人們的社會利益與其所在社區緊密相聯，城市社會運動帶有很強的社區性。有關社區公共設施資源的爭奪，如住房、學校、醫療保健、交通、環境保護等經常成為城市社會運動的核心內容。例如，卡斯特爾分析了巴黎的住房政策與城市社會運動。在巴黎，政府為了對民眾的住房需求做出反應，制定了一個複雜的住房生產和分配體系，住房因此被社會化，成為一種公共服務，這些公房集中在一起成為新的城市組成部分。由於這些住宅 有大致相同的生活條件，因而更容易使這裡的居民認識到他們之問的共同性，面對城市問題，他們更容易產生共同的保護意識並組織起來爭取自己社區的利益。在巴黎人們就組織起了租房者工會。卡斯特爾把這種現象稱為“集體消費的工聯主義”。卡斯特爾通過對城市社會運動的分析，認為社會運動是對社會統治的反抗，在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它們對城市和社會產生了主要的影響”。

　　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反映了二戰後西方資本主義同家城市社會變化的現實，代表了對城市社會的一種全新看法，為理解和分析城市社會變遷提供了獨特的理論視角，其突出貢獻和特點主要表現為：

　　第一。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在空間生產和集體消費領域創新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併在階級鬥爭領域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其分析的重點是工業領域的生產，並沒有關於空間生產及其矛盾的理論，而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則根據資本主義發展新形勢，對資本主義條件下城市空間生產的邏輯及其矛盾進行了開創性分析，彌補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對空間分析的空白。在消費方面，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對發達資本主義階段集體消費問題的分析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種開拓。另外，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對城市社會的階級鬥爭和矛盾的分析也具有繼承性和創新性。

　　第二，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為豐富和發展城市禮會學理論做出了很大貢獻 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受城市社會學主流理論範式——人類生態學(Human Ecology)的支配和影響，城市社會被看作是一個獨立的分析單位，其變遷是一個功能分化以適應環境變化的過程，是尋求人口、社會組織、環境以及技術之間的均衡發展過程。而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則提出了看待城市問題的全新視角，它認為現代城市屈從於一個更大系統，是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資本主義體系包含著內在的基本矛盾，正是這些基本矛盾影響和決定著資本主義城市的發展和變遷。城市的發展連接、反映並調節著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城市的變遷是與資本積累、資本迴圈以及集體消費等資本主義運作過程相聯繫的，體現了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

　　第三，旗幟鮮明的批判立場。新馬克思主義城市學者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對資本主義城市社會現實持批判分析的態度，註重對城市社會變遷和社會衝突的考察。在新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城市是資本積累和階級衝突集中的場所，資本主義體系下的城市充滿著相互對立的關係和力量，是不同階級、不同利益群體爭奪各種城市資源的鬥爭場所。他們關註在城市發展和變遷中，誰是受益者，誰的利益被侵害了，政府制定的社會政策為誰服務等問題。

　　但是。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本身也存在不少問題，尤其是其結構決定論。在新馬克思主義學者看來．城市社會的發展和變遷完全是資本主義“深層次社會力量作用的表現”，完全忽視了人的行動和反應對城市社會發展和變遷的作用，忽視了每個城市地方獨特變數對城市發展和變遷的影響。正因為如此，在新馬克思主義學派之後，城市社會學理論研究又出現了一個轉向，即新城市社會學(New UrbanSociology)，新城市社會學理論以資本主義以及全球化為背景和出發點，在此前提下，著重分析城市社會地方變數的差異性和獨特性，以及這些差異性和獨特性對城市社會發展和變遷所產生的影響，強調人的行動的重要性，特別是對權力精英或一般市民共同體在影響地方未來發展中的作用給予了極大關註。

　　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理論作為一種理論視角，對於我們看待當前中國城市社會的發展有重要啟發意義。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城市經濟社會體制改革，我國城市社會發展也出現了很大變化，隨著政府經營城市理念的引人，以及城市土地開始實行市場化交易和拍賣，城市建設由原先政府單一投資向多元化主體投資轉變，尤其是隨著住房商品化改革的進行，房地產業在城市發展中的影響越來越明顯。資本力量在城市空間的生產及塑造城市建構環境方面的作用越來越大，資本造城現象十分明顯，伴隨著這些進程，城市發展和變遷中的社會矛盾越來越多，例如圍繞商品房這一建構環境的業主與房地產商之間的利益矛盾和鬥爭就在很多商品房樓盤中不斷出現，圍繞著房屋拆遷或徵地過程中的矛盾也十分突出，對於這些城市社會發展和變遷現象的理解和認識，新馬克思主義學派理論給了我們很好的分析視角，值得國內城市社會學研究者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