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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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Confucius)

先師孔子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編撰了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春秋》。據有關記載，孔子出生於魯國陬邑昌平鄉(今山東省曲阜市東南的南辛鎮魯源村)；孔子逝世時，享年73歲，葬於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載於語錄體散文集《論語》及先秦和秦漢保存下的《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的遠祖是宋國貴族，殷王室的後裔。周武王滅殷後，封殷宗室微子啟於宋。由微子經微仲衍、宋公稽、丁公申，四傳至泯公共。泯公長子弗父何讓國於其弟鮒祀。弗父何為卿。孔子先祖遂由諸候家轉為公卿之家。弗父何之曾孫正考父，連續輔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久為上卿，以謙恭著稱於世。孔子六祖孔父嘉繼任宋大司馬。按周禮制，大夫不得祖諸候，“五世親盡，別為公候”，故其後代以孔為氏。後宋太宰華父督作亂，弒宋殤公，殺孔父嘉。其後代避難奔魯(孔氏為魯國人自此始)，卿位始失，下降為士。孔子曾祖父防叔曾任魯防邑宰。祖父伯夏的事跡無考。父親名紇，字叔，又稱叔梁紇，為一名武士，以勇力著稱。叔梁紇先娶施氏，無子，其妾生男，病足，復娶顏徵在，生孔子。

　　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記·孔子世家》所記為魯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記》未記，按《穀梁傳》所記“十月庚子孔子生”。換算為當今之西曆應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魯國。魯國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對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禮樂之邦”之稱。魯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吳公子季札觀樂於魯，嘆為觀止。魯昭公二年(前540年)晉大夫韓宣子訪魯，觀書後贊嘆“周禮盡在魯矣！”魯國文化傳統與當時學術下移的形勢對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響。

　　孔子早年喪父，家境衰落。他曾說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年輕時曾做過“委吏”(管理倉廩)與“乘田”(管放牧牛羊)。雖然生活貧苦，孔子十五歲即“志於學”。他善於取法他人，曾說：“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他學無常師，好學不厭，鄉人也贊他“博學”。

　　孔子“三十而立”，並開始授徒講學。凡帶上一點“束修”的，都收為學生。如顏路、曾點、子路、伯牛、冉有、子貢、顏淵等，是較早的一批弟子。連魯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宮敬叔來學禮，可見孔子辦學已名聞遐邇。私學的創設，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傳統，進一步促進了學術文化的下移。

　　魯國自宣公以後，政權操在以季氏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魯君的兵符軍權。孔子曾對季氏“八佾舞於庭”的僭越行為表示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魯國內亂，孔子離魯至齊。齊景公向孔子問政，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說：“政在節財。”齊政權操在大夫陳氏，景公雖悅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齊不得志，遂又返魯，“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從遠方來求學的，幾乎遍及各諸候國。其時魯政權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於其家臣陽貨。孔子不滿這種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執國命”的狀況，不願出仕。他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魯定公九年(前501年)陽貨被逐，孔子才見用於魯，被任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歲。“行之一年，四方則之”。遂由中都宰遷司空，再升為大司寇。魯定公十年(前500年)齊魯夾谷之會，魯由孔子相禮。孔子認為“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早有防範，使齊君想用武力劫持魯君之預謀未能得逞，並運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齊侵占的鄆、灌、龜陰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為加強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提出“墮三都”的計劃，並通過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實施。由於孔子利用了三桓與其家臣的矛盾，季孫氏、叔孫氏同意各自毀掉了費邑與後邑。但孟孫氏被家臣公斂處父所煽動而反對墮成邑。定公圍之不克。孔子計劃受挫。

