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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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國效應，是指，假定存在規模經濟，隨著規模的增大，平均成本會下降。假定兩個國家的資源相同，只是國家規模不同，在自由貿易條件下，較大的國家將處於優勢地位。在反映了一國對某種商品的國際市場影響力，也就是該國對這種商品的某種程度的壟斷能力。

　　人口規模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效應，這是有合理的經濟學解釋的。內生增長理論的代表人物羅默（Romer，1986）構建的理論模型中蘊含了明確的人口規模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即人口規模越大，該國或該區域的經濟增長速度越快。克雷默（Kremer，1993）用所估算的全球歷史數據檢驗了該理論。根據克雷默的數據，歐亞非三洲大陸8400 萬平方公裡，在公元1500 年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裡4．9 人； 美洲3800 萬平方公裡，每平方公裡0．4 人，澳大利亞800萬平方公裡，每平方公裡0．03 人。從經濟增長水平上看，在大航海時代將全球連為一體之前，人口規模越大的地區其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歐亞非大陸的經濟發展水平遠高於美洲和澳大利亞。澳大利亞更是長期停留在文明發展的早期階段。顯然人口規模對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作用。人口規模對經濟增長作用的機理是複雜的。

　　鄧小平（1993）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重要論述具有深厚的理論基礎。索洛（Solow，1957）對美國非農業部門的經濟增長進行核算時發現，全要素生產率（技術進步的指標）的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80％， 表明美國的的經濟增長來源主要是依靠技術進步。克魯格曼（Krugman，1994）指出，東南亞國家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本和勞動的投入，技術進步發揮的作用較小。因資本和勞動的邊際產出受到遞減規律的約束，東南亞國家經濟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 從而從理論上預測了1997 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出現。盧卡斯（Lucas，2009）研究了工業革命在全球範圍內的擴散，認為知識和技術的擴展正是一個國家產生經濟增長的原因。

　　科學技術（知識）包括經常以人力資本或者物質資本的形式存在。以人力資本形式存在的科學技術可以通過教育或者交流在人與人之間傳播，並應用於生產活動，以提高生產效率。如勾股定理用於製造直角尺，並廣泛用於生產過程，其傳播有利於提高生產效率。以物質資本形式存在的生產技術可以通過投資來持續積累。新的生產技術具有更高的效率，通過投資應用於生產過程，提高了生產效率。總的來說，科學技術通過提高生產效率，大大地促進了經濟增長。

　　人口規模對經濟增長髮揮作用的基礎是市場經濟的確立。如果沒有市場經濟的基本運行機制，則大國效應沒有發揮其重要作用的空間。楊格（Young，1928） 所闡發的斯密定理充分強調了市場規模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斯密定理表明只有當需求隨著市場規模的擴大增長到一定程度時， 專業化生產才能實現，專業化分工帶來生產效率的提高，從而帶來快速的經濟增長。瓊斯和羅默（Jones and Romer，2010）也指出市場的擴張帶來貿易的收益，增加了社會福利。

　　斯密定理意味著市場半徑的延長，即市場機制在人群中的擴散，通過市場機制把地理上分散的人口聯繫起來。其技術條件是交通與通訊技術的發展。隨著現代交通與通訊技術的發展，商品流、資本流、勞動流和信息流結合在一起使得分散的人口成為一個市場整體。人口規模越大，則市場半徑就越大。隨著市場半徑擴大，市場需求擴張，使具有規模經濟特征的產業可以迅速成長，為經濟快速增長奠基了基礎。

　　大國效應產生的經濟基礎是很多產業具有規模經濟的特征。馬歇爾（2007）論述了規模經濟形成的兩種途徑，即內部規模經濟和外部規模經濟。內部規模經濟對企業是內在的，企業的平均生產成本隨著其自身生產規模擴大而下降。外部規模經濟對企業是外在的，而對整個行業是內在的，即企業的平均成本不是隨著企業規模，而是隨著整個行業規模的擴大而下降。無論是內部規模經濟還是外部規模經濟，隨著市場範圍的擴大，產業迅速達到經濟規模，從而降低了平均成本，使得產品具有更大市場競爭力。

　　林毅夫（2007）討論了投資的潮涌現象。在開放條件下， 世界上已產生的生產技術可以被各個國家採用。具有規模經濟特征的生產技術在大國條件下，更易於產生規模效應。因此導致國際資本涌入發展中的大國， 這些涌入的資本及其所蘊含著的大量技術，迅速改變了資本流入國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導致大國經濟迅速增長，這是大國效應產生的經濟技術前提。