　　孔子仕魯，齊人聞而懼，恐魯強而並己，乃饋女樂於魯定公與季桓子。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孔子政治抱負難以施展，遂帶領顏回、子路、子貢、冉有等十餘弟子離開“父母之邦”，開始了長達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國的顛沛流離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歲。先至衛國，始受衛靈公禮遇，後又受監視，恐獲罪，將適於陳。過匡地，被圍困五天。解圍後原欲過蒲至晉，因晉內亂而未往，只得又返衛。曾見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衛靈公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說：“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後衛國內亂，孔子離衛經曹至宋。宋司馬桓魁欲殺孔子，孔子微服過宋經鄭至陳，是年孔子六十歲。其後孔子往返陳蔡多次，曾“厄於陳蔡之間”。據《史記》記載：因楚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孔子，致使絕糧七日。解圍後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衛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問曰，為政必以“正名”為先。返衛後，孔子雖受“養賢”之禮遇，但仍不見用。魯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歸魯，率軍在郎戰勝齊軍。季康子派人以幣迎孔子。孔子遂歸魯，時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歸魯後，魯人尊以“國老”，初魯哀公與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詢，但終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於整理文獻和繼續從事教育。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於魯城北泗水之上。

　　(一)仁愛的修身之道

　　1.仁愛之道

　　孔子認為“仁”就要做到這五點：“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悔，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貸》)

　　2.忠恕之道

　　仁愛的思想是儒家哲學里的基石，“仁”這個字是單立人加一個二，所以叫做“二人稱仁”。所以在與他人相處的過程中才會有“仁”。孔子認為“愛人”的具體表現和做人做事的出發點就是忠恕之道。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宋代朱熹對忠恕也做了解釋，他說：“盡己之謂忠，推幾之謂恕。”這就是孔子所說的道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

　　3.孝悌之道

　　孝指尊敬順從父母，悌指尊重兄長，是中國古代處理家族內部兩大關係的基本要求。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學而》)“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子罕》)由於當時的家族組織與行政這關係密切，在家能孝悌者，在政治上必定能敬重君主、公卿，所以，“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學而》)因為孝悌與政治相通，因此當有人問孔子“子奚不為政”時，孔子回答到：“《書》雲‘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為政》)

　　(二)禮的治世之道

　　1.孔子繼承了西周以來把禮作為治國之經緯的思想，認為禮是治國之本，形成了以禮樂教化治國安邦的總體思路。孔子對周禮抱著尊重的心態，而在實際上又有所損益。在繼承中創新，目的是為了救世。孔子是十分崇尚“同禮”的，在《論語》中多次談到自己對西周禮樂的嚮往。子曰：“周監乎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泰伯》)“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陽貨》)“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述而》)這態度談和感情畢竟是有一定的保守性的，因為周禮再好，也只是代表一個逝去了的時代，儘管那個時代曾經確實是輝煌的。

　　如果孔子果真面對當時禮崩樂壞的社會形勢，一味地維護周禮，那他肯定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保守派。但是，事實上，他對周禮也有許多不滿之處，併在推崇周禮的前提下，對周禮進行了許多“損益”。如“周禮”重視祭祀鬼神，而孔子在回答樊遲問知時則主張：“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雍也》)子路問事鬼神的問題，孔子明確地告訴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進》)他的弟子都認為“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孔子重人事輕鬼神，革新了“周禮”的基本精神。又如“周禮”規定的宗法制、世襲制在孔子這裡也被打破了，他提出的“舉賢才”(《子路》)打破了親親尊尊，主張“學而優則仕”(《子張》)，向社會打開了取士的大門。孔子通過對周禮的損益創造性地提出了“仁”的思想，使之他整個思想體系的制高點，並與“禮”配合，在修己的同時治人，在人的倫理道德完善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良好秩序。

　　2.孔子繼承西周德治思想，總結春秋德禮思潮，提出了“德化”、“禮治”的治國思想。孔子不滿當時“天下無道”，動蕩不安的社會，抱著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救世情懷，奔游列國，孜孜以求，倡導“德化”、“禮治”。他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他提出“為國以禮(《先進》)，集中表達了他對禮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除了重視德、禮，孔子也沒有忽視政、刑在治國理民過程中的重要性，他指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朱註：“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禮，謂制度品節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可見，孔子認為在治國理民過程中，德、禮與政、刑都是不可缺少的，不過，在這四者當中他是有先後的，這就是德、禮為先，政、刑為後。

　　3.孔子認為“治國以禮”既要註重形式，又要註重精神實質。他說：“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陽貨》)認為玉帛、鐘鼓是禮樂所不可少的，但只是限於形式上是不夠的，要註重禮的精神。 ’禮的精神主要體現為“仁”、“恭”、“敬”、“讓”、“情”等方面。“仁”是禮的最根本的精神內容。孔子是：“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意謂不仁的人，怎麼能談得上禮樂呢?援仁入禮，以仁充禮，為孔子構建學說體系的最關鍵環節。

　　4.如何實現以禮治國?孔子把“正名”作為起始。當他與學生游衛時，子路問：“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說：“必也正名乎!”子路有些不解，孔子接著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子路》)這一主張要落實在政治上，就是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顏淵》)。為此，在君臣關係上，他強調君臣之間要以禮相待，“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佾》)至於父子、兄弟、朋友之間，—句話，各種社會關係都要以禮為準則，甚至要求人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孔子倡導的禮，體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應該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不能“自諸侯出”，更不能“陪臣執國命。”(《季氏》)由於法治與禮治在那個特定的時代是有對立的，所以孔子站在維護禮治的立場上反對晉鑄刑鼎，這說明孔子確實有保守傾向。

　　孔子思想所指向的是整個社會的物質基礎和精神生活，其思想體系所圍繞的軸心即是治國安民的社會實踐。我們承認孔子是非常崇尚文武周公之道的，以至於連做夢不見周公都發出“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的感慨，可是他更註重“損益”，註重變化，不僅“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有“損益”和變化，以此類推，將來“繼周者”也會有“損益”變化。(《為政》)對此孔子自己曾有過生動的描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衛靈公》)

　　(一)文學上的貢獻

　　我國傳世的第一本文學作品《詩經》， 是由孔子整理成書的。據《史記一孔子世家》記載，古時有詩三千餘篇，孔子刪除其重覆的，選取其“為施於禮儀”的，形成了三百零五篇的《詩經》文本。孔子刪定《詩經》，最初的本意只是為他的“言語”科和“文學”科教學提供一部教材，實際上卻同時向中國文學史提供了第一部作品集， 開創了中國文學史的新時代。孔子還對《詩經》的主旨、作用和若幹篇章作了重要解說。《論語》中就有很多記載，如：“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 (《為政》) “不學詩，無以言。” (《季氏》)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 使之四方， 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子路》)等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更是最近發現孔子詩論文獻。孔子對《詩經》的解說，分編詩之義和說詩之義兩個部分，涉及到文學、政治、倫理、教育等各個層面，其中的一一些重要思想、理論，對後來的文學創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產生了極其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向渠哪得清如許， 為有源頭活水來” 。孔子整理的《詩經》和孔子的詩論，就是兩乾五百多年來中國文學和文論的“源頭活水”。

　　(二)史學上的貢獻

　　孔子是我國第一部史書《春秋》的作者。 《春秋》是魯國編年史，記載了上起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下至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242年的魯國曆史。孔子修《春秋》，是有感於“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出於撥亂反正的政治目的而作。孟子說：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孟子一騰文公下》)。司馬遷說《春秋》“貶天子， 退諸侯，討大夫， 以達王事而已矣” (《史記一太史公自序》)。孔子為《春秋》發凡起例，確立了許多書寫歷史的原則和凡例，其中最著名的是所謂“春秋筆法” ，即用簡約的文字表達複雜的微言大義，褒善貶惡， “一字之褒，如同華袞之榮： 一字之貶，無異斧鉞之誅”。 《春秋》一書僅僅16000餘字，卻記載了242年的歷史，可謂文約義豐。後世解釋《春秋》的著作有數種，傳世的有《左傳》、 《公羊傳》和《穀梁傳》。孑L子以前，周王朝和各諸侯國都有史官的設置，負責記錄國史，並且形成了秉筆直書、善惡必錄的優良傳統。孔子修錄《春秋》，繼承了這一優良傳統，又進一步賦予了史學以“資治”的目的，通過把歷史的原始記錄改寫成歷史著作，創立了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史學，奠定了此後兩千多年中國史學發展的基礎。應該說，不是司馬遷而史孔子，才是中國史學之父。