　　國際經濟領域內的大國效應是通過改變貿易條件實現的。貿易條件是指一個國家出口產品價格與進口產品價格的比值。國際經濟學理論指出，對於一個大國來說，對外貿易會改變商品的國際價格，從而會改變該國的貿易條件。一個大國如果大量進口原材料如石油、鐵礦石，那麼這些大宗商品的國際價格就會上漲。如果這個國家大量出口一種工業製成品，這種工業製成品的國際價格就會下降。一般認為在國際貿易格局中，貿易條件的這種改變是不利於大國的。其實並不盡然，因為大國可以利用巨大的國內市場和國內的產業聚集迅速實現規模經濟，降低該國的生產成本；而其競爭對手若是一個小國，沒有條件實現規模經濟，則其生產成本不能有效降低。進口原材料價格上升，出口製成品價格下降，這使得不具備規模經濟優勢的小國在和具體規模經濟優勢的大國的競爭中處於不利的地位。從這個角度來看，顯然在規模經濟存在的條件下貿易條件的改變有利於大國。

　　許多國家領導人之所以如此關註美國大選，就是因為在他們看來，誰當美國總統對他們國家來說關係重大。如果是一般國家，總統換人雖然是個事，但絕對不是什麼大事，不會讓其他國家領導人神經如此緊張。而美國則不同，歷次美國大選都是當年最重要的世界大事之一。這種現象反映了國際政治中的一個現實，就是像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或巨型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確實具有極為特殊的地位，發揮著其他國家不能替代的作用。這種巨型國家的內外政策變化特別是對外戰略調整會導致其他大國或國際戰略力量中心以及諸多次中心也作出相應的戰略調整，進而改變國際政治的面貌。我們可以把這種現實稱為“巨國效應”。

　　在當今世界格局中，除了巨國外，還有次巨國即普通大國，它們也是不可忽視的戰略力量中心。次巨國的內外政策變化和戰略走向也會對國際局勢帶來重大影響。比如，英國脫歐之所以受世界各國關註，主要在於人們擔心英國脫歐會否造成多米諾骨牌效應，最終導致歐盟解體。

　　國際政治中的“巨國效應”一直伴隨著國際關係史。從一定意義上說，國際關係史的主線就是巨國之間、巨國與次巨國之間互動的歷史。冷戰時期是兩個巨國對抗，這種對抗導致一系列局部熱戰和全球局勢緊張，也使全世界人民都籠罩在核大戰和人類毀滅的陰影中。冷戰結束後是一個巨國同若幹次巨國之間的博弈，相互間有競爭，也有合作，沒有截然的對抗性關係，所以國際局勢也大為緩和。特別值得關註的是，巨國與正在崛起的巨國即準巨國之間的不良互動，曾導致一幕幕“大國政治的悲劇”，也給世界造成深重災難。近年來中美兩國在應對金融危機、氣候變化等問題上的良性互動，不僅有利於雙邊關係穩定發展，也為國際社會形成共識、共擔責任起到了帶頭作用。二十國集團如果沒有中美合作，也不可能像今天這樣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機制。不過，未來中美兩國如何互動，是攜手共建新型大國關係，還是一起跌入“修昔底德陷阱”，仍然是國際戰略中最具全局性的重大課題。

　　當然，對比之下，巨國的戰略走向影響更大。尤其是在核時代及高科技武器時代，巨國如何使用其武力，著實讓世界各國擔憂。有人慶幸當年蘇聯是和平地解體。如果蘇聯是像近年來利比亞等國這樣經歷大混亂後政權垮臺，且不說其龐大的核武庫會遭遇何命運，就是常規武庫如果失控，其所造成的危害也是難以想象的。義大利文藝復興在輝煌中突然衰落，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那些在戰爭中潰散、失去指揮又攜帶武器的軍人擁進城市，燒殺搶掠，大量藝術品毀於兵燹，藝術家們失去了創作的條件和環境，甚至生命都難保。

　　對美國這樣有霸權主義傾向的巨國，愛好和平、正義的人民雖然不喜歡，但是更不希望它失序、失控。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沃勒斯坦在評論美國是否衰落時說：“問題不是美國是否衰落，而是如何衰落得更體面一點，不至於因為自己的衰落而給世界帶來災難。”沃勒斯坦講出了巨國效應。人們不僅要關註巨國崛起的方式，更要關註巨國衰落的方式。