　　(三)哲學上的貢獻

　　《易》是大道之源， 也是中國哲學之源。《漢書一文藝志》記《易》之由來， “人更三聖，世歷三古”， 認為在《易》之早期發展史上，有三個至關重要的階段：伏羲始作八卦是第一階段，周文王由八卦演為六十四卦是第二階段， 孔子作《易傳》是第三階段。 《易傳》的基本特點是， 闡發易理。《易》原是卜繭之書，在很長一段時問內並沒有引起孔子的註意。 《史記一孔子世家》記“孔子晚年而喜《易》，讀《易》緯編三絕” 。1972年出土的書《易傳》亦記“夫子老而學《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孔子晚年如此好《易》，弟子問： “夫子亦信其藍乎?”孔子回答說： “我觀其德義耳。吾與史藍同途而殊歸。.史巫好《易》，是信其藍占；孔子好《易》，是“觀其德義”。孔子以其非凡的慧覺註意到《易》的“德義”層面，發現了蘊含於《易》之中的豐富哲理，於是作《易傳》十篇(又稱十翼)予以系統的闡發。可以說，孔子是改造《易》，使《易》轉向哲學，從而引發了易學革命的第一人。《易傳》中所運用和闡述的～些基本範疇、命題、思維方式和哲學思想， 如天道、太極、陰-陽，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等等， 是中國哲學的寶貴財富。古時易老並稱， 《易傳》與《老子》確實是中國哲學的“雙璧”，是兩篇不朽的哲學文獻。

　　(四)教育上的貢獻

　　孔子時代， 教育與學術由官府壟斷，但已開始出現鬆動的跡象，孔子順應這一趨勢，及時打出“有教無類” 的旗幟，以私人身份招徒講學，創辦了我國曆史上第一所私人學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先後培養了弟子三乾，賢人七十二；選編了《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種教材；將弟子分為“德行”、“言語” 、“政事” 、“文學” 四科進行教育。最值得稱道的是，孔子在其豐富的教學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了～套完整的教育理論和教學方法。如：教育目標是培養君子仁人，教育對象則“有教無類”： 教學原則是因材施教，教學方法採用“循循然善誘人”的啟髮式，要求弟子學思結合、舉～ 反三、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重視德育，智仁勇並舉而以仁為中心；提倡教師以身作則，師生教學相長；倡導實事求是的學習態度， “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論語一為政》)要求弟子學以成才， 學以致用。孔子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被尊稱為“萬世師表”。他的教育理論和教學方法，被奉為圭臬，指導了兩千多年的中國傳統教育，而且在今天看來，多與現代教育理念相契合，閃爍著科學的光芒。

　　(五)政治上的貢獻

　　孔子有過從政的經歷，在魯國“由大司寇行攝相事”個月內， 曾取得了“國中大治” 的政績。但是，比較而言，孔子的從政實踐遠不如他的政治思想更為出色和更有影響。孔子的政治思想，從“仁者愛人”出發，堅持以人為本，實行仁政德治，始終將社會的公正、程式、誠信和人民的福祉擺在第一位。孔子認為，為政首先要從自身做起，他說： “政者， 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論語一顏淵》)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論語一子路》)提倡選賢與能，賢能的標準是德才兼備。主張為政以德，寬猛相濟，德主邢輔。德治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法治是“道之以政，齊之以邢”，在這個意義上，孔子認為，德治優於法治。德治是以民為本的政治。德治要求“博施於民而能濟眾”， 反對苛政虐民，主張厚施薄斂， “使民以時” ，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造福於人民。孔子是清醒的現實主義者，也是有追求的理想主義者。他的政治理想，一是實現“天下為公” 的“大同”社會， 一是實現“天下有道”的“小康”社會。這是孔子為中國人民設定的兩個理想社會的目標。孔子的政治思想， 自漢代以降，一直被奉為治國平天下的指南，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政治文明的主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